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元前四世纪雅典陪审法庭的政治权力

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陪审法庭不但行使最高司法权，而且干预立法，行使大部分监察机和部分行政管理权，实际上处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违法法令诉讼对于陪审法庭的政治权力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之所以如此，首先因为雅典人确立了法律至上的观念；其次因为雅典人习惯于将一切有争议的事情，不管其如何产生，性质和内容如何，都交与法庭裁决。

试论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的陪审法庭变革

雅典的陪审法庭创建于梭伦改革时期，最初附属于公民大会。公元前5世纪中期，陪审法庭从公民大会中分离出来，成为雅典民主制的核心机构之一。从形式上看，它从单一的法庭转变成多个陪审法庭；从职能上看，陪审法庭新增了官员的任职资格审查和账目审计等职权；从性质上看，陪审法庭不仅仅是接受上诉案件的终审法庭，还是一审的法庭；另外，陪审津贴的颁行给每一个公民以出席陪审法庭的机会。陪审法庭的这些变革是雅典民主化进程的需要，也是人口增长和雅典帝国事务增多的结果。

古代雅典的陪审法庭与民主政治

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古代雅典陪审法庭与民主政治的密切联系 :首先 ,陪审法庭是雅典政治民主化的产物 ,其职权也随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而扩大 ;其次 ,陪审法庭是雅典城邦民主制的必要组成部分 ,在民主政体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第三 ,陪审法庭的制度设计和拥有的权力合乎雅典人的民主观念。总之 ,古代雅典陪审法庭与民主政治有着表与里。

权力制衡还是法律至上?——公元前4世纪雅典陪审法庭地位分析

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陪审法庭在民主制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不仅享有司法权,还享有立法审查权和官员监察权。陪审法庭地位的提高并不是权力制衡的结果,而是＂法律至上＂思想付诸实践的产物。

国外雅典的陪审法庭研究综述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针对雅典陪审法庭的起源和发展、构成和运行、职能和地位以及法庭与法律的关系等相关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制度考察和思想观念考察相结合,应是雅典陪审法庭研究的发展趋势。

论雅典陪审法庭的建立

梭伦时代之前,雅典缺乏最高的国家权威机构来处理和协调社会上凶杀以外的矛盾和纠纷,梭伦设立了陪审法庭,给与了任何公民申诉到陪审法庭的权利。这一方面限制了司法官员的独断专行,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家族或氏族之间的仇杀行为,缓和了公民集体内部的矛盾,减少了内耗,促进了公民集体的团结,有利于雅典城邦独立自主的公民意识的形成。

从陪审法庭的变革看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主制的发展

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陪审法庭享有一定的立法审查权,在民主制中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提高,法律对民主的监督作用也相应增强;设立了公共仲裁人,以灵活而便捷的方式及时化解民间的矛盾纠纷,并相应减少城邦的财政支出;改革了陪审员的选举和投票方式,从技术的层面保证民主制的运行程序的公平和公正,有效防止腐败的发生。这些变革措施使得雅典的民主制在公元前4世纪得以稳步发展。

从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马蜂》看雅典陪审法庭运行中的弊端

喜剧是雅典古典时期非常流行的一种文化形式,具有明显的教育、政治以及娱乐的社会作用,对雅典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雅典著名的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具有鲜明的严肃性,其作品涉及民主的运作、战争与和平以及公民道德等领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雅典的社会状况,他的作品《马蜂》便是围绕着陪审法庭的弊端而展开的。

古代雅典陪审法庭的证据分类及其特点

古代雅典陪审法庭是雅典民主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陪审法庭上的证据主要分为五类:法律和法令、私人档案、证人、证据性拷问、誓言。与现代法律意义上的证据不同,古代雅典陪审法庭的证据服务于法庭演说,无须由专门机构提前查验证据的真实性,证人身份的可信性比证词重要。因此,古代雅典陪审法庭的证据是法庭演说的组成部分,目的是增强法庭演说的说服力,赢得陪审团的支持。

奥地利的陪审法庭

根据现行奥地利刑事诉讼立法,刑事案件初审以法官独任制形式(区法院和初审法院的管辖划分由奥地利刑法严格规定的犯罪构成确定)或合议审判法庭形式进行(选任陪审法庭和陪审法庭)。陪审法庭由3名职业法官和8名陪审员(陪审团)组成(参见《奥地利刑事诉讼法》第14条,第300条)。3名法官中的1名法官担任首席法官。在法庭审理时间较长的情况下,首席法官最多有权确定2名候补法官和4名候补陪审员。法庭有权审理刑事案件和对政治犯罪作出判决(参见《奥地利刑法》第242条关于叛国罪的规定,第249条至251条关于颠覆国家最高机关的规定,第279条关于武装密谋的规定)同时,也审理依法判处终身监禁或10年以上剥夺自由刑的案件(根据奥地利宪法》第85条规定,废除死刑,终身监禁期限可以超过20年)。

