诬告陷害:以监督之名行利己之实

“检举人、控告人、申诉人在检举、控告、申诉活动中必须对所检举、控告、申诉事实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诬陷、制造假证行为,必须承担纪律和法律责任。”2019年9月29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地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12388举报网站”功能升级,新增了诬告陷害纪法责任提示。

向诬告陷害亮剑

“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教育整顿”……年终岁尾,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布“2023年度十大反腐热词”,回顾2023年全年正风肃纪反腐热点,展现全面从严治党的丰硕成果。

我国刑法应当增设栽赃陷害罪

栽赃陷害的行为在古今中外的司法实践中随处可见,信手拈来。由于栽赃陷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极大,严重侵犯人权,败坏司法声誉,因此将其早日提上刑事立法议程,很有必要。为了有效地打击这一严重犯罪,首先要厘清该罪的概念与犯罪构成特征;其次,要将该罪与诬告陷害罪、报复陷害罪、诽谤罪、伪证罪与打击报复证人罪正确地区别开来。所有这些,不仅在刑法理论上具有非常重大的价值,而且对于指导司法实践活动也不无裨益。因此,在刑事立法中增设该罪已迫在眉睫。

陷害教唆的司法适用研究

现今教唆理论下陷害教唆的认定模糊不清,在司法适用中仍沿用教唆间接正犯的观点定罪量刑,由于陷害教唆中教唆行为的双重目的,司法裁判被简单认定为修正的共同犯罪而作为教唆犯等同定罪,依据主客观相统一难以对陷害教唆行为进行定罪量刑。为了弥补陷害教唆理论的缺陷,更为了是司法判决具有合理性与可说服性,从陷害教唆的定性与可罚性入手,区分其与一般教唆行为间的差别并通过社会危险性与人身危险性给予可罚性理论肯定,厘清陷害教唆的行为类型与主体类型,将边界清晰化并把成立要件与行为类型的整合更是将可罚性理论的升华与补充,通过不同犯罪形态的陷害教唆研究得出一定的司法适用理论,并将诱惑侦查区别于陷害教唆究其主体要件与分类深入讨论,给予陷害教唆犯罪行为的定罪与司法适用逻辑性框架与轮廓。

关于诬告陷害,这些规定要知道

检举控告是党员、群众行使监督权的重要渠道,也是纪检监察机关获取问题线索的重要来源。但现实工作中,一些失实举报客观存在,尤其对党员、干部的诬告陷害时有发生,这不仅会浪费执纪执法机关办案资源,还严重影响被诬告陷害者的工作积极性,甚至污染一地的政治生态。

严惩诬告陷害行为,为担当作为者“撑腰”

严惩诬告陷害行为、明确容错免责机制、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实施细则……近日,多地出台一系列政策规定,强调鼓励干部干事创业,为担当作为干部“撑腰”。专家对此分析,激励干部干事创业热情,需进一步提升干部管理制度的科学性和规范化。对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展开调研2023年3月,党中央发布的《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中,将“干事创业精气神不足、不担当不作为”列入调研内容。

陷害教唆与侦查圈套

陷害教唆与侦查圈套有着天然的伴生关系 ,按我国教唆犯二重性的通说 ,陷害教唆行为应具有可罚性 ,但并非所有类型的侦查圈套都具有可罚性。应根据不同类型作具体分析。

关于陷害教唆的几个问题

陷害教唆在本质上具有与纯粹教唆犯相当的可谴责性和可罚性 ,其客观行为与主观罪过都与纯粹教唆犯基本等质 ,因此 ,应以教唆犯罪来解决陷害教唆的刑事责任问题 。

陷害教唆行为研究——兼及与犯罪停止形态的关系

在系统梳理中外立法与理论关于陷害教唆的规定和学说的基础上,以陷害教唆的体系地位即教唆故意为立足点,具体分析了七种情况下陷害教唆的认定和处理问题,驳诘了各种偏颇之论。

