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邺嗣和陶诗的艺术风格——兼及易代之际浙东诗人和陶诗诗风的嬗变

易代之际的和陶诗已经成为遗民士实现自我体认、表达自己心声的重要途径。无论是元明之际还是明清之际,和陶诗都大量涌现,且保存下来的和陶诗的作者以浙东诗人为多,表现出易代之际浙东诗人独特的精神建构。与元明之际童冀等和陶诗的清刚、幽贞不同,李邺嗣的和陶诗展现出了更为平和、古朴的风格和特点,体现出了李邺嗣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诗歌观念。

苏轼“和陶诗”的情志美学

和陶诗蕴含着苏轼的独特审美情趣和人生哲理,是其思想与美学意识的完美结合,集中体现了苏轼的美学情志——贬谪美学、逆境美学、自然美学和生活美学。贬谪美学是苏轼以自身遭贬的经历,书写坦然面对挫折的豁达心态;逆境美学昭显人生虽有跌宕起伏,却始终有怀揽风月的豪情壮志;自然美学关注山水风光,寄心灵于田园躬耕,关怀百姓之趣事;生活美学将诗意与酒食日常交融,抒发对生活的热爱。苏轼的“和陶诗”既有返璞归真、旷达洒脱的纯然意趣,又有经世致用,怀国爱民的文人志向,集中体现苏轼独特的审美情志。

悲剧意识与其超越:朝鲜庶孽诗人朴宗善和陶诗研究

朝鲜王朝后期诗人朴宗善的和陶诗所反映的悲剧意识主要体现在对身份的不平等性的体认,以及对身份所带来的理想与现实的不对等性的揭露上;与此同时,他在和陶诗中又通过构建自我价值、回归本真的方式实现了对悲剧意识的超越。朴宗善利用和陶诗这一特殊的文学形式展现了朝鲜庶孽阶层乃至朝鲜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从而丰富了韩国和陶诗的“朝鲜风”内涵。

陶诗所见《周易》的运用

陶渊明对《周易》的运用,除了《周易》思想以及卦名、卦爻辞、《易传》外,对《周易》卦意以及“卦表象意”“象表卦意”的思维方式也有一定的运用。从诗学角度分析这些运用,可看出陶渊明不仅深受时代哲学“得意忘象”的影响,亦受传统诗学理论“诗言志”发展的沾溉。同时陶渊明《停云》诗中可能还存在对象数易的运用,结合陶渊明对《周易》的其他运用来看,在总体上体现了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的广收博取,集时代之大成。

陶渊明诗新证三题

东晋隆安四年(400)、五年陶渊明在桓玄手下任职,作有《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作》等诗,稍后他因母丧回家。在陶渊明居家丁忧期间,桓玄攻入首都,建立了“楚”政权。元兴二年(403),陶渊明在《停云》《时运》《荣木》等诗中向桓玄致意。桓玄很快被刘裕打垮,陶渊明守孝结束后,出为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又改任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任内分别留下一首诗,从中可见他一直希望回家隐居,最后在做了80多天彭泽令后毅然归隐,时为义熙元年(405)十一月。陶渊明的组诗《饮酒》20首,其中有些原来并不在这组诗中,写作时间也拉得很长,早一点的是在他归隐之前,大部分作于归隐之后,有些晚至义熙十三年(417)。诗人的“园田居”住房于义熙四年戊申(408)六月中遭遇火灾,后迁居南村,其《移居二首》应作于义熙六、七年间,而以义熙七年(411)的可能性较大。陶诗约可分为行役、田园、饮酒、读书、赠答、游览、咏怀等7类,都有着无可比拟的内秀和发人深省的艺术力量。

论“陶诗的深度”——对陶诗一个重要特色及其文学影响的考察

陶诗有着独特的“深度”。陶诗影射政治,思想深刻而矛盾,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双重世界观念是其具体表现。“陶诗的深度”的形成,既源自复杂的政治斗争环境,亦师承前代诗人应璩、阮籍之创作经验,更远则源于儒家比兴诗教传统与玄言诗写作风尚,本质上反映了陶渊明的政治处境以及由此形成的矛盾思想、纠结心态。“陶诗的深度”自南朝至隋唐被时人普遍漠视,宋代以来,陶渊明其人其诗对政治的关注及其思想的矛盾性、丰富性与超越性才得到发现和推崇。“陶诗的深度”这一判断,从文学规律和艺术影响来看,反映出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思想的必然联系以及意境的创造、含蓄之美等诗歌美学问题,这也是陶诗能够经过时间打磨成为杰出作品的决定性因素。

