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形与神

20世纪上半叶,经过清季“史界革命”洗礼的中国传统史学快速转向现代史学。伴随域外史学理论与方法迅猛地传入国内,中国史学界积极接纳新说,并提出了不少新理论与新观念,此举可视为域外学说的中国回响。与主要依靠吸收外来思想而构建的新史学理论形态不同,陈垣、柳诒徵、刘咸炘、宋慈抱等人立足中国,从传统出发,亦曾在史学理论建设上有所作为。中国本位史学理论是指凭借中国本土学术资源,在学术立场、史学观点、著述形式和话语系统诸方面,自觉地传承传统,回应时代,具有浓郁中国传统学术风格与神韵的史学理论形态。它虽不曾主导史学潮流,却是今人绘制中国现代史学理论版图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近现代史学大致经历了一个求新求变求用的演进过程,若在古今关系的角度下观察,往往给人一种抛弃传统、跨越传统的印象。然而,他们构建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灵感仍源于传统史学,他们探讨的许多问题也能在传统史学那里找到源头,他们撰写的史学论著亦大体沿用旧有体例、语汇、文风,这些均表现出他们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赓续与认同。他们对域外学术,并非闭目塞听;对旧史学,抱持一种自信与敬意。学界惯以“文化保守派”指称上述学者。在某些语境中,“保守”总被涂抹上消极、落伍的色调,同时对立着一个“先进”的他者标准。需要强调的是,刘咸炘、宋慈抱等人并非一味赞美旧史学,中国本位史学理论不是传统史学理论的现代复制品。他们不是在旧史学的王国里徘徊不前,迷失自我,而是对旧史学也执行着自觉的检讨。只有中国本位,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提出,不是要刻意拔高它的学术地位,否定在域外学术刺激下中国现代史学理论取得的成就,也不是要简单粗暴地强行回到传统中去。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成绩,从一个方面昭示着传统史学在史学近代化进程中顽强的生命力,说明旧史学与新史学之间从未截然断裂,而是始终血肉相连。如果说外部的推动是催生中国现代史学的重要力量,那么本土史学气韵的内在延续则是中国现代史学之所以为“中国”的关键因素。新时代的中国史学工作者,仍在摸索,在建设,并将在这样的学术回眸中找寻未来前行的方向与路径,自本土构建本位,由本位走向自主。

“南柳北陈”考论

民国时期我国最有声誉的历史学家是在南方执教的柳诒徵和在北方执教的陈垣、陈寅恪,此即“南柳北陈”现象。“南柳北陈”说最早出现于蔡尚思1935年发表的《学问家与图书馆》一文中,初指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柳诒徵和陈垣。其后,继40年代“部聘教授”和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评选后,“二陈”中陈寅恪的名气逐渐赶上并超过陈垣,使得“南柳北陈”说的含义发生变化。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经过钱穆、蔡尚思、苏渊雷、柳曾符、卞孝萱等人的评说,“南柳北陈”说逐渐由“指柳诒徵和陈垣”向“指柳诒徵和陈寅恪”演变,反映了新时代学术生态和学术评价的变化。

陈垣“中华民族”观及其影响——以《元西域人华化考》为例

在民国时期中国史学界关于“中华民族”的相关研究中,民族文化交融问题是学界最为重视的方向之一,陈垣就是很早关注“中华民族”研究中的民族文化交融问题的代表性学人。他结合多年中国民族史研究的经验,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中以“华化”为核心,系统阐述和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元代西域人之所以会“华化”,是因为他们认同并积极融入中华民族文化。《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问世后,其“华化”概念及论证方法对民国时期中国史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亦受到海外学界的关注,不仅有学者直接以“华化”为名撰写论著,开拓了中国其他历史时期的民族研究,亦有学者受“华化”影响,间接撰写了多部专著或通史以探讨中国民族文化交融问题。探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的“华化”概念,特别是“华化”背后所反映的陈垣“中华民族”观及其演变过程,有助于学界进一步探究在近代中国史学的转型过程中,中国史学界对“中华民族”概念的认知变化以及背后的思考,为今天中国史学界继承并发扬“中华民族”的相关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

运用人工智能 助力学校特色发展——专访北京市第十三中学校长唐挈

北京市第十三中学是“北京市示范性普通高中”“北京市中小学科技教育示范学校”“中轴线申遗保护教育基地校”,前身为1929年6月成立的“私立北平辅仁大学附属中学”,由著名教育家、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兼任附中首任校长。创校伊始,秉承“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教育理念,确定了“公诚勤朴”的校训。

