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山染血待杜鹃——陈三立的1908年

陈三立(1853—1937),近代诗人,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今修水)人。清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官吏部主事。维新变法时期,协助其父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革除时弊,兴办实业。戊戌政变之后,父子同被革职。光绪二十六年(1900),陈三立移居南京,未几丧父。虽然无心仕途,但陈三立仍心系天下,关心时事,热心实业。

王闿运与同光体的诗学取向

在晚清诗坛,同光体继湖湘派后兴起,成为主流诗派。同光体诸巨擘面对湖湘派领袖王闿运和他倡导的汉魏六朝诗,态度各异,映射出其内部不同的诗学取向。陈衍对汉魏六朝诗不甚重视,且在审美取向和诗学目的上与王闿运有很大的分歧,于王闿运坚守六朝攻击甚力,立论过于矫激。沈曾植倡"三关说",由唐宋上溯至六朝,看重晋宋诗包孕的佛学和玄学的精深义理,与王闿运所欣赏的缘情绮靡异趣;在拟古问题上,沈曾植不完全否定"明七子",这与王闿运相近,不过沈曾植要求打通元祐、元和、元嘉三关,和王闿运呆守六朝自是不同。由是,沈曾植对王闿运便略有轻诋。陈三立在创作上的成就高于其他同光诗人,这和他融通六朝与唐宋、诗学上要求"能自树立不因循"密不可分。他早岁从王闿运游,于汉魏六朝诗曾深入涵咏,后虽历三唐而入宋,并不废对王闿运的推重。同光三老之间的上述差异,也显现了同光诗人为建立新的诗学范式而做出的不同努力。

“同光体”研究综述

本文综合论述了迄今为止“同光体”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与存在的不足，探讨了“同光体”得名的由来，内部之派别，兴起背景，诗学思想以及作家、作品的特色，并试图为深化该领域的研究略陈管见。

孤儿·残阳·游魂:陈三立诗歌的悲情人格

陈三立既是戊戍维新党人 ,又是晚清民初杰出的诗人。在他的诗歌中 ,既有前所未见的文化危机意识 ,又有着对时代社会特征的深刻省察 ,真实地再现了他对家国、生命、文化命运一体的悲剧性反思 ,集深厚内敛的情感、清深明澈的理性与独特的悲情人格为一体。这正鲜明表现了近代诗区别于唐宋诗的特点。

陈三立早期诗歌写作与晚清湘鄂诗坛

陈三立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之前的诗歌写作,可视为他诗歌写作的早期。同为长沙时期(1877 1889),最初二三年里,陈三立的诗歌写作更近"唐音";从《诗录》收诗的光绪六年(1880)起,此后几近十年间,陈三立在长沙追随王闿运,摹写汉魏六朝,尤其重视向晋宋诗人学习。进入武昌时期之后(18901895),即《诗录》收诗的最后五年,陈三立在张之洞、梁鼎芬等师友的影响下,转向对唐宋大家杜、韩、苏、黄等人的学习,呈现出"宋调"的风貌。此一转变,契合了陈三立的性情与才学,并得到黄遵宪的肯定。

“殉国”:陈宝箴之死的新证据——夏敬观、陈三立赠答诗二首笺证

光绪三十四年(1908)夏敬观《寄怀陈伯严》诗:"告墓终伤殉国先","殉国",指右铭公陈宝箴是为国而被杀害;陈三立答诗《纪哀答剑丞见寄时将还西山展墓》:"烦念九原孤愤在",表示右铭公是忠臣烈士,为国死节,是如嵇康,为国而死于冤杀。夏敬观、陈三立此二诗,均表示右铭公是为国而被害,因此同为戴远传《文录》所载"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之有力证据。

陈寅恪诗学中的两个世界和悲剧意识——以陈三立、陈寅恪父子诗学的渊源与比较为中心

作为史学家的陈寅恪,生平创造了大量的充满隐喻和影射的诗歌。透过这些诗歌,一方面可以看到他与其父陈三立在诗学乃至精神、文化上的渊源,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在此基础上,他个人忧郁阴柔的性情、气质促使他晚年的诗歌构造了两个意象分明的世界:一个由花事、人事的代谢映照所构成,是为无常而永在的现实世界;另一个由天、人之间的对立图景所构成,指向超越的彼岸。这两个世界又都是与他个人的悲剧意识和悲剧命运相关联的。

康有为一派对陈宝箴父子政治态度的误解与夸张

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与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人不属于同一政治派系。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一派对陈氏父子的态度前后有三变。由于御史黄均隆的错误举报,慈禧太后误以为陈宝箴曾保举过康有为,以"滥保匪人"、"招引奸邪"的罪名将陈氏父子革职,康有为等人也由此误以为陈宝箴曾保举过康。康、梁在日本大力宣传陈氏父子在变法期间对他们的支持;并在庚子事变时,宣称陈氏父子是他们的依靠力量,而陈氏父子并没有参加唐才常、梁启超等人在庚子年间的政治活动。

散原精舍文杂识

陈三立之大横跨几个时代，长达半个世纪，各期风格亦同中有异。陈堪称“近世以古文为大师者”之翘楚。

论陈三立的诗学观

陈三立大量序跋、题辞、评语中勾勒其诗学观:一是养气作诗说,抟天地阴阳之气、物我相摩荡以作诗,养气须"胎息自然,不汩其真";二是诗来自于"志盛多感",然而,诗中志不可过于显露,须含蓄蕴藉,"志深而味隐";三是学诗途径,借径黄山谷而上溯唐诗,学其造句新警,追求"骨重神寒",避俗就奇,避熟就生,避速求涩。力创天然奇秀、富有馀味之境。陈三立评诗以格、趣、味为论诗权衡,再看诗中能否达意理、悟名理、寓识解。他也看重诗人之学识,诗风近于古人哪一家。其诗学观是他自身创作努力的目标,也是他在创作实践中的体会。他以其诗学观指导、鼓励、影响了一大批清末民初诗人的创作。

