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历史中的“民族精神” 陶云逵与中国人类学的德国因素

本文通过民国时期人类学家陶云逵这一个案,来梳理德国"文化"概念经过中国学者的思考和运用进入中国社会科学的历程。作为第一位运用"文化"理论进行实地经验研究的中国学者,陶云逵在实证研究中思考如何保存"文化"自身的神圣性,肯定人的精神价值,对各文化之间如何相互沟通和理解问题展开过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不仅在人类学内部有意义,而且构成了人类学、社会学与哲学和历史学对话的可能。本文跟随陶云逵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脚步,呈现他在文化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探索,并试图指出,陶云逵对"文化"如何制约"国家"的政治经济权力提出有力的现实和历史证据。

边疆研究的传承：历史溯源与现实思考——以陶云逵先生边疆研究为例

陶云逵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人类学家和西南边疆实地研究的先行者,在担任西南联大时期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期间,他更是引领实现了南开大学边疆研究学科的拓荒。本文以陶云逵先生与百年南开边疆研究的历史渊源为主线,追溯了先生边疆研究历程及其研究旨趣,从三个方面表述了先生对于南开大学边疆研究的意义,并对新时代续写百年南开边疆研究新辉煌提出了几点想法。

陶云逵在云南民族调查研究中的民俗理念

抗日战争时期,一批名人学者随着各大高校西迁到大后方昆明。他们中的社会学家、语言学家、民俗学家、人类学家积极投入到民族民俗文化的调查研究中。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陶云逵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研究中所蕴含的民俗理念,为保存民俗文化"活化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陶云逵在西南联大对开化云南边民问题的研究

抗战时期,中国现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陶云逵教授在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任教期间,深入到云南边陲,调查研究边疆社会,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他于1940年7月在《西南边疆》第10期发表了《开化边民问题》一文。他在此文中对"开化边民问题"提出了许多独树一帜的精辟的观点和深邃的思想。笔者认为,陶云逵教授在当年提出的这些精辟的观点和深邃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深入地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宏伟战略,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启迪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抗战时期陶云逵教授对开化边民问题的综合研究

抗战时期,中国现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陶云逵教授在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任教期间,深入到云南边陲,调查研究边疆社会,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他于1940年7月在《西南边疆》第10期发表了《开化边民问题》一文。他在此文中对"开化边民问题"提出了许多独树一帜的精辟的观点和深邃的思想。笔者认为,陶云逵教授当年提出的这些精辟的观点和深邃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宏伟战略,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启迪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陶云逵的云南民族研究及其对德国民族学思想的发展

陶云逵作为中国民族学的早期研究者,将德国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和中国边疆的实地研究结合起来。在德国民族学理论中,文化和民族精神是构成民族的两个重要维度,但在现实经验中,杂糅多元的文化与追求纯洁性的民族精神一直有难解的矛盾。文章尝试梳理和总结陶云逵如何破解这个问题,指出:(1)陶云逵在传播论脉络下,实际区分了以文化为载体的集体意识,和以社会为载体的集体意识。前者以传播作为文化和社会的前提,不断构建横向的社会关联。(2)民族志复合的机制是基于传播形成的,为民族性格提供事实基础。民族性格是可变的,不同于民族精神对纯洁、竞争和稳定性的追求。陶氏在处理云南民族志材料时,逐渐倾向于在民族性格意义上展开分析。(3)应基于民族志复合在边政学中的具体应用来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即,国家通过边政和边教在地方重建基于现代性的民族志复合/民族性格,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形成基于现代性的中国民族精神。

1934-1936年凌纯声、陶云逵等云南调查探析

1934-1936年以凌纯声、陶云逵为主的云南调查,是依托学术机构对云南全省展开的第一次全方位和大范围的“地毯式”调查,为当时的滇缅边界勘定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在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本次调查属于综合性调查,涵盖体质测量、历史文献搜集、神话故事整理、口头传说记录、图片摄影等诸多方面,涉及生活习俗、体质、语言、宗教等多种主题。调查收集的实物与民间传说材料,以及学者们依托调查形成的丰厚研究成果,为西南民族研究留下了宝贵遗产。

巫术、文字与文明——以陶云逵在西南地区的占卜研究为起点

本文通过对民国时期人类学家陶云逵考察西南地区时关注的占卜研究进行重新解读,指出陶云逵所讨论的羊骨卜、卜和鸡骨卜构成了巫术演化的不同阶段。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说,羊骨卜是巫术思维的早期阶段。在这个阶段,符号基于约定产生,作为能指的兆象和作为所指的卜书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兆象相互之间也没有构成规律性的关系。而鸡骨卜是巫术思维的另一阶段,在这个阶段,兆象也即所指之间出现了语法规则——主客二元的分类原则。这是将自然与社会整合成一个秩序整体的认识方式。本文认为,对巫术两个阶段进行区分的重要性在于,一是从思维的角度来看,巫术和理性并非截然割裂而是前后相继,二是指出文明不可能摆脱巫术,而重视巫术的伴随,能更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的本质与构建开放社会的可能性。

抗战时期陶云逵在云南的田野调查述评

抗战时期,陶云逵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领导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对云南石佛铁路沿线开展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陶云逵云南民族研究回顾

本文通过对陶云逵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成果的梳理,全面回顾了陶云逵1935—1944年在云南的生活和工作经历。陶先生的云南调查研究大致可以"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创建为界,前期主要研究云南各少数民族的体质、文化及地理分布,后期则注重边政问题,对边政提出自己的见解。综观陶云逵近10年间在云南开展的民族学、人类学调查研究,可以知道他不仅开创了中国学者体质人类学以及文化地理分布研究的先河,他重视历史文献与实地调查结合的方法更是为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找到了一把利刃,而最弥足珍贵的则是他给后来学人留下了大量第一手调查资料。

云南之语言(三)

关于苗瑶语之系属问题,自戴维斯列苗瑶语于猛吉蔑系之后,凌纯声、陶云逵诸家从之戴氏谓苗瑶语与猛吉蔑语虽非密切相似,然就语词顺序而言,如名词在形容词前,所有物在所有者前,主词在动词前,动词在宾词前,苗瑶语与猛吉蔑语皆相同。惟关于瑶语之材料,戴氏所得者较少,然就其所得之瑶语七十字,以与苗语一百六十字参互比较,其中之半数,彼此互有关系。再以此种语言与属于猛吉蔑系之卡瓦语wa,崩龙(251)语Palaung互相比较,其关系亦可一目了然。惟苗瑶之移殖云南,乃最近一二百年之事,彼等与卡瓦人。

西南联大时期“边疆人文研究室”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学术实践

西南联合大学时期,“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中辉煌的一页,在研究室主任陶云逵引领下开启了社会科学中国化的探索,着眼于中国边疆地区的社会调查研究还催生了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理论范式的建设和发展。本文以“边疆人文研究室”的运作理念和学术实践为研究视角,由个体延伸到群体,阐释老一辈学者在边疆调查研究中探索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实践之路。

试析德奥传播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

德奥传播理论是西方人类学界早期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在20世纪上半期曾风行一时。战后,随着其它人类学学派的兴起,传播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式微。该理论在20世纪初传入我国,其主要传播途径为:著名学者来华宣传讲学,西方在华教会学校的倡导,以及我国早期赴德留学学者的推动等。受一些因素的影响,德奥传播理论在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的发展有限,最终未能扎稳根基,广泛传播。但是它对我国人类学界,尤其是考古学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