啖助、赵匡和陆淳《春秋》学著作考辨

中唐啖助、赵匡和陆淳的《春秋》学是中国古代《春秋》学风尚转变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但其《春秋》学著作尚存诸多未发之覆,后人既有认识中亦多有未妥之见。本文认为:啖助著有《春秋集传集注》、《春秋统例》,前者的基本体例是在《春秋》经文之后列载摘取的三传传文,传文之后附有对不当传文的辨驳,杂糅了旧注和啖助己说,后者是一部义例之作;赵匡全面损益了啖助的上述两部著作;陆淳纂会啖、赵著作,编撰成《春秋集传》、《春秋集传纂例》和《春秋集传辨疑》等。

异代知音的有意误读:陆淳删节《东皋子集略》解析

陆淳以“祛彼有为之词,全其悬解之志”为准则,对王绩诗文进行删略。他将五卷本的《王无功文集》删节成三卷本的《东皋子集略》,是对王绩的有意误读。而这种有意误读,正与王绩的期望暗合,使陆淳成为王绩的“异代知音”。可见,任何一本文集都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

永贞革新与啖助、陆淳等春秋学派的关系--以大中之说为中心

为了深入研究唐代永贞年间的政治,通过研究唐代王叔文等人领导的永贞革新运动中革新派主要人物与啖助、陆淳等春秋学派的关系,可以深入了解唐代这一时期的政治关系。认为永贞革新集团与春秋学派关系密切,革新集团推行善政的主要思想基础是啖助、赵匡、陆淳在发展新春秋学时提出的大中理论。

唐代台州刺史陆淳与日僧最澄(上)——唐诗在日本

日本延历二十一年(唐贞元二十一年,805)八月,最澄大师入唐求法,在浙江台州研修佛学。大师次年三月离台时,台州官员士僧作诗赠别。这些诗歌以《台州相送诗》为题收入《显戒论缘起》上卷,在《天台霞标》中又题作《天台师友相送诗集》。唐人集体作送别诗,并作序结集而赠,这一送别赠诗之礼行于官僧之间,是儒释交流形态之一,又行于与日本官僧之间,是日中文化交流形态之一。台州刺史陆淳为中唐《春秋》学大师,非但不排斥佛教,反而给予最澄以巨大帮助,积极推广《天台止观》等天台圆宗教理,践行了"以生人为主"的民主主义思想,诚为日本文化之恩人。

唐代台州刺史陆淳与日僧最澄(下)——唐诗在日本

日本延历二十一年(唐贞元二十一年,805)八月,最澄大师入唐求法,在浙江台州研修佛学。大师次年三月离台时,台州官员士僧作诗赠别。这些诗歌以《台州相送诗》为题收入《显戒论缘起》上卷,在《天台霞标》中又题作《天台师友相送诗集》。唐人集体作送别诗,并作序结集而赠,这一送别赠诗之礼行于官僧之间,是儒释交流形态之一,又行于与日本官僧之间,是日中文化交流形态之一。台州刺史陆淳为中唐《春秋》学大师,非但不排斥佛教,反而给予最澄以巨大帮助,积极推广《天台止观》等天台圆宗教理,践行了“以生人为主”的民主主义思想,诚为日本文化之恩人。

由“义见微旨”注再论陆淳《春秋微旨》的撰作时间

多种证据表明《春秋微旨》不属于陆淳纂会啖助、赵匡之作而成的著作系列,但它还采用类似《春秋集传》的解经形式,以及对啖、赵经说有着一定程度的依赖,可断定其撰作于大历十年后至陆淳更为独立地撰著《春秋集注》之前。若将《春秋集传纂例》卷七《执放例第二十七》中的“义见微旨”注,理解为陆淳所加的参见其著作《微旨》的说明,则不仅难以圆满解释他何以加之,而且行文多有逻辑不洽之处。此注或出自后世整理、校刻者,或原本为正文,在流传过程中被理解、抄印为注文。它最可能是在陆淳去世后吕温、柳宗元等完善其著作时被加入,其次则是北宋庆历八年朱临刊刻《纂例》之时。

唐代新春秋学与政治

唐代宗大历年间的新春秋学 ,在传统经学走入困境的学术前提与“安史之乱”的政治背景下诞生 ,在学术上树立了经世观念 ;政治上表达了尊王室、正陵僭 ,支持郡县制、反对分封 ,伸张中央权威 ,维护大一统政权的主张。

