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庙议与朱熹的宗庙思想

朱熹不仅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而且有着丰富的礼学思想,并且参与了宁宗朝初年关于僖祖祧庙的礼学实践。所谓僖祖祧庙问题,实源于宋初以来太祖于宗庙祫享时正东向位的争论。到了神宗熙宁间,王安石当国,推行追崇僖祖为始祖的礼学举措,从而推翻了汉晋以来“祖有功”与“亲尽祧迁”的主流意见。即便与当时的主流意见相左,王安石的意见和举措依然得到了程颐、朱熹等理学家们的支持。详考这种主张的理论依据,可上溯至《孝经》“严父莫大于配天”之说,这种说法又进而影响到后来明世宗尊崇本生父为帝乃至称宗祔庙等一系列礼学举措。通过探析这些礼学实践背后的理学依据,足见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分享了共同的理论前提。

陈傅良交游考略

陈傅良是南宋时期永嘉事功学派中继薛季宣而起的重要代表人物,历仕孝、光、宁宗三朝,与当时的政局变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陈傅良的重要交游活动能窥见其思想发展的过程,认识其在永嘉学派和浙东学派中的地位与作用,了解其对政界的影响。

南宋科场与永嘉学派的崛起——以陈傅良与《春秋》时文为个案

从南宋前期到中后期 ,《春秋》一经在科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导致这一变化发生的关键是陈傅良和他的时文 ,进而推论 ,陈傅良为代表永嘉学派的崛起与科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从永嘉文体到永嘉文派

“永嘉文体”是指在南宋陈傅良、徐谊、蔡幼学、叶适等温州籍进士影响下形成的一种新型文体，它实际上是北宋古文运动在南宋的重续。内容上，永嘉文体以经史结合为基础，偏重于阐明经制之学，喜论历朝成败得失之由。风格上，行文气势壮阔，议论辨洽宏博。文学精神上，积极入世，文章为时而发，由历史、经术而指向时事，经世致用之意很强烈。永嘉文体的实践者们有鲜明的写作指导思想，强调和讲究写作技法。其兴起之因有三：绍兴时的科举改革，客观上为韩柳欧苏等人一脉相承的文统和伊洛学说的结合留下了发展的空间；一个政治上的温州群体已经形成；吕祖谦等人对此文体的高度肯定和扶持。永嘉文派是受永嘉文体影响而形成的散文流派，大致可分为三期：早期（1165-1195，乾道、淳熙、绍熙年间），主要以温州士子为主体，代表性作家是陈傅良；中期（1195—1224，光宗、宁宗朝），代表性作家是叶适，作者群体扩大到两浙地区；理宗朝以后即永嘉文派晚期（1224至宋末）。儒家文化的基本性格、科举应试的异化、永嘉文体最擅长表达的内容已不适应时代等，是永嘉文派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

陈傅良与湖湘学派

陈傅良与湖湘学派的交往从张木式开始。在湖南任职期间 ,陈傅良与湖湘学人有了广泛的接触 ,朝廷推荐了不少湖湘学子 ,一度讲学于岳麓书院 ,湖湘弟子多从他研习事功学 ,对湖湘学派也产生巨大影响。

从陈傅良的思想特质看永嘉学派的思想史地位和学派归属

陈傅良在永嘉事功学派中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在陈傅良的思想中闪烁着永嘉学派的思想特质。由薛季宣创始,而陈傅良继之,到水心集其大成而一脉相承的永嘉学派真正与朱、陆二派鼎足而三的学术史地位受到了那些能较客观地看待那段思想历史的人们的公认。正是那些不同于宋明理学的东西所体现出的具有新的独特思想内涵和学术旨趣的路径选择,使包括永嘉学派在内的南宋浙学的兴起具有了充分的必要性和革命性。南宋浙学与明清实学思潮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它们都反映了中国文化、思想自身在努力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范式转型。

公正求实:宋代陈傅良的法制理念

陈傅良是宋代著名的永嘉学派巨擘,对法制本质以及立法、变法、司法做过许多思考和探索。其中,最具特色和智慧的是追求法制的公正公平,不仅是立法的,而且是司法的,尤其"行法自贵近始";重视司法的求实重人,强调法律运用的恰当准确以及事实认定的真实有效,并且要求充分发挥司法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原情定罪"、"司法在人",把重法与重人结合起来,实现法制公正公平的终极目标。陈傅良的法制思想不仅具有一定的时代先进性,还有强烈的历史借鉴性。

薛季宣、陈傅良哲学思想初探

薛季宣、陈傅良哲学思想初探衷尔钜一我国南宋时的叶适，是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事功学说的集大成者。在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盛行时，叶适接过事功派所另树的一帜，把这派学说推向一个新水平，确立了与理学、心学鼎足而立的地位。然而，作为事功派集大成者，必有...

略论南宋时期的浙江书院

略论南宋时期的浙江书院周百鸣周百鸣，男，１９５８年生，浙江省教育委员会教研室讲师。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它是以私人创办为主，教学活动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书院的建置发轫于唐而结束于清末，存在了大约千年之久，对我国封建社会...

