经济犯罪视域下“休眠罪名”除罪化的正当性依据

“休眠罪名”是指在刑法中,囿于自身的规定或实践原因,难以在裁判文书中对其进行援引,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得到有效运用的罪名。“休眠罪名”主要反映在经济类罪名当中。作为刑法自身问题的体现,对“休眠罪名”进行除罪化具有正当性。其正当性依据在于:“休眠罪名”的存在不符合刑法的性质,即不符合制裁手段的严厉性、刑法的谦抑性和保障性要求;“休眠罪名”的存在难以发挥刑法的机能,即不利于发挥法益保护机能、行为规制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休眠罪名”的存在不利于发挥非刑罚治理手段的作用;“休眠罪名”的存在不利于由“国本主义刑法观”向“人本主义刑法观”转向,不利于由“管理工具观”向“权益保障观”转向。

非法移民除罪化趋势探究——兼议对我国“三非”外国人管理的启示

国际移民问题由来已久。自全球化趋势出现以来,国际移民问题日益凸显,从而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与重视。在全球打击非法移民的浪潮下,一些国家和地区对非法移民开始放宽政策,从法律和人道上予以宽待和关怀,国际移民政策在局部国家和地区出现了除罪化的趋势。这种趋势虽然还未蔚然成风,仅表现为个案,但是作为移民史上的新现象、新趋势,值得世界各国移民部门研究和关注。通过对这种趋势的研究和了解,对我国"三非"外国人管理以及在华外国人管理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风尚犯除罪化研究

社会的巨大变迁使人们对部分风尚犯的存在价值提出质疑,对风尚犯价值评价的基础在于:首先要明确风尚犯的概念,通过解析其特征展示其内涵,进而对古今中外关于风尚犯的法律规制进行评说。文章提出了我国当前对刑法中部分风尚犯除罪化的理论和现实理由,试图为我国的理论界与司法界设立一个新视点。

无被害人犯罪之除罪化思考

无被害人犯罪是指某些罪行是被害人和犯罪人双方都同意并且自愿交换的行为。其显著特征是行为各方都是自愿同意甚至热忱参加的,没有人强迫他们去做他们不愿做的事情。在我国,关于"无被害人犯罪"是应当入罪化还是除罪化的问题也一直是学界和司法实务界所关注和讨论的热点。在我国实行"无被害人犯罪"入罪化将存在诸多局限,应对其进行除罪化,因为过于宽泛、泛化的犯罪化政策必将扼杀公民的自由,同时凝结在法律中的人的价值观念是变化的和相对的,而且国家的司法资源也有限,发现和惩罚无被害人犯罪对社会而言代价高昂。

买卖人工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除罪化

以王鹏出售鹦鹉案(以下简称“鹦鹉案”)为代表,有关人工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刑事案件近年来颇受关注。“鹦鹉案”的案情与诉讼过程如下:被告人王鹏在未得到国家有关机关批准的前提下,从2014年4月开始非法收购珍贵、濒危的鹦鹉,并以此牟取非法利益。2016年4月初,谢某福从王鹏处以每只500元的价格购买了2只变异的小金太阳鹦鹉。经鉴定,这2只变异的小金太阳鹦鹉被列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以下简称《公约》)附录二中,其系绿颊锥尾鹦鹉。

“先强奸后自愿发生性行为”除罪化的困境及其出路

将"先强奸后自愿发生性行为"直接除罪化,不仅缺乏理论依据,也违反了我国《刑法》明文规定,同时还导致了法规范的不协调。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应将具有这一特殊情形的强奸罪规定为亲告罪,即《刑法》应明确规定:"第一次性行为违背妇女的意志,但后来女方又多次自愿与该男子发生性行为的,对于先前的强奸行为,告诉的才处理。"

倒卖车票罪之除罪化探讨

第一节倒卖车票犯罪案件的特点 倒卖火车票行为出现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发展于九十年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出行越来越频繁，而铁路运输因其票价相对便宜、速度相对较快、运程相对安全等特点，使其较公路、航空运输更具优势，成为人们出行的首选方式。然而铁路的运输能力是有限的，人们乘坐火车出行的要求却不断增多。特别在春节、十一黄金周、学生暑假等客流高峰期，铁路客票一票难求的现象非常普遍。正是铁路运能与运量之间的矛盾，

诽谤法除罪化研究——以比例原则为视角

对诽谤的立法规制是在言论自由权与名誉权之间进行价值衡量的结果。在宪法意义层面,可以运用比例原则作为分析框架对其合理与否进行考量。我国刑事立法中存在诸多诽谤罪名,作为广义诽谤法而存在的《刑法》第103条第2款、105条第2款的立法设定并不符合比例原则,作为一般诽谤法存在的《刑法》第246条也存在一定瑕疵,应在现有基础上做出修改。

公司资本制度变革下抽逃出资“除罪化”的实证研究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年修正以来抽逃出资罪刑事裁判文书为样本的实证研究显示,公司资本制度变革与抽逃出资罪的认定具有因果关联,相关立法解释限缩了抽逃出资罪的成立范围,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司法上的"除罪化",抽逃出资罪在未来必将极为罕发。"对公司登记的管理秩序"这一法益因资本制度变革而不复存在,抽逃出资本质上是侵犯公司财产的行为,公司法上的制度安排和刑法中的财产犯罪足以规制。抽逃出资罪在实践中罕有发生,其法益因制度变革而消失,构成了立法上彻底将其"除罪化"的根据。

民进党操弄“国务机要费”除罪化“修法”为哪般?

