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相出入”:从阳明学派转向甘泉学派——以明儒蒋信为个案的分析

有明一代,甘泉学派与阳明学派突破门户藩篱,允许弟子转益多师,生发出“递相出入”这一独特的教育生态。受“出王入湛”师承经历的影响,蒋信以甘泉心学为宗,又兼容阳明心学,构建起以“理气心性合一”为教育本体、以“慎独”为工夫进路的“天地万物为一体”理论体系。就学派归属而论,蒋信当属甘泉学派传人,而非阳明学派弟子。蒋信这一师承范例,既反映了明清之际门户意识的变化,警示学人不宜盲从以黄宗羲《明儒学案》为主导的学派划分依据,又体现出明代中后期心学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对当下拔尖人才的培养不乏借鉴意义。

论阳明学派的共同体学说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新时代、新形势所提出的新型价值观、政治观、自然观。这一学说既扎根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也汲取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阳明心学)共同体思想的历史智慧。阳明学派以“良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提供了本体论依据,为人类为何要构建共同体寻求答案。此外,阳明学派也期望经由政治共同体、社会共同体、生态共同体等路径实现共同体之理想。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既是对阳明学派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也是对它的超越与拓展。对阳明心学共同体思想的分析,有助于科学阐明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历史意义与理论价值。

阳明学派对“克己复礼为仁”的多维诠释及其逻辑关系构设

“克己复礼为仁”命题富含理学意趣,而在阳明学派的观照下,被离析、抽绎出多层次、多维度的诠释理路,主要有王阳明、薛侃延续“胜己之私”一路,识得“真己”而“克去己私”,王畿、邹守益坚持“约己”“、约身”一路,“反己自修”而“修己以敬”,以及罗汝芳、邹元标发挥“自约”“、自能”一路,“复在乎己”而“能于己而复礼”。由此三大理路汇聚而成“克己复礼为仁”诠释的良知学路向。这一路向背后是阳明学派对“己”与“克”“、复”以及“克己复礼”与“为仁”“、克己复礼为仁”与“乾元统天”之间逻辑关系的独特构设。

朝鲜阳明学派的形成与东亚三国阳明学的定位

朝鲜朝时期(1392—1910),在退溪学的主导下通过对阳明学的辨斥,才形成了不同于中、日两国阳明学的独特的朝鲜阳明学派。就学术个性而言,朝鲜所接受的阳明学比较接近中国北方的阳明学,而日本所接受的阳明学则较为接近南方阳明学。比较而言,中国的阳明学发展到后来,已从政治层面深入到民间社会,与平民教育相结合,走的是政治化加世俗化的普世主义的发展路径;日本的阳明学起先只是掌握在儒学教师个人手中的文化知识,后来为了实际的需要而逐渐成为武士阶层手中的思想武器,走的是学问化加功利化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路径。而朝鲜的阳明学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与佛教禅宗相混同的异端思想被引进的,因而是在垄断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辨斥声中被官方和民间艰难地接受和传布的,走的是如何适应以程朱理学为绝对权威的类似原教旨主义的发展路径。

从“递相出入”看明代心学教育流派的师生交往

在明代中晚期,“递相出入”伴随心学教育运动而生,为心学教育流派的师生交往增添别样色彩。作为明代心学的领军代表,阳明学派和甘泉学派讲学成风,弟子云集,学派宗主王阳明和湛甘泉鼓励弟子们转益多师,共同造就出“递相出入”这一独有的师生交往形态及其教育学术生态。“递相出入”不仅宣扬自由问学精神,打破师承门户的桎梏,还富有个性鲜明的师道文化气息。它努力促进每个生命都向世界敞开,在学脉相联的交互中吐故纳新,对个体成长、学派壮大及明代心学教育学术生态的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递相出入”的影响下,阳明学派和甘泉学派的弟子们自觉出入于王学与湛学之间,以求同立异为学术旨归,敢于跨越门户藩篱而转相授受,形成了以“差异个性”为教学原则、“竞争合作”为教育机制、“内在约束”为管理文化、“生命关怀”为价值取向的师生气象,对当下师生交往关系的构建亦有一定启示。