高不绝俗 和不同流——陈三立与清遗民的心态研究

辛亥鼎革以后,士大夫们面临着人生出处的艰难选择。在"忠清"与"出仕民国"的立场背后,体现为"清遗民"出处选择的多元性,也透露出清遗民历史境遇的特殊性和心态的复杂性。面对王纲解纽、政局翻覆、文化失语的时代环境,陈三立坚守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道统"精神,通过个人的自爱、自重来彰显道义,扶树道教,承传儒素,呼唤出独立自主精神的文化人。同时,在处理"前清"与"民国"关系上树立典范,为传统知识分子辟出一片精神家园。

陈三立年谱简编

陈三立(1853-1937),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早年襄助其父陈宝箴在湖南维新变法,提倡新学。失败后被革职。晚年以诗歌自遣,是清末民初“同光体”诗歌的代表人物。

陈三立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略论

陈三立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对"全盘西化"论的批判、对孔子学说现代价值的肯定、对宗法纲常的固守。他坚持孔子学说的永恒价值和普遍意义,既批判程朱理学对人性的束缚和戕害,也反对"全盘西化"理论。他提出了儒学自我发展以适应社会和时代的"体合论"思想,肯定了儒学与西学的相通性。同时,他还坚信家族制度和旧式伦理的现代价值,认为宗法纲常无阻于求富求强,应当固守勿失。

谈冯幵墓志铭拓本

陈三立是近代诗文大家,其撰写的《慈溪冯君墓志铭》有不同版本流行于世,以《慈溪冯君墓志铭》拓本为底本对此铭的其他版本进行校勘,校正了通行本中存在的多处错误,并勾勒出民国时期国学大师冯幵的交游情况。

世缘与学缘的叠合——论程千帆和陈寅恪的家族渊源及学术因缘

涌现了众多隽才的著名文化家族——江西义宁陈家和湖南宁乡程家缔结了交亲三世的情谊，但这点始终未得到细致深入的挖掘与探究。无疑，通过对陈三立与程颂万、陈寅恪与程千帆等人关系的钩沉与梳理，既能呈现出百余年来中国文化史、学术史的某种发展脉络，也有助于明晰家族交流、师法传承在文化赓续上的意义。

略论陈三立学术思想与特点

陈三立是近代文学史上著名诗人、学者,学术界早已研讨他在戊戍变法中和诗歌史上的地位,但极少关注他的学术思想。陈三立在经学、诸子学、程朱理学和阳明学、以及史学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反思。他的学术思想不仅直接影响了他的文化心态和政治实践,而且客观地反映了近代士大夫的一般知识、文化倾向和政治溯求,是近代史上一笔极为珍惜的人文思想资源。

郑孝胥与陈三立交游考

郑孝胥与陈三立均是同光体代表人物,一为闽派首领,一为赣派首领。他们在诗学观点上有相近相通处,并因之而与张之洞有冲突。论述他们的交往与诗学的同异,有助于了解同光体的形成。由于思想境界与个性的不同,两人所走的道路与结局不同,郑孝胥坠落为一个助溥仪投靠日本军国主义的大汉奸,陈三立绝食殉国,成为一位恪守民族大义的爱国志士。若将两人的诗风稍作比较,则郑孝胥诗多愤激之语,而陈三立诗多峻洁之诣;郑以意驱辞,陈三立以诗中寓意;郑诗主观意图显露而激迫,不如陈诗来得自然深厚。

简论陈三立的诗学观

陈三立之诗学旨趣,散见于其存世的各种文字之中。本文在辨析陈三立与同时代诗人创作理念的差异性的前提下,阐述了其诗学体系两个层面的一是重视诗人的人格修养,即"胎息自然,不汩其真";二是强调诗人应在转益多师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诗歌风貌。

论陈三立西山崝庐时期诗歌

光绪二十四年(1898)冬,被罢职的湖南巡抚陈宝箴携其子陈三立至南昌,在城外西山筑崝庐。不到两年,陈宝箴去世。此后陈三立每年清明、冬至要从江宁(南京)回到西山祭扫并短住。自号散原,以志内心隐痛。一生最感动人、最精彩的诗,多作于此地。有三方面内容:祭奠哀悼诗,寄托家难国变情怀,深蕴哀愤之情;西山景物诗,运用多种比拟手法,使山水景物显得神奇诡谲,有新奇之趣,有如灵境辉映;乡邦民生诗,了解乡村民众的经受旱灾水灾、又遭受苛政繁敛的悲苦情景。民生凋敝是治政失修的后果。上天赋予人民以智力德,这是富国基础。可见他忧国忧民,关心乡邦民生的襟怀。诗作写荒寒之景,抒哀恸之情,吐郁勃之气,独创其奥邃苍坚的艺术境界。

钱锺书眼中的散原诗歌

钱锺书在《围城》和《容安馆札记》等著作中多次论及陈三立诗歌,其看法颇受陈衍之影响,但也有驳辩。钱氏认为陈三立诗歌是具有艰深风格的诗人之诗,但诗学不精。其持论自有深到之处,亦偶现求全之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