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之路”视域下粤港澳港口群文化景观的研究与重构

“海上陶瓷之路”始于秦汉,盛于唐宋,明清走向衰落,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唐宋以来,我国陶瓷对外贸易达到高潮,出现了诸多闻名遐迩的城市码头“,海上陶瓷之路”也随之兴盛。本文以粤港澳港口群为研究对象,从瓷器、瓷业与瓷路三个方面梳理了唐宋以来“海上陶瓷之路”文化景观的兴衰历史,探讨了广州、泉州、澳门、香港、阳江、江门等港口瓷器及瓷业发展状况,提出了构建“海上陶瓷之路”文化景观的当代意义、对策与路径,以期为“一带一路”倡议发展助力。

景德镇陶瓷之路和遗产廊道的保护与利用

景德镇陶瓷之路和遗产廊道是中国乃至世界陶瓷文明的典范,面临着整体环境有所改善和局部状况持续恶化的局面。根据遗产廊道的国际定义,通过调查分析陶瓷的文化遗存、生产遗址、生活遗物,论证了保护和利用的方法与形式,为现存或消逝的陶瓷文明提供独特见证,为陶瓷之路和遗产廊道研究提供新的文本、新的视角。

明清时期海上陶瓷之路的繁荣

文章论述了明清两代政治经济 ,以及郑和下西洋、世界新航线与商业贸易对陶瓷行业的影响 ,特别是对陶瓷之路发展繁荣的推动作用 ,中国陶瓷尤其是景德镇陶瓷对世界文化的贡献 ,论证了陶瓷之路源在中国 。

唐宋时期的海州与海上“陶瓷之路”

唐和五代是我国陶瓷生产大发展的时代.也是我国海上交通海外贸易迅猛发展、全面开放的时代.象征着唐、五代瓷业发展高峰的重要事实是:至迟从九世纪下半叶,我国陶瓷继丝绸和茶叶之后成为重要的外销商品而大量出口.为宋代大规模的陶瓷外销开了先河.现代世界性考古成果表明,不管是陆上丝路所到的西亚,还是海上丝路东西洋航线所经历的每一处古址,都发现了大量的唐、宋时期完整瓷器和瓷片.日本陶瓷专家三上次男先生把这条海上运输的航线称为“陶瓷之路”.正是这些五彩缤纷的瓷片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弥补了史书失记的不足,为我们勾勒了唐宋时期我国外销陶瓷的重要口岸和航路的轨迹.

宋代“海上陶瓷之路”探研

宋代是中国制瓷业发展史上的鼎盛阶段,也是瓷器输出的繁荣时期。文章从宋代海上交通航线、宋代航海技术成就、文献记载的瓷器输出、宋代沉船出水瓷器遗物及波斯湾、非洲发现的宋代瓷器等五个方面阐释了宋代"海上陶瓷之路"的形成发展状况。宋代"海上陶瓷之路"不是专指瓷器海外贸易之路,在丝绸等传统贸易之外,这一时期海外输出商品中瓷器乃居显耀地位。"海上陶瓷之路"的开辟畅通不是古代中国单向的历史创举,古代西方波斯人、阿拉伯人以及其他族群在通往东方之路上的不懈努力也极大地推动了"海上陶瓷之路"的兴盛。它是各国和平往来、官民共同参与、互惠双赢发展之路,是当今共建"一带一路"丝路文明共同体历史上的物产流通、科技传播、文化交融的阶段性缩影。

合浦港与古代海上陶瓷之路

合浦港是西汉初期便已产生的一个的国际商港,是远航东南亚、西亚、东非的海上丝绸之路距离最近的始发港。经考古发现合浦地区至少有30多个古窑址,上起汉代,下至清代,时间跨度超过两千年,自古以来,这些窑口便为出口生产了大量的外销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合浦港向东南亚、非洲和欧洲等地运销陶瓷。本文试图通过对合浦港是广西陶瓷贸易的始发港,古陶瓷生产与合浦港的对外贸易,合浦港与海上陶瓷之路等问题的探讨,深入研究古代合浦港的海外陶瓷贸易,这样的研究对于当下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考古学视野下的宁波越窑青瓷与东亚海上陶瓷之路