论打击报复统计人员罪与报复陷害罪的界限

为了与1993年的《会计法》和1996年的《统计法》相衔接，我国1997年刑法除了在第254条规定报复陷害罪之外，又在第255条增设了打击报复会计、统计人员罪。那么，这原本出自于同一罪名的两个罪名之间有何界限，则是亟待研究的问题。由于打击报复会计、统计人员罪是一个选择罪名（对象选择），本文仅探讨打击报复统计人员罪与报复陷害罪的界限。

诬告陷害罪探析

诬告陷害罪侵害的客体是公民的名誉权而不是公民的其他人身权利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 ;行为人捏造的不需是犯罪事实 ;向谁告发也不是成立本罪的关键问题 ;本罪是属于与行为犯。

论大陆刑法中的陷害教唆与英美刑法中的警察圈套

本来,陷害教唆是大陆刑法共同犯罪理论中的教唆犯问题,而警察圈套则是英美刑法辩护规则中合法辩护理由问题。二者是分属于不同法系、不同理论体系中的两个问题.但由于这两个问题涉及的情形有其相似或相同之处,只是着重点有所不同,故本文把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加以研讨和比较。

诬告陷害罪与伪证罪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如何认定诬告陷害罪和伪证罪进而论述了两者之间的界限及相关问题,其旨为引起刑事司法机关在认定处理此类案件时高度重视,稳、准、狠地打击诬告陷害和伪证犯罪行为。

陷害教唆与警察圈套的刑法学思考

陷害教唆和警察圈套不仅是理论中的一个难题,实践中更是存在较多争议。陷害教唆的含义必须从“教唆”和“陷害”两方面来重新界定其内涵和基本要件,并以此为出发点来对陷害教唆犯的可罚性问题进行考察。同时,由于警察圈套行为和教唆行为的紧密联系,在具体适用时,为达到防卫社会和保障人权功能的和谐统一,要对警察圈套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标准和具体条件进行严格的限定。

法条竞合视野下的伪证罪与诬告陷害罪

传统犯罪构成四分论在区别伪证罪与诬告陷害罪这一重要问题上 ,引发了诸多争议。因此有必要对此作进一步的阐述 ,确保法官能够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正确的定罪和量刑。在比较和研究国内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可以发现 ,法条竞合理论中的交叉理论对这一问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

诬告陷害罪若干问题辨析

诬告陷害罪是一种常见的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目前,学术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对该罪的定义、犯罪构成、既遂标准、一罪与数罪的区分等基本问题尚存在着分歧。本文从该罪的立法原意出发,通过对各种代表性观点的比较,辨析出符合立法原意的该罪定义和构成要件。

陷害教唆与侦查圈套的可罚性探讨

陷害教唆与侦查圈套有着天然的伴生关系,但并非所有的侦查圈套都属于陷害教唆之情形。按我国教唆犯二重性的通说,陷害教唆行为应具有可罚性,但侦查圈套并不都具有可罚性。犯意诱惑型侦查圈套行为虽然有目的的正当性为支撑,但其手段的非正当性亦不能排除其可罚性;纯正的机会提供型侦查圈套因不符合教唆犯本质特征,不应受到刑罚的非难;不纯正的机会提供型侦查圈套应当作为刑法中正当化事由加以规定。

关于诬告陷害罪构成要件的理论问题

诬告陷害罪的客体应该采用人身权利说的观点;诬告的对象必须是“他人”,而且是特定的;单位不能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但有例外;客观要件具有量化因素的限制;主观方面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

诬告陷害罪的刑事立法完善与展望

新刑法典对诬告陷害罪作了重大完善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在司法实践中 ,仍存在以下不足 :(一 )表述不规范 ;(二 )犯罪主体范围欠全面 ;(三 )对该罪的法律规定有遗漏。因而 ,应当进一步设置刑法典中的相关法条 ,以提高刑事立法质量 ,完备我国刑事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