“遗民僧”的概念辨析、身份界定与研究展望

清初文献多见“遗民逃禅”“浮屠遗民”之说,表明“遗民僧”的特殊属性已受到广泛关注,但彼时尚未被作为一种新的群体类型进行区分。陈垣《清初僧诤记》首次以“遗民僧”称名这一群体,意涵明确。不过,“遗民僧”除应满足于“遗民立场”与“僧人形貌”的基本条件下,还应根据其不同来源作细致考察。大抵而言,“遗民僧”可以分为“遗民而僧”与“僧而遗民”两种类型。前者强调的是其对佛教的认同度,后者则尤应注意其政治立场。“遗民僧”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个体研究,群体性、综合性研究相对薄弱。除了应加强基础文献的整理之外,尤应加强研究方法、研究理念、研究重心等方面的改进。

经世致用:陈垣史学的风骨——兼论中国史学致用的问题

中国古代史学具有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从先秦到清代,不断发展。古代史学通过若干途径发挥史学致用的功能。陈垣对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有深刻认知,然更多的是体现在他一生以史学经世的实践之中。他的史学致用与其爱国情怀密切相关,随国家民族命运的发展而发展,经历了著史以表彰中华文化、著史以激发抗日斗志、史学为社会大众服务三个阶段的历程,并得到不断升华。从陈垣史学致用的经历中,可以得到多方面的启示,并总结出史学致用的原则。

试析赞宁对慧能的生平建构与传记书写

《宋高僧传》由北宋僧人赞宁奉持编撰,是继慧皎《高僧传》、道宣《续高僧传》之后的又一部高僧总传。陈垣曾称此书“最精彩者为《习禅篇》”(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华书局1962年,第40页)。禅宗是中国佛教创造和革新的产物,其思想原则和实践方式均由慧能奠定,因此关于慧能的研究占据了禅宗研究的重要地位。其中关于慧能生平考辨的相关研究成果不可胜数,但鲜见对慧能传记书写的讨论。

坚守求真理念 致力新中国史学整体建设——陈垣1949年之后的学术建树

著名史学家陈垣在1949年之后的学术建树,与其早年的治学路径、学术精神是一脉相承、别无二致的。这种治学路径就是将精密的历史考据,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学基础之上,并且致力于史学的基础性建设,以奉献于整个学界。其学术精神的实质,是实事求是的求真理念,研讨和论断之中杜绝"结论预设"性的牵强、穿凿和曲解。1949年以后,陈垣在积极参政、议政的同时,完全坚持了一贯的学术精神,为历史学科的整体建设做出大量工作,并且独立撰写多篇考据性的纯然学术论文。其学术人生,在史德、史学、史才、史识等诸方面,都几乎达于尽善的程度。

陈垣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

20世纪初 ,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还相当薄弱。陈垣教授在英敛之、马相伯的影响与帮助下 ,完成了一系列基督教入华史的研究论文 ,无论是研究方法 ,或者是研究内容 ,均具有很强的开拓性 ,并在中外学界产生深远的影响。不愧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开山之祖”。

陈垣与《四库全书》

如今,研究《四库全书》,已有专家学者称之为“四库学”。陈垣少年时就接触《四库全书总目》,后又刻苦研读《四库全书》,发表了不少整理与研究《四库全书》的成果,是研究《四库全书》的“领军”人物。本文试就陈垣与《四库全书》的关系,作一个简单的梳理。

会通中西 教泽群贤——陈垣高等教育思想特色辨析

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陈垣以会通中西文化,造就众多英才而享誉海内外。他在长期的教学、研究和办学实践中,形成自己的育人理念和办学模式。其高等教育思想以国学为根基,汲取西方教育理念和科学方法;在办学宗旨上以育人为本,传承中华文化;认同却不圉于西方学科理念,重视国学教育与研究;主张博学与专门互补,寓教学于研究之中。其正直的教育品格、无私奉献的教育家精神,不拘一格育人才的大家风范,永远激励着学人。

试论北京辅仁大学的国学教育

北京辅仁大学作为一所私立天主教大学,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办学宗旨。校长陈垣通过多种方式网罗了一大批国学名师,为学校的国学教育奠定了重要的师资基础。辅仁大学为了强化国学教育采取了一些富有特色的举措,学校因此成为当时中国国学教育的重镇,这些措施在今天的大学教育中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陈垣基督教信仰考