越窑青瓷的海外输出始于两晋时期,最初以朝鲜半岛为输出区域,隋唐时代其输出范围扩大至日本列岛,并由此形成“海上陶瓷之路”。宁波作为越窑青瓷中心产地,其与东亚海上陶瓷之路的形成与发展密切相关,这在东亚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考古发掘实物中得到了印证。本文拟从考古学的视角,阐述宁波越窑青瓷与东亚海上陶瓷之路互为影响、互为促进的互动作用。

浅析陶瓷之路

我国古代生产的陶瓷器,除满足本国的需要,还大量输出国外。在陶瓷外销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条由东至西的贸易通道。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其著作《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中,将连接东西方的海上航路,称为陶瓷之路。陶瓷之路成为继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后,又一中外交通史上的重要概念。

陶瓷之路与丝绸古道的连接点

《华夏考古》1989年第3期发表了《三门峡市两座唐墓发掘简报》公布了张弘庆墓出土的一件扁壶(图一)。其器形与以往所见的扁壶有所不同。例如:安阳北齐范粹墓出土的黄釉扁壶,器形和纹饰都摹仿同形的西亚金器。上海博物馆藏一件隋代白瓷小扁壶,器形为小口细颈斜肩鼓腹,长方形矮圈足,肩有两穿,可供提携,而壶表面有鸡心形的弦形和草叶纹装饰,其内饰有一周联珠纹,联珠纹中的空间模印有胡人正襟危坐的形像;这件扁壶作牙白釉色,疑为巩窑产品,有可能摹仿波斯同形制的银器,也有可能是摹拟埃及同形制的白陶器而制作的。《汉唐陶瓷大全》一书收有唐代胡人狮子扁壶,从其颈部、圈足和胡人、对狮花纹外面围绕以联珠纹看,这种装饰特征也应是摹仿西亚同形金器的作品。上述这些器物大概是西亚伊斯兰国王禁止制造奢侈的金银器之后,我国才开始以瓷仿制这种金属制品的。不过,就其形状、色泽和装饰艺术方面。

寻访海上“陶瓷之路”

可以期待，本书将在普及越窑瓷器知识方面发挥极大的作用，从而推动古陶瓷研究乃至古代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继承。

广州港,“海上陶瓷之路”的文化变迁

本文以特定的视角,梳理我国古代广州港“海上陶瓷之路”文化变迁的发展脉络,分析广州港“海上陶瓷之路”的瓷器、瓷业和瓷路,着重阐述广州港“陶瓷之路”的历史、优势和地位,从而为当今广州港“陶瓷之路”的复兴提供借鉴参考。

中日两国陶瓷学者在京举行《陶瓷之路》学术座谈会

由故宫博物院和日本出光美术馆联合主办的“陶瓷之路展”开1989年5月4日在故宫博物院展出。5月5日中日陶瓷学者在故宫博物院漱芳斋举行了《陶瓷之路》学术报告座谈会。我国著名陶瓷学家冯先铭教授作了《中国古陶瓷对外传播与外来影响》的学术报告。他论述了从唐代以来我国陶瓷输出的时代背景、瓷种和窑口,并指出输出的地区遍于亚、非、欧、美四大洲。由开陶瓷输出的数量极为惊人,

西日本出土的唐宋越窑青瓷与宁波海上陶瓷之路

本文通过对西日本出土的越窑青瓷资料进行分析,结合宁波与日本相关文献资料,我们得以对唐宋时期明州港对日陶瓷贸易的发展、路径及其影响有所了解。唐代晚期,明州作为越窑青瓷的主要外销港口,直接面向日本,使日本成为越窑青瓷定向贸易的国家和地区之一。越窑青瓷遗址遍布日本各地,以西部地区最为集中,如九州福冈太宰府鸿胪馆遗址、福冈市西区下山门遗址、福冈市柏原M遗址、长崎县离岛壱歧原辻遗址、京都及其周边地区出土青瓷的相关遗址等。越窑青瓷输入日本也促进了日本制瓷业的发展。