论唐代“新春秋学”对《左传》的贬抑

唐代初期《五经正义》的问世使经学得到空前统一,而奉敕编纂《五经正义》的孔颖达于"三传"中独选《左传》以释《春秋》、并屡屡强经就传之举,使《左传》在《春秋》经传中的地位呈独尊之势,"遗经存传"之风盛行。但"安史之乱"后,以啖助、赵匡等为代表的"新春秋学"派却独尊《春秋》,对《左传》进行了诸多质疑和贬抑。而啖、赵此举已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探讨,更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必需之举,体现出了一片拳拳救世之心。

韩、柳与中唐春秋学(上)——韩、柳比较研究

安史之乱后的民族国家生存危机,诱发了以救亡图存为号召的中唐春秋学。萧颖士折中三传肇其端,李栖筠、贾至等引汉人三统循环之说以辨章学术,将相关的讨论纳入春秋公羊学的轨道。而同一时期,啖助、赵匡、陆淳集三传释《春秋》,基本确立了中唐春秋学的理论基础:他们主张“立忠为教,以大一统”、“以权辅正,裁之圣心”、“民为国本,观民定赋”,为处于战时经济状态、财政枯竭、急于搜刮的朝廷以及朝不虑夕、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穷苦百姓,找到了共度危机的最大公约数。啖氏再传弟子柳宗元、三传弟子韩愈进一步深化、发展了中唐春秋学的理论体系:前者深化了“尚忠”的理论,构建出自己独树一帜的国家学说体系,以及以“大公”“大中”“大和”为目标的国家治理学说。后者接受了春秋公羊学的核心价值“从夏”“尚忠”,但不排斥春秋左传学的核心价值“从周”“尚文”,突破了公羊学的理论局限。就其核心价值观而言,柳侧重忠君,韩侧重守道;柳侧重政统,韩侧重文统。性恶与性善、尚力与尚德、霸道与王道、刑政与礼乐、征伐与合作、效率与公平、功利理性与价值理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二者相反相成,共同支撑起中唐启蒙思潮的两翼。韩、柳集结众多学者,斟酌是非,较量短长,切磋琢磨,惺惺相惜,形成了学术共同体的雏形。其理论建树与创作实践,汇成集儒学革新与文学革命为一体的古文运动。至北宋中期,儒学革新延伸至周、张、二程,文学革命延伸至欧、苏、曾、王,持续二百年的唐宋启蒙运动,为华夏民族的近现代社会转型提供了文明指向。

啖赵《春秋》学派略论

啖助、赵匡、陆淳是中唐开风气之先的《春秋》经传学的新派代表人物。三人关系当以吕温《代国子陆博士进集注春秋表》所述最为明当。啖助、赵匡二人著述不传,陆淳《春秋》学著述至今保存得相当完整。《春秋集传纂例》十卷相当集中地保存了啖赵学派的学术宗旨。啖赵认为三传均未达《春秋》深指,圣人笔意;三传互有得失,《左传》叙事详备,《公》、《谷》二传则传经密于《左传》,同时穿凿附会也甚于《左传》;“左氏非丘明”,绝不与与孔子同时,亦不受经于孔子。啖赵《春秋》学派对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对其评价则因时因人而异。舍传求经,自出机杼,很能概括啖赵学派的基本风格。

唐代儒学对宋学系统的开启作用

"安史之乱"后,韩愈大力提倡儒家关于君君、臣臣的政治伦理思想,尊王攘夷,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维护中央政权的统一,以儒家的道统和仁义道德学说,来取代佛老之道。而陆淳等人的新春秋学对经义的任意发挥,以"忠道原情"的形式,对历史人物进行了重新评价,从而使经学与现实政治发生密切关系,直接服务于唐代中央集权政治,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

台州与日僧最澄学佛传茶

本文记述中唐时期台州刺史陆淳,谢绝日本高僧最澄奉献黄金等重礼之清廉佳话,以及台州地方为最澄举办饯别茶会之文明雅事。

永贞革新与韩柳——思想渊源和社会背景的分析

韩愈、柳宗元二人与永贞革新的一重公案,向来聚讼纷纭。尤其是韩愈对革新运动的态度,更是争论不休的焦点,毁之者斥为保守、反动,站在宦官集团一边,誉之者又极尽开脱、辩解之能事。平心而论,二者都难免蔽于一曲之讥。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近来又趋热烈,纠正了前阶段的某些偏向,出现了不少为韩愈辩诬的文章,认为韩愈并不反对革新,王叔文集团也有许多不惬人意之处。然而多数文章似尚未说到本原处。