关于陈垣是否宗教徒,此前学界一直未有定论。从教会档案、民国期刊以及胡适的回忆等各种资料可以佐证,陈垣是北京缸瓦市教会基督教徒。在缸瓦市教会他是一位威望甚高的教友,对教会管理事务有一定参与;在基督教界他对中国基督教教会的改造和本色化均有关注,也有亲身参与,但主要是以授课或者演讲的方式间接参与。从陈垣的散佚文章和著作的部分早期版本,可以看到他对基督教信仰的表达、他的宗教经验及有关于“罪”的信仰告白等,这些也进一步印证了他的基督教信仰。

陈垣与抗日战争时期的北平辅仁大学

北平辅仁大学作为一所私立天主教大学,在北平沦陷之后弦歌不辍,讲诵如恒,并得以发展。学校师生与日伪周旋,抗敌不屈,延续民族文化生命,抵制日伪奴化教育,因此赢得了"抗日大本营"的赞誉。

陈垣的“史源学”与“新史学”——为纪念陈垣先生诞辰130周年而作

陈垣是"新史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为近代史学转型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为"新史学"培养人才,首创"史源学"和"史源学实习"课以及讲授、实习方法。"史源学实习"课,是陈垣"不吝金针度与人"品质的体现,教学效果甚好,培养了不少史学名家。

唐文治与陈垣国学教育比较论

唐文治与陈垣都是著名的现代中国大学校长。他们执掌学校期间,均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普及型或专业型国学教育。他们尽管学术路径不一,然而在办学过程中所体现的国学教育理念又极其相似。由于唐文治重经学,陈垣重史学,故而他们在国学教育课程设置、教材选择以及教师延聘等方面,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但他们均为我国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德艺双馨"的国学人才,为传扬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史家论历史文学

本文概述了 2 0世纪历史文学研究的历程 ,把 2 0世纪史家关于历史文学的观点归纳为三种 :一是强调科学性而不主张使用文学笔法 ,代表人物是陈垣、何炳松 ;二是强调历史写作的艺术性 ,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张荫麟 ;三是既强调科学性 ,又重视艺术性 ,提出“准确、凝练、生动”的历史文学原则 ,代表人物是白寿彝。认为应当继承和发扬 2

陈垣历史人物研究的成就与特点

历史人物研究自古以来即深受中国史学家的重视。陈垣是中国现代史学大师,历史人物研究是其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成果卓著。且呈现多种研究和著述形式,形成了以宗教人物为主的多样化人物研究,在人物研究上以坚守文化本位和弘扬民族精神为旨趣,提出了独到的诸多历史人物研究方法。陈垣的历史人物研究既体现了其史学思想和成就,也是其史学思想和成就的开山之基。对此加以深入研究,既有助于深化对陈垣史学思想和成就的认识及评价,也对今天的历史人物研究有重要借鉴意义。

试谈研究史学的一些基本功--读柴德赓先生《清代学术史讲义》等的一些体会

研治史学不仅要熟知目录学,而且要熟知掌故。掌故与目录学之融通,有助于深入认识史料自身的理路与客观性。研治史学不仅要"识大"(博),而且要"识小"(精)。"识大"与"识小"之间形成一种张力,二者既有趋大与趋小方向相反的离心力,亦有内在互为存在前提的不可分离的向心力。对史料的把握要做到"竭泽而渔",更需"识大"与"识小"兼而有之。读柴德赓先生书,寻绎陈援庵先生和柴德赓先生治学之门径,对于史学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史學的倫理承擔——淪陷時期陳垣著述中的“表微”機制

盧溝橋事變後,滯留於北平的史學家陳垣是士林社會關注的焦點,其出處進退的選擇,具有一定的象徵性。本文試圖進入修辭的層面,細讀陳垣淪陷時期的著作,關注的不是他處理的歷史對象,而是史家自身的心事懷抱。從刻意倒填年月的《舊五代史輯本發覆》,到可以作政治史來讀的"宗教三書",再到"不徒考據而已"的《通鑑胡注表微》,這一時期陳垣的著作中都含有某種"表微"機制。所謂"表微",即史家有感於當下的處境,援古證今。然其涉及的古事與今事,及與史家當時的心事未必能嚴絲合縫地勾連在一起。與其遵循陳垣在《通鑑胡注表微》中演示的讀法,闡發其文字間的微言大義,不如將"表微"視爲一種修辭策略,一套史法,解析這種表達裝置的內部構造與動力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