古代雅典陪审法庭判决权力的来源

2019年高考已过去两年有余,作为一位高中历史教师当时第一时间浏览了高考历史试题。其中,全国卷Ⅰ第32题是我反反复复思考的一道题:在古代雅典城邦,陪审法庭几乎可以审查当时政治生活中的所有问题,甚至包括公民大会和议事会通过的法令,并进行最终判决。这说明A.法律服从民众意愿 B.判决体现权力来源C.全体公民参与政治 D.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此题参考答案为B。

古希腊法中司法程序的演变——现代民主陪审制的由来

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为解决纠纷发明了一套由陪审员审判的司法系统,它是曾经存在过的最为民主的制度之一。这就是雅典民主时代的陪审制和陪审法庭。陪审法庭由通过抽签选出来的普通公民组成,陪审制认为一定数量的公民具有代表意义,共同体的一部分代表着整体。雅典的这一发明乃人类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据说陪审制避免了腐败和专断行为,通过审判的公开性和辩护制确保了司法的正义。所以,它成为雅典民主制的象征。然而,雅典陪审制并非横空出世,它是从其之前就已经存在着的审判方式发展出来,并接受滋养。因而,要充分理解雅典陪审制度的历史意义,就必须追根溯源,阐明其演变历程。民主的陪审制度乃由古老的君主制和贵族制的审判样式演变而来,而这正是现代民主国家司法陪审制度的原型。

古典时期雅典的官员监督机制

古典时期,雅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官员监督机制,任期前的任职资格审查和任期内的信任投票和告发程序,以及卸任前的账目审计,从选人、用人、问责和追责环节遏制官员的权力滥用和腐败,一定程度上实现制度反腐,并维护了雅典的民主制度。雅典主要通过民众和陪审法庭实现对官员的有效监督。

管仲与梭伦法治观辨异

管仲与梭伦分别是公元前1000年代中叶先秦齐国和古希腊雅典城邦影响最大的政治家,也是中西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在他们的政治思想和行政实践中,都蕴涵着丰富的以法治国的内容。康有为的门生麦孟华曾指出:“中国数千年未闻有立法之事,惟求于两千年上,其有足与来库古、梭伦相仿佛者,于齐则得一管子,于秦则得一商君。”(麦孟华:《商君评传》,转引自《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页)这话是颇为中肯的有识之见;以管仲与梭伦相比拟,亦可谓慧眼独具。对他们的法治观进行比较,将有助于探讨中西文化的异同。限于篇幅,本文仅就管仲与梭伦法治观的巨大差异作一简论,请识者指教。

人民司法权的历史检视

司法权并非理所当然地属于国家。从历史上看 ,人民直接行使司法权并非罕见。这些事实表明 ,在近代君主专制国家制度形成之前 ,人们还认为司法权应当属于人民、并由人民直接行使或至少部分地直接行使。古雅典、古罗马形成的人民部分地直接行使司法权的制度不仅体现着人民司法权的理念 ,还包含着防范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深谋远虑。

论雅典民主政治

不同的社会制度的民主制度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各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在形式上也各具特色,但对民主含义的理解还是有其共同之处,即“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就这仅有的共同之处来说,它已是相当古老的观念了。这种古老的观念最先产生于古雅典,并确定体现在雅典的政治制度中。古雅典城邦的政治制度开创了人类史上民主政治之先河,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了分析和研究的历史原型。研究雅典的民主政治,对于我们理解民主政治的含义和内容会有所裨益。

雅典民主政治及其局限性

民主,古希腊语为,意即“人民的统治”。民主政治作为一种国家形式最早出现在希腊,盛行于公元前五至四世纪的希腊城邦。在实行民主政治的城邦中,雅典民主政治被恩格斯称为是国家起源“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是“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

本期寄语

本期6个栏目共刊登16篇文章。'古代地中海文明'栏继续刊登了两篇古典文献译注。张强的《公元前五世纪雅典法令铭文十篇译注》是对提洛同盟鼎盛时期雅典对其同盟邦国控制政策文献的整理。这些铭文对于把握该时期雅典霸政的特征有很重要的意义。

“人是万物的尺度”之实在意义探究

文章不是从宏观的高度诠释“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富含民主精神的著名命题，而是从微观的角度，具体联系伯利克里时代的历史背景及普罗泰哥拉本人的学术与生平探究这一名言的实在意义。意义在于：它不仅是对神意决定论的质疑，是公民主人翁意识的写照，同时它也是雅典城邦民主制衰落的谶语。

对雅典民主制度的再讨论

古代雅典奴隶制民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辉煌的一页,它对近现代西方各国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雅典的民主制度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必备的历史条件之一。然而,自建国以来,我国史学界对雅典民主制度研究不够,肯定不足,而研究者多以指摘某种局限和弊病作批判之论,在贯彻“双百方针”的今天,这种偏颇的研究态度,应当予以纠正,笔者结合多年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古代雅典奴隶制民主制度作一些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