唐代中日佛教交流網絡:日僧最澄(767-822)台州旅行之考察

本文著眼於台州,作爲九世紀日本僧人登陸之重要活動地點之一,記録了中日佛教交流的軌跡。在佛教教學内容當中,戒律教學跨越了國界,並且超越政治的藩野,在佛教的傳播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既牽涉佛教義理問題,也是佛教僧圑管理的基礎。善於傳授菩薩戒的道邃和尚即是一例,他舆陸淳等官員、士紳、僧人交好,活躍於地方。從社會的角度來看,他爲僧俗講授佛教戒律,提供了一個居士、官僚與僧侣之間的互動架構。另一方面,其弟子乾淑的《道邃傳》爲805年政治舆宗教的緊張關係鋪陳重要線索,呼應著唐代墓誌資料中所顯示的政治史。在這個問題上,可以清晰地觀察中日僧與官之間的合作與抗衡,唐代僧人與官員的網絡活絡之機制。

陆淳对啖助、赵匡《春秋》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基于对陆淳《春秋》学撰著和相关文献的分析,从《春秋》宗旨的解读、《春秋》辞义的显隐、对"三传"的评价和"无经之传"的取舍等几个方面考察啖助、赵匡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探讨陆淳对二者学说的取舍、继承和发展,可知陆淳较好地结合了啖助和赵匡的思想并有所发展,理顺了唐中后期新《春秋》学的思想体系,确立了该学派启发后学的两个重要发展方向,即走向义理和经世的经学研究,对新《春秋》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贡献。

唐代经学中的新思潮——评陆淳春秋学

从以训诂为特色的汉代经学到以陈析理义为特色的宋代理学之间，唐代的陆淳春秋学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被人褒贬不一的陆学抓住《春秋》史经一体，因事明义的特色，利用释读中的灵活性重新解释《春秋》经文，提出春秋“不全守周典礼”，强调其“仁政”、“民本”的“王道”内容，

柳宗元“以生人为主”的政治思想

一在我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发展道路上,唐代是一个新的高峰突起。唐帝国一度曾经是那样的繁荣、强大,不仅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仅见的。但是,到了柳宗元所生活的中唐时代,它却已从它的顶峰上跌落了下来。虽然还未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时期,但因矛盾重重,已是江河日下了。柳宗元在他的《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中,对唐初的武功、政治备极赞颂、景仰,这种心情,正是中唐衰败的现实的反映。

陸淳《春秋》學著述考辨

陸淳著《重修集傳》(卷數不詳,已佚)、《春秋逸傳》三卷(已佚)、《春秋集傳纂例》十卷(今存)、《春秋集傳辨疑》七卷(後分爲十卷,今存)、《春秋微旨》三卷(今存).陸淳於國子博士任上進獻《集注春秋》十卷,與給事中任上再獻《集注春秋》二十卷不是同一種書.所謂《集注春秋》二十卷者,即《纂例》十卷、《辨疑》七卷、《微旨》三卷三書合編之合稱,並非另行撰作之著述.柳宗元《答元饒州論<春秋>書》中"《宗指》"當爲"《微指》"之訛,這從信中前後文義可以證明.北宋杜谔《春秋會義》曾兩次徵引"《春秋宗指議》曰",可證《春秋宗指議》確曾單篇流傳.陸淳《春秋》學諸書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嚴密的解經體系.

中唐新春秋学“原情”思想探论

中唐时期,啖助、赵匡、陆淳等研讨《春秋》,著书纳徒,成一派之学。啖助一派解读阐发《春秋》的具体逻辑与思维方式,"原情"乃其中核心要义。所谓原情,一曰以合于忠道之情而断褒贬,二曰比类孔子之意而释经文,三曰推重人之常情、事之常理。基于原情思想,啖助等倡导从宜权变,从而形成独特的春秋学说。

啖助学派通论

啖助学派通论杨世文唐代中叶，学术界兴起了一个新《春秋》学派。这个学派以啖助、赵匡为先驱，陆淳（质）集大成，对当时学术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宋人陈振孙说：“汉儒以来，言《春秋》者惟宗三传，三传之外，能卓然有见于千载之后者，自啖氏始，不可没也。”①清末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