论“酒”意象在陶渊明与戴良诗歌中的差异

“和陶诗”现象是文学史创作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晋代以后的诗人都借陶渊明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戴良在千年之后的元代创作了51首和陶诗,通过戴良的“和陶诗”我们能了解到拥有相似人生经历的二人,在面对同一物象——“酒”而表现出不同的人生选择,使后世能够深刻的感受到不同时代诗人们相同的忠义气节和不同的心境和人生态度。

苏轼“和陶诗”的形式特征及其文体史意义

作为“和诗”,次韵既要求“和韵”又要求“和意”,“和陶诗”则突破了唱和对象的古今界限,使“和意”朝着“道意”方向发展,即注重表达作者主观意识。苏轼在“和陶诗”中以“意”统“韵”,从而化韵脚的限制于无形。在平衡诗体与诗意的过程中,苏轼促进了诗歌正副文本功能的强化与转换。副文本记录诗意兴发方式,具有诗史功能、日记功能、书信功能、索引功能,并且建立起“和诗”与原诗的联系,引导读者在师陶、学陶背景下阅读“和陶诗”。正文本则由次韵诗向外的公共唱和功能、政治功能朝向内的道德自省功能、心理平衡功能转换。苏轼在“和陶诗”中的上述探索对文体史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张岱的和陶诗

张岱的和陶诗现存四十首,主要见于他的《和陶集》与《张子诗秕》。这些和陶诗在创作上深受张岱自身的家学传承和时局变动的影响,在内容上表达了张岱向往自然、热爱诗书、坚守志节的思想。同时,张岱的和陶诗直接展现出他在明朝灭亡前后从身份到心境的巨大变化,集中凸显了张岱对陶渊明的仰慕之情。

申钦汉诗对陶渊明的接受研究

陶渊明诗文在朝鲜王朝时期影响广泛,文坛曾出现大量的和陶诗。申钦的《象村稿》收录了他创作的102首和陶诗。申钦效仿陶渊明闲适自得、躬耕田园的生活方式,探索并接受陶渊明的思想,表达对陶渊明的钦慕之情。此外,申钦还从物象、典故、词句和语言风格等多角度对陶诗进行模拟、赓和,将陶诗平淡醇美的风格融入自己的诗歌,使其诗歌具有陶诗的韵味和境界。

陶渊明研究

主持人语:本期刊发四篇陶学研究论文。金学智的《邈邈遐景,生意具足-陶渊明的生态哲学和鱼鸟情结》一文的中心论点是论陶诗中的“天人合一”关系,即把陶诗中有关自然景物的描写上升到生态哲学的高度。陶渊明是中国诗史中田园派的开创者,是中国生态文学的先驱。陶诗中有许多出色的自然景物的描写,而这种描写渗透了诗人的思想与感情。

陶渊明研究

主持人语:本期四篇陶学论文,其作者为陶渊明研究的老中青三代学者。梅大圣的《陶渊明〈杂诗〉描述的愁叹情结及其化解》研究《杂诗》十二首的相关问题。《杂诗》十二首是陶诗中的重要篇章,前八首大约作于渊明50岁时,“愁叹万端”(明黄文焕语)。本文分析《杂诗》愁叹的内涵、起因以及化解之法。作者认为渊明晚年的愁叹情结起因是:光阴易逝、壮志未酬及人生短暂。化解愁叹的方法是及时行乐,儒、佛、道思想互补,悟透生死,彰显生命真谛,尽情地享受晚年生活乐趣。作者将陶渊明人生之乐细化为邻里之乐、天伦之乐、躬耕之乐,并揭示其及时行乐的文化意义-对生命意识与人生价值的全新思考,凝聚了诗人对过往艰难岁月的敏锐感受和深切体验,是对人生真谛的彻悟,也是汉魏以来“人文觉醒”的艺术表现。全文要言不烦,层次井然。

清代陶诗接受史论略

纵观陶诗的接受史,陶渊明及其诗歌已经被后世文人学者赋予了更多的历史意义。陶诗不断地被诠释,被赋予新的内涵,也充分说明陶渊明及其诗歌的巨大魅力。陶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它在流传的过程中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者,成为不朽的文学经典。清代是陶诗接受史上一个重要阶段,此期陶诗接受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陶诗的诠释与评论逐渐走向精细化、专门化。

论英译中陶诗意蕴的最佳关联性的传递

陶渊明的田园诗清新质朴,法天贵真。在典籍英译过程中如何创造相关语境,使读者参透"一语天然万古新",领略"豪华落尽见真淳",便成为重现陶诗意蕴的关键。本文尝试运用关联理论中提出的最佳关联性来解释陶诗英译过程中意蕴的传达途径和效果。关联理论认为每一个话语刺激都假定具有最佳关联性,使接受者在付出必要努力的前提下能够获得适当的语境效果,从而领会话语发出者的交际意图。笔者认为,从翻译的语际交际活动层面上看,文学意蕴的传递等同于交际意图的实现,故此,分析译者是否抓住了最佳关联性无疑是判断译文是否成功传递原作意蕴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以文为诗”始于陶渊明