中日阳明学派道德教育理念比较研究

阳明学派的道德教育理念不仅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且东传日本之后,对日本古代,乃至近代道德教育理念的形成与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较中日阳明学派道德教育理念的异同,有利于增加中日之间的文化认同,有利于增加对原发型文化与移植型文化的理解。

论阳明学派的文学观念——以王阳明及其弟子为中心的考察

阳明学派的文学观念立足于其"致良知"理论,与程朱学派同中有异。首先,在文道关系上,依然主张道本文末,但一反程朱"作文害道"说,提出"文不妨道"新观念,缓解了明开国以来文道关系的紧张局面;其次,在文辞表达上,主张"修辞立诚","辞达"即止,不沉溺于"艺";第三,在写作门径方面,反对模拟前人、范写经典的套路,主张师"心"自运,以"本色文字"为工;最后,在文学功用上,仍然注重其实用价值,强调文辞应"以明道为志",感发良知,"羽翼教化"。阳明学派的文学观念总体上并未超出理学藩篱,但其对"修辞立诚"、"本色文字"的强调,直接影响了晚明的"性灵"文学思想,使明代文学摆脱了模拟、复古窠臼而走向书写性灵,在明代文学思想史上具有转关意义。

信念政治与社会教化——阳明学派的政治向度论略

阳明学派承续了儒家道德政治的传统,通过"化治世为治心"的思路,把社会治理的问题转化为个体道德意志和道德情感问题,强调道德信念对于良好政治的重要作用。基于对道德政治的坚定信念,阳明学派十分重视社会教化,他们通过积极的社会教化活动将心学理论落实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去,化民善俗。信念的政治以及社会教化的理论与行动构成了阳明学派在政治哲学上的两个主要指向。

阳明学派与公安派

公安派从阳明及其后学那里得到了理论的滋育 ,主要表现在万物一体论对公安派文论及主体性精神的贯注 ;心本体论对于性灵说的启迪 ;崇尚“狂者”与公安派的“英特” ;不虑而知 ,不学而能与公安派的师心不师古等四个方面。

重估告子--论阳明学派对告子思想的诠解

在思想史中,告子长期被学者视为异端的代表人物,由于晚明时期阳明心学的兴起,这一认识与评价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改变。对告子思想的义旨,阳明学派内部展开激烈的讨论,其中核心问题是告子“性无善无不善”与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之辨。对阳明学派学者而言,“无善无恶”指心体不执着于相对待的善与恶,在不受遮蔽的本然状态中做到好善去恶之“至善”,而告子则“认得心体是个洁洁净净的”,从而遗漏了良知知是知非、为善去恶之义。既然告子认为“义”非本体之自然,则其为学工夫也将陷入割裂内外、动静、显微之一贯的“义袭而取之”境状。阳明学派学者对告子思想诸多命题进行价值重估,其中蕴含了对朱子学与甘泉学补偏救弊的理论关怀。

地域个性与时代价值:东亚阳明学的当代展开——第四届知行论坛暨东亚阳明学与地域阳明学派国际学术大会综述

2016年9月23-24日,第四届知行论坛暨东亚阳明学与地域阳明学派国际学术大会在贵阳孔学堂隆重召开。本届论坛由贵阳学院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和韩国忠南大学儒学研究所共同主办,旨在推动东亚各地域阳明学及其学派的交流、对话、发展与合作,为东亚现代文明的发展提供智慧资源。论坛有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韩国、日本、越南、泰国等6个国家和地区的48所高校。

井上哲次郎与《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

井上哲次郎是日本著名哲学史家,日本阳明学的学术奠基人。他的"江户汉学三部作"对江户汉学进行了学派分类,就中《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对日本阳明学派的人物和思想理论进行了详细的叙述。井上的方法和理论也有一定的缺陷,需要克服。

论阳明学派的教学实践活动

阳明学派在明代中后期能突破程朱官学的压制,获得朝廷的承认,与阳明学派的教学实践活动培养了大批的学派接棒人有直接的关系。其学派成员大力开展"讲会"进而兴建书院,为学派的崛起奠定了组织基础;学派讲学的从游风格凸显了潜在课程的教育功能;其对师友讲学论道活动的看重,彰显了教学中"重要他人"的力量;而"默坐自考"与"事上磨练"的思想则凸显了教学活动中注重个体学习经验的重要。四个层面的结合,使阳明学派得以壮大,并将学派成员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形成强大的社会思想力量,最终获得朝廷的认可。