2022年4月21日,台湾民进党与国民党在台“立法”部门针对所谓“国务机要费”除罪化的“会计法修正案”,上演激烈肉搏战,多人摔倒受伤,现场一度混乱不堪。最终,民进党启动“甲级总动员”,在未经任何质询审查的情况下,利用人数优势,黑箱操作以暴力推挤方式,仅用短短分钟就强渡关山。

论赌博行为犯罪化的法理基础

把赌博行为作为犯罪处理是我国刑法的传统做法;支撑这种做法的法理根据在于,国家权力试图全面主宰生活秩序、运用法律灌输道德教化;实效与预期的反差使得有些规范几近虚置;不可否认,赌博行为除罪化观点仍然需要进一步论证,但却富有教益。

非犯罪化问题研究

非犯罪化问题自它被提出之日起,就引起西方刑法理论界深切的关注,对它的分析研究方兴未艾,并对西方刑法立法及司法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非犯罪化的某些观念对我国刑法面临的实际问题确有启发意义,而我国对此问题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力图尽可能详实地对这一问题进行介绍、分析,并对其产生的哲学基础、现实背景及对我国的现实借鉴意义等方面进行深入地探索。

网络环境下中国淫秽物品犯罪的除罪思路

中国对于淫秽物品的全面禁止,反映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道德观念与刑法思维。随着社会变迁,尤其是网络时代的到来,这一政策陷入多重困境之中。德国容许普通淫秽物品,但以未成年人保护为优先,通过刑法限制其传播方式,这一模式在网络时代同样暴露出缺陷。相比之下,美国强调言论自由,通过对"淫秽—猥亵"的二分实现了传播普通淫秽物品的完全除罪化,并在网络时代捍卫了这一立场。从法益理论、法经济学、法制史以及网络政策的角度进行考察,全面禁止淫秽物品缺乏足够的依据。对中国而言,局部轻刑化与适度除罪化是大势所趋,通过对"淫秽"一词进行限缩解释实现传播普通淫秽物品的除罪化是最佳途径。

以赌博为业犯罪化之研究

我国刑法规定“以赌博为业”构成赌博罪,即将“以赌博为业”犯罪化,其理由主要有三点。但在司法实践中,“以赌博为业”难以界定,操作性不强,不利于发挥刑法功能。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依法治国的深入,将“以赌博为业”除罪化势在必行,也是我们比较理性的选择。

无被害人犯罪研究

无被害人犯罪古已有之,但是作为一个专门的法律术语而纳入犯罪学研究领域却是晚近的事情。无被害人犯罪与伦理道德具有天然的紧密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是法的泛道德主义的产物。但伴随着现代社会法治文明的不断发展,刑法已经与道德严格区分开来,而且当今社会相对宽缓的刑事政策,也使得对无被害人犯罪进行除罪化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

论我国刑法中情节犯的司法价值

从价值的本质属性出发,认为情节犯的价值就在于立法者和司法者与情节犯的认知和需要与情节犯本身属性之间的关系性问题。认为情节犯的司法价值在于保障人权和保护社会,同时对情节犯与“但书”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审判通奸罪的常设刑事法庭的运作以及《惩治通奸罪的优流斯法》的适用效果

通奸罪常设刑事法庭是审理通奸罪的机构,它由控告人发动程序,由裁判官主持的陪审团设立案件。陪审员以多数为决定,其判决不可上诉,直接执行。但是,尽管《惩治通奸罪的优流斯法》设定的目标很高,但其执行效果欠佳,表现为适用案例寡少,且有被滥用的记录。虽然如此,该法把通奸公罪化的做法影响欧美国家的刑法近两千年,多数国家的刑法都有通奸罪之设。这种状况直到近年才改变,通奸逐渐被除罪化。

论罪名的系统性调整

立法类型和司法罪名都有调整的必要,类罪名标示了个罪法益的最大边界,类罪名之间、类罪名与个罪名的关系混乱。章罪名过于凌乱,多重分类和僵硬归类并不鲜见。个别节罪名随着个罪的删除也丧失了存在的必要。个罪名法益与类罪名法益冲突时,个罪名的归类错误就会凸显,这会对个罪名和类罪名造成双重损害,有必要重新调整个罪归类。依据一条(款)一罪名和行为类型,考虑到选择性罪名也可并罚,有些罪名应合并为一罪。同样,有些个罪需要拆分为数个罪名。在立法痴迷于增设新罪名的当下,更为迫切的问题是对于竞合的罪名、无效罪名、无害罪名的大力除罪化。

科技保护措施面纱下之刑法学思考

科技与网络的交会,带来了两大问题。一是便捷,即复制行为的简易与普及;二是风险,即著作权人的利益变得岌岌可危。著作权人为了加强自身对作品的控制力,往往通过科学技术措施加密。但有加密即有解密,结果是,保护与规避之间成了噩梦般的轮回。摆荡在数位化与犯罪化之间,刑法上究竟作何回应?刑法上的犯罪类型与目录,又能否解决技术保护措施产生的问题?统筹兼顾,不要赌注于刑法,或许才是实现著作权法长远发展的方法。

略论网络环境下诽谤罪认定中的若干问题

近年来,网络环境下的诽谤案件几呈井喷之势,令司法机关遭遇诸多困境。文中从网络诽谤的特点入手,重新梳理相关法律规范。作者认为,相较于传统诽谤行为,网络诽谤行为的入罪标准应更为严格,应更多地采用民事手段规制;对"公众人物"的网络言论一般应排除在诽谤罪之外,公诉手段应受到严格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