“以文为诗”是中国文人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但是后世论者多认为始于中唐的韩愈。当笔者认真考察了唐前中国诗歌发展史之后 ,却惊奇地发现 :“以文为诗”并非始于韩愈 ,而是始于早韩愈 40 0年的陶渊明。所谓的“以文为诗” ,即以散文的篇章结构、句法及其虚词、虚字入诗 ,使诗歌呈现出一种如散文般的平实自如、天然入妙 ,能够更痛快畅达地叙事、抒情 ,而这一切在陶诗中都有鲜明具体的体现。“以文为诗”的运用 ,使陶诗更为亲切、平和 ,贴近人心 ,一种如叙家常的真切动人由此而生 ,这与陶渊明的为人及其诗歌朴素自然的风格是极其协调一致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以文为诗”陶渊明是韩愈的老师。

日本和陶诗简论

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历来被认为是一位隐士和田园诗人,他描写田园生活的诗歌在他的整个作品中占有突出和重要的地位。陶渊明的作品不仅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而且在传到东邻日本之后,也深受日本诗人学者的喜爱。十六世纪之后,在日本的汉诗诗坛上,逐渐形成了一个和陶诗的创作高潮。本文将就日本出现的和陶诗现象作一次深入的研究。

皆因自然偏堪惜 还从老秋看春色——喜读汪榕培新作《英译陶诗》

一、矢志笃行不尚空谈 汪榕培先生是位矢志笃行,不尚空谈的翻译家.多年来他默默地将一本又一本国粹精华的英译推出,却极少见他发表关于翻译方面的议论,其实,像他这样的翻译家在这方面是最有发言权的.但是他没有,却在短短几年之内完成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以及《易经》、《庄子》、《列子》等典籍的英译.去年暑期笔者去大连外院参加一个座谈会,听他说刚刚完成汤显祖《牡丹亭》的英译,最近又见他的新作《英译陶诗》面世.这是我国第一部陶诗的全译本.与此同时,他还出版了《陶渊明诗歌英译比较研究》的专著.从这两本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译者生花妙笔的背后那种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和不畏艰难的求实求证的精神.

音形义在别样美——评汪榕培《英译陶诗》

去年9月,我得到一本《英译陶诗》,这是汪榕培先生继他的《易经》、《诗经》英文译著之后又一了不起的译作.汪榕培先生是我国新一代学者的代表,我国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词汇学家,更是卓越的翻译家.他的学问越做越厚实,越做越广博,堪称同代人的楷模,也是中、青年学者的良师益友.

陶诗阐释的经学化、经典化与意境化

宋代之后,陶渊明诗歌的诗史地位逐渐牢固树立起来,这固然得力于其自身的魅力,但在接受中日益走向经学化、经典化和意境化则是它被普遍褒扬的三大基本原因。陶渊明人品经历了一个由高尚化而儒学化的过程,作品经历了一个由支流化而主流化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大致在宋代之后不约而同地走向了崇高化和经学化。苏轼之前,陶渊明主要被看作二流作家,苏轼评价陶渊明"李(白)杜(甫)莫及"的惊天言论对于重新定位陶渊明一向不算很高的诗史一流经典地位起到了关键作用。陶诗意境美的发现与宋代苏轼、范温、元代方回、清代钟秀和近人王国维等关键读者的揭示密不可分。陶诗的经典化和经学化几乎是同步和交融的,它们虽然抬高了陶诗地位,其弊端是难免造成对陶诗非儒家特点和艺术特点的遮蔽,而意境化则披文入情,由情寻理,是对陶诗本质艺术特点的澄明。

论陶诗的诗学意义——对冲淡诗美范型确立过程的考察

陶诗的诗学意义在于陶渊明创造了独特的冲淡诗美范型。这一诗美范型的确立有一个过程,晚唐司空图对陶诗的研究是关键。司空图之前的评陶、论陶大体属于陶诗风格的体认阶段;司空图依据陶诗以及与陶诗风格相近的王维、韦应物的诗歌,提出"冲淡"的诗美概念,使之成为一种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理想风格范型。司空图之后,苏东坡既评陶又和陶,一方面对陶诗之美有高度的概括和精细的辨析,深化了司空图的诗学理念;另一方面又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对陶诗进行全面的赓和,使陶诗所代表的诗学理想落实为一种诗学实践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