陶瓷之路--“宝历风物”珍品展再现海上贸易盛况

2020年9月14日,上海博物馆与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在上海博物馆开幕。黑石号沉船是一艘唐代(公元830年左右)行驶于中国至中东航线的阿拉伯商船遗骸,1998年因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的一块黑色礁石旁边被发现,因此命名为“黑石号”。“黑石号”沉船中出水文物多达60000件,其中瓷器占绝大多数,有约55000件,以长沙窑产品最多,还有浙江越窑青瓷和广东地区生产的青瓷,河北邢窑白瓷,河南巩义窑产品,包括3件完整的唐青花瓷盘等,几乎涵盖了唐代南北方最为著名的窑场产品,为研究唐代陶瓷对外贸易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考古实证,将9世纪东西方海上贸易的盛况展现在人们眼前。

宁波与朝鲜半岛的陶瓷之路

宁波(古称明州)地处中国南北洋分界、江三角洲的南翼,自东晋至两宋时期北洋航线的开拓,有力促进了宁波与朝鲜半岛的海上贸易往来。其中,越窑青瓷是自明州港启航输入朝鲜半岛的大宗商品,考古资料也表明,越窑青瓷在晋代就已开始输入朝鲜半岛,持续了数个世纪,直到北宋晚期衰落。

海上陶瓷之路

瓷器是古代中國的偉大發明。它以堅實的胎質、優美的造型、明快的釉色、流暢的紋飾赢得了人們的喜受和讚譽。中國瓷器從唐代(公元六一八——九○七年)中晚期開始向國外輸出,持續達一千餘年,中間很少間斷。這在世界貿易史上也是罕見的。故我國素有‘瓷國’之稱,人們把唐代及其以後的我國通往亞、非、歐、美的海上交通路綫稱為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陶瓷之路’的形成我國在商、周时期(約公元前十六世紀——前二五六年)已生產出了原始瓷,到東汉时期(公元二五——二二○年)生產的青瓷已完全符合瓷器的標準。唐代是我國瓷器的第一個大發展時期,出現了許多著名的瓷窑,生產出各具特色的高質量瓷器,如長江以南的青瓷、釉下彩瓷,中原地區的白瓷等。這表明了瓷器生產巳達到有眾多產品輸出的能力,而且有的瓷窑就在沿海港口附近,如浙江越窑。

“海上陶瓷之路”的演进与中国陶瓷文化的传播

丝绸与陶瓷不仅是古代中国走出国门、影响世界的重要贸易产品,而且是重要文化载体和文化符号,均传播并彰显着中国的文化自信。陶瓷文化与"一带一路"所倡导的新型全球化理念是一致的,都体现着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的基本理念和文化意蕴。在"一带一路"战略指引下,中国陶瓷应该复兴"海上陶瓷之路"精神,传播中华文化自信,促进陶瓷技艺更新,在数字化时代搞好当代陶瓷文化的国际化传播。

从海上陶瓷之路变迁看唐宋青龙镇港口的兴衰

青龙镇创设于盛唐,自中唐海上陶瓷之路开始兴盛起来,青龙镇港口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贸易枢纽。在唐代,长江流域和钱塘江流域名窑生产的瓷器通过中转贸易借助青龙镇港向国外不同地区出口,中转贸易的外销辐射范围远至东北亚和印度洋周边。在唐代沿海开展的中转贸易活动依赖魏晋时期出现的“循海岸水行”航线,青龙镇在海上贸易中的枢纽作用也得益这条航线。通过与中转贸易的结合,青龙镇不仅在中外丝路贸易中,也在南北交流中占有重要的枢纽地位。“循海岸水行”航线在宋代继续演变并发挥作用,宋代青龙镇仍是长江下游和浙闽地区瓷器的中转贸易要地,出口外销远至东北亚和印度洋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