论黄宗羲对阳明学派伦理思想的诠释与修正——兼论黄宗羲对心学伦理思想发展的贡献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他一生勤于著述,涉猎广博,其思想学说具有较强的兼容性、实践性、批判性与前瞻性。学界已从不同的视角对黄宗羲的思想学说进行了研究,但鲜有学者研究其对阳明学派伦理思想的诠释与修正,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探讨,并揭示黄宗羲对儒家心学伦理思想发展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王阳明学派的操守修养

明朝中叶,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学坛上出现了由王守仁创立的阳明学。其核心内容是良知:"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他认为,做任何事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和天理。以王守仁为代表的这一学派,是当时社会上最为先进的道德典范。学派中的不少人身居高位,但为官勇于任事,清廉一方,传播学问,知行合一,用自己的修养操守光大自己的学术门派,引导社会思潮的正确方向。

阳明学派的顿挫与明代陆学的复现

阳明学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有学派建构、士子来学,同时不乏质疑与挑战。为表明学说之正统,应对程朱学者的批判,阳明学派早期往往采用申明陆学以证明己学的方式,以求发展之道。这种模式直接促成了《朱子晚年定论》与《鸣冤录》两种重要理学文献的生成与传布,前者是王阳明因正德年间朱陆异同论学失利而编撰,旨在安抚门人信众;后者是名臣席书节录当时并不经见的陆九渊文集而成,目的正是澄清陆学与王学的正当性。与撰著相呼应,当嘉靖年间阳明学被钦定为邪说之际,后学薛侃疏请陆九渊从祀孔庙,欲借朝廷之力推重陆学,以纾解学派所受压力。阳明学派反复申明陆学所反映的,实际上正是当时陆九渊文献不传、士人对陆学的认识带着厚重朱学滤镜的事实,而他们标举己学正统之举亦在客观上促成陆学重新为士林所阅读、了解与接受。

我的阳明学研究行迹

本人自1981年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分配到浙江省委党校执教并于1984年调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担任所长开始,长期从事阳明学派资料的整理和阳明学的义理研究,也参与了一些重要学术活动的策划与组织工作。现就主要行迹回顾如下：

让黔版好书成为中国好书

3月1日,贵州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联合发布了“黔版好书”名单。《贵州历史笔记(上下册)》《主战场:中国大扶贫——贵州战法》《一座城市的交响》《中国傩文化·清代贵州土家族绘画与木雕》《心学的诞生》《地缘、血缘与学缘的交织:中国人文和自然境域中的王阳明及阳明学派》《彝族经典叙事长诗系列(第1辑·10种)》《二十世纪贵州油画》入选2021—2023年度贵州历史文化类“黔版好书”,《乒乓响亮》《中国超级工程(第一辑)》《稻花鱼》《少年英雄红色儿童小说系列》《听风村》《香喷喷的城堡》《给孩子讲名画背后的故事(4种)》《雪豹梅朵》入选2021—2023年度少儿类“黔版好书”。

弘扬阳明精神,增强文化自信

中华思想文化贡献于世界尤其是周边区域而形成域外思想学派的,除了以孔孟为代表的早期儒家学派,就只有近世的朱子学派和阳明学派了.笔者认为,应该把阳明学作为中华思想文化走向世界的最成功的范例之一.亦因此,世人肯定王阳明是立德、立功、立言的“真三不朽”者,

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贵阳会议之结语

在我们会议的前一天半日程中,参会者们作了报告并且去了龙场,此后由于我不再细看会议议程,并且在第二天（2014年11月2日）刚过中午还接受了电视台工作人员二十分钟的采访,因此未能参加闭幕会的开场。因而,当倪梁康在我稍晚抵达会议厅时告知我,我甚至还得说些什么时,我感到有些措手不及。在过去的两周,我在台湾、香港和广州谈过胡塞尔交互主体性现象学,并且在肇庆谈过利玛窦,因此,在我的思想中这些课题与王阳明致良知（实现原初知识）的学说有联想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