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读比较优势、家庭利他主义与农村陪读母亲的形成——基于L镇的实地调查

基于对L镇的实地调查,从家庭作为一个生活共同体的现实出发,本文分析了农村陪读母亲形成的原因。研究发现:母亲陪读是一种家庭理性行为,既受到家庭效用最大化逻辑的支配,又受到家庭利他价值观的驱动。相对于男性家庭成员而言,女性在家庭经济生产中处于比较劣势,但在子女教育中比较优势明显,从而使女性更适合承担陪读责任;相对于女性祖辈而言,母亲在子女教育方面有显著的比较优势。陪读有助于增进陪读家庭总体效用而较少增进陪读母亲个人效用,但内嵌于家庭中的陪读母亲,具有强烈的家庭利他主义倾向,其在价值理性下做出的自愿陪读选择,使陪读母亲成为一种社会事实。基于上述结论,文章反思了性别主义的研究视角以及城乡区域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

她们是这样当陪读母亲的——新加坡采访纪实

伴随着国内到新加坡就读的中小学生人数的增加，在那儿的中国陪读母亲也逐渐增多出乎国内人们想象的是，绝大多数陪读母亲在新加坡的生活并不容易，因为她们多半来自工薪家庭，很多人没有特别的技能，以为出去凭着勤劳总能找到事做。过去确实如此，但现在不同，人多事少。

困境与调适:农村陪读母亲的母职实践--基于山西省朔城区的考察

本文基于对山西省朔城区的实地调查,分析了农村陪读母亲在城市实践母职过程中所遇到的困境和调适路径。研究发现,农村母亲因客观因素所致,主要会在陪读期间面临子女教育困境、多子女陪伴困境、工作困境和城市融入困境。这一群体在面对困境时会发挥自我能动性予以调适,力图履行好社会赋予的母职责任。

中小学生陪读母亲的需求与社会工作回应

当前,农村偏远地区的中小学生家长,为了追求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更好的学习环境,送孩子到城镇学校就读,一些家长专职进城陪同子女就读,陪读以母亲为主,于是出现了'陪读妈妈'群体。陪读不仅仅是单纯地照顾孩子的日常生活,远离原有生活圈的陪读母亲,如果其自身不能在陪读过程中成长,就会产生一系列相关问题。当前陪读母亲的问题与需要主要表现为内外兼修的发展需求。

陪读母亲知多少？

在新加坡读书的中国学生中，有一个特殊现象，即低龄学生多，在语言学校、中学甚至小学里都有不少这样的学生，他们中有很多人是由母亲陪着读书的。

母亲陪读、密集母职及其生育效应——来自中国农村母亲的证据

陪读作为农民家庭帮助幼年子女获得更优教育机会的教育风险投资,将大量年轻母亲束缚在家庭中,使其承受着剧增的子女教养负担,从而抑制了其多孩生育意愿。文章基于农民家庭教育投资策略变迁的视角,利用CFPS数据实证考察陪读行为对农村母亲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陪读显著抑制了农村陪读母亲的多孩生育意愿。有陪读经历的农村母亲,其生育孩子的期望数量明显少于没有陪读经历的农村母亲,且其结果具有稳健性。(2)机制分析发现,农村母亲在陪读过程中的“密集母职”实践引致其精神压力的增大,显著抑制了其多孩生育意愿。(3)进一步证据表明,陪读对农村母亲生育意愿的负向影响存在溢出效应,即对于没有选择陪读的农村已婚育龄女性来说,其生育意愿会受到同村陪读母亲经历的负向影响。(4)异质性分析发现,不论子女在何地学校就读,陪读对农村母亲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具有普遍性。由此,提高农民生育意愿的关键,在于保障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推动教育责任回归学校,减轻农民家庭子女教育负担,并警惕农村社会互动的消极效应。

陪读会促进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吗?——来自中国农村母亲的证据

教育是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在乡村实施“撤点并校”改革之后,送子女进城接受教育,即教育城镇化已逐渐成为农村家庭的重要选择。然而,这种教育投资往往以牺牲陪读母亲的职业发展为代价。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农村母亲陪读现象较为普遍,并且随着城镇等级的提升呈现增强的趋势;(2)教育城镇化伴生的陪读行为,显著抑制了陪读母亲非农就业的概率,对其非农就业影响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3)异质性分析表明,陪读对母亲非农就业的作用效应受到教育程度、年龄阶段和所处地理区位的影响;(4)长期来看,农村母亲的陪读经历促进了其人力资本提升,有助于其参与非农就业。总体而言,由于农村学生就读学校所在地的就业机会有限且家庭照料负担沉重,短期内陪读母亲就近务工及全家进城安居的可能性较低。本文有助于增进对中国教育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教育进城、家庭未进城”现象及其关联问题的理解。

社会转型期农村母亲陪读现象的实践图式、动力机制及多元影响

年轻母亲返乡陪读是社会转型背景下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利用田野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研究后发现,母亲返乡陪读现象经历了从居家到离家、从阶段性到全过程、从个别化到大众化的转变,而其兴起则是多重结构性力量共同建构的结果。具体而言,农民家庭教育高预期与优质教育资源低供给之间的不均衡是其产生的本质原因,我国乡村教育快速变迁带来的隔代亲属群体教育能力的落伍,以及社会文化观念对母职的塑造则是其不断稳固和发展的推动力量。总体来看,母亲返乡陪读在保证家庭经济收入来源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兼顾了子女教育,给农村家庭和社会带来了许多正面效益,如提升子代学习成绩、增进亲子感情、推动城镇化发展等。但同时也导致了复杂的消极后果:在个体层面上,阻碍了母亲自我价值的实现,影响了子女的社会化进程,同时剥夺了其他家庭成员正常发展的权利;在家庭层面,给家庭关系尤其是夫妻关系造成了不利影响,还加重了家庭的经济压力,进一步拉大了不同农村家庭之间的差距;在社会层面,催生并加剧了高度内卷化的教育生态,陪读作为一种筛选机制同时削弱了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

县域教育“供给-需求”匹配视角下母亲陪读研究

近十年来年轻妇女返乡陪读成为中西部农村的普遍现象,对农村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母亲陪读现象的兴起,本质上是因为县域教育供给与农民家庭教育预期、家庭分工、教育能力不匹配,农民家庭被迫做出家庭分工调整的结果。对于农民家庭而言,母亲陪读提高了家庭教育成本,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减少了家庭收入来源。对于社会来说,陪读将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束缚在家庭,加剧了社会教育焦虑和教育竞争。县域教育供给应回应农民家庭发展需求,努力做到与农民家庭的教育预期、分工模式、教育能力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