宋代浙江学风概述

两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发达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学术十分昌盛,门派林立,人才辈出。但就学风的地理分布而言,以浙江最为兴盛。在黄宗羲所著的《宋元学案》一书中,宋代浙江学者达527人之多,其人数远远超出号称学风发达于时的福建和江西。有鉴于此,本文试就宋代浙江学风的源流及其特色,概括地作一阐述,以求教于方家。

略论叶适思想的学术渊源和地位

略论叶适思想的学术渊源和地位王伦信一在古代文献中，永嘉学一般是就永嘉人形成的学术而言，特别是专指产生于南宋时期的永嘉人的学术，以地名学，并非概指某一学派的学术特点。从师传和学术特点的角度分析，永嘉学可似分成两个系统，而这两个系统在来源上都和洛学有直接...

陈傅良政治思想的厚与薄

陈傅良的政治思想中存在道法之辨与古今之论两个重要主题。围绕该主题,他以三代政治精神解读宋代立国基础,试图树立一个可供取法的政治传统,并对王安石变法的歧出激烈批评,其中心意旨在于改革当时政体中的集权主义与专制主义弊病,实现国家富厚的理想政治。这个典型个案显示出,宋代新儒学的经制观念和实践意识远非单薄的制度主义和事功范畴所能概括。

薛季宣和永嘉制度新学的开创

薛季宣是永嘉学派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一方面,他承受了二程以来的道学传承,另一方面,他以“制度新学”为旗帜,指明了温州区域文化与北宋后期以来的道学传统分道扬镳的方向,由此奠定了永嘉学派的理论基石,迎来以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的全盛时代。

立法·变法:南宋陈傅良的法制理念

陈傅良主张立法时要预防与惩罚相结合,变法时要为民与趋利相一致,突出预防和功用,既继承了对我国古代德主刑辅、德政王道的法制传统,又反映了变法为民、经世致用的时代诉求,总体上呈现出"外王"、"事功"法制思想的特色。这也凸显了他的学术风格和学术取向,是一份珍贵的法制思想文化遗产。

论永嘉学派与程朱理学在“道”“法”关系问题上的认识错位——以陈傅良《唐制度纪纲》为个案

"道"与"法"的关系问题是永嘉学派与程朱理学的重要分歧,陈傅良《唐制度纪纲》一文正面披露了两派在"道"与"法"关系问题上的分歧立场,从而引起了程朱理学学者魏了翁的重视和批判。本文即以此文为个案进行分析,认为造成两派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既由于对"道"的不同阶段的认识错位,也关系到对"道"的不同取义。

试论周行己

南宋时期,薛季宣、叶适的永嘉事功学派与朱熹的理学(或称道学)、陆九渊的心学鼎足而立,成为全国思想界三大学派。推溯其源,永嘉之学与北宋后期周行已有一定关系。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他是“永嘉学问所从出也”。而近人侯外庐先生《叶适的唯物主义思想及其对哲学遗产的批判》却认为这“未免估计过高,周行己本人在学术上并没有新的创见”。建国以来,除侯先生大作简单的附带提及周行己外,尚未有专文介绍。因此,本文拟就周行己的生平、思想、同永嘉事功学派的关系,以及他在学术上的贡献,试加论述,求教于学术界前辈和同志。一、周行己的生平周行己字恭叔,学者称浮沚先生。北宋后期温州永嘉县人。

《宋大事记讲义》成书考论

认为淳祐七年刘实甫序本《大事记讲义》并非吕中所撰,其《大事记》应是渊源自蔡幼学《大事记》,而蔡幼学作《大事记》则是为继续其师陈傅良未竟的《皇朝大事记》。刘实甫序本《大事记讲义》以蔡幼学《大事记》为基础而作了“讲义”,并补充了部分《大事记》的内容。其后,吕中又在刘实甫序本《大事记讲义》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讲义”,所以诸本《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和《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都题为“吕中讲义”。陈傅良、蔡幼学作宋朝《大事记》,以及其后出现的《大事记讲义》,在体例上都受到吕祖谦《大事记》的影响。

宋代浙江事功学派述评

宋代学术文化空前繁荣,书院林立,讲学之风盛行,通过讲学,形成许多学派,学派之间相互交流竞争,从而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思想、观点。北宋时期便有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二苏的“蜀学”、王安石的“新学”等等。南宋以来,学派更是众多,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朱学、陆学和在浙江地区形成的浙学。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二者皆注重于心性义理的研究,而浙学则在言性命义理的同时,“

论陈傅良的民本思想

南宋永嘉学者陈傅良一贯主张推行儒家民本主义。他认为,国家兴亡的关键在于能否得民心。为此,他反对官府对百姓苛重的剥削和压迫,要求统治者宽民力、救民穷,以结民心。陈傅良还身体力行,将其民本思想贯彻到他为官施政的实践之中。陈傅良的民本思想有其深刻的学术渊源,这就是:他重视研究历史,能总结治国经验,强调事功和学问经世致用。

论叶适的教育思想

叶适是南宋时期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是南宋事功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一位很有历史影响的教育家。叶适生于宋高宗绍兴二十年(1150年),卒于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年)。他的青少年时期正值南宋乾道、淳熙这一学术昌明的年代。朱熹的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