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韵诗价值与理想形态衡论——以明清文献中的多元表述为支撑

险韵诗既是评价诗人诗才高下的标准,也是反映其创作心态的镜子,还有助于刻画人物形象。然而,它长期被视为一种文字游戏而未能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明清时代人们对险韵诗理想形态的表述是诗作自然,既奇又稳,体现了其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诗学导向功能,有助于加深对其价值的理解。客观认识险韵诗的价值,能为考察中国古典诗歌的学问化、说明文体发展的内在动力、明确古典诗学的艺术准则等问题提供参考。

宋代诗学史视域下的险韵诗创作

将宋人的险韵诗创作置于宋代诗学史的视域下观照,能够发现许多生动的诗学细节,有助于加深对宋代诗歌与诗学的认识。宋代诗人的险韵诗创作,相对于宋代以前的时代而言,有范围更大、造诣更深等特点。其中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的创作更是个中翘楚。王安石的险韵诗被认为能够“角立苏黄”,而苏轼、黄庭坚的险韵诗则一被叹为“冥搜至此”,一被赞为“妙不可言”。三位大诗人的险韵诗创作不仅取得了引人瞩目的艺术成就,而且对后人的影响不容小觑。尤值一提的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尖叉”唱和,更是引发后人持久的兴趣,成为引人注目的诗学话题。

试论《西清诗话》与《庚溪诗话》对苏轼评诗的不同倾向性——以苏评曾肇《扈跸诗》为例

宋蔡絛所著《西清诗话》与陈严肖所著《庚溪诗话》中均有苏东坡评曾肇《扈跸诗》的记载,但二者对于苏轼的评价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前者认为苏轼此论重在批评曾肇诗用韵险僻,故谓其"唱首多辣气";后者却举《离骚》之例,认为曾肇此诗虽押险韵,却"可谓工矣";同时认为东坡为人"慷慨嫉恶",断然不肯"效闾阎以鄙语相詈",并认为蔡论是对苏轼的污蔑,是"误后人心术"之论。本文从分析上述二者大相径庭的论点入手,在结合相关材料对其中所表现的作者倾向性进行分析和论述,并进一步分析二者产生分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