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史遗文》《麒麟阁》《说唐全传》渊源新论——以小说戏曲文化生态共生为视角

一般认为《麒麟阁》取材自《隋史遗文》等隋唐题材的小说,《说唐全传》与《隋史遗文》存在因袭关系。至于《说唐全传》与《麒麟阁》的渊源,尚缺关注与研究。倘以中国古代小说戏曲文化生态共生为视角,考索《隋史遗文》《麒麟阁》《说唐全传》间渊源,可发现《麒麟阁》可能得自《隋史遗文》的"旧本"———"市人话本"颇多;《隋史遗文》及其"旧本"、《麒麟阁》都可能是《说唐全传》创作的依据;甚或,《隋史遗文》《麒麟阁》《说唐全传》是同一"旧本"衍化出来的三个既有继承又有创造、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子本,是小说戏曲互动其生的具体表现。关于三者渊源的探索考察,有利于诸多问题的思考与解决。

《隋史遗文》成书于清初辨

关于小说《隋史遗文》的成书年代,一般论者据作者自序署年断为明崇祯六年(1633年)。但是,根据小说突出宣扬"乱世英雄易代择主"的主张和小说评语"通夷见戮"之说,与明末崇祯年间的政治语境十分抵触,却与清初贰臣哲学恰好契合,故判断《隋史遗文》成书于清初。

《隋史遗文》:明清之际隋唐讲史题材的新变

在讲史小说的发展过程中,对同一段历史题材的文学演绎,因不同时代、不同作家可以表现为不同的主题,隋唐讲史小说典型地体现了这种特征。《隋史遗文》把视线从帝王转移到乱世英雄,它叙述的中心由帝王将相置换成草莽英雄,使得长期流传的瓦岗寨英雄传奇故事有了一个鲜明独特的政治道德指向。究其要旨,是在宣扬英雄处于乱世要善于择主,不可拘于"从一而终"的名节观念。追溯《隋史遗文》的成书及成书后的演变过程,不仅可以勘察讲史类小说叙事模式、演义中心等的变化轨迹,也可由此考察一个特殊时期文人政治、文化心态的生态特征。

史为我用：论《隋史遗文》创作主旨及与时代之关系

隋唐改朝换代的历史,由民间"说话"到章回小说,历代演绎不绝。袁于令《隋史遗文》在隋唐讲史系列小说中具有独特的面貌,作者自称成书在崇祯朝。如果依据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之法则,该作品以秦叔宝四易其主最终归附李世民的故事所宣扬的乱世变通哲学,便成书不可能在明末,只能在清初。袁于令实际上是借古说今,为清初的贰臣辩解。

《隋唐演义》与《隋史遗文》的关系考论

《隋唐演义》是在前人创作的基础上"缀集"、加工而成的,其中借鉴最多的当属《隋史遗文》。褚人获移植、借用了《隋史遗文》中的大量情节,同时还根据自己的创作观念对这些材料进行了重新编排,有的照抄,有的借用,"阙略者补之,零星者删之",从而使这些来自不同渠道的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部与同类题材小说风格迥异的新作。褚人获的工作是一种"缀集"、整合,同时也是一种创造。

《隋史遗文》与晚明评话及民众心态

《隋史遗文》是根据晚明说唱文学编写的，柳敬亭所说评话《秦叔宝志传》可能就是它的底本。《隋史遗文》是当时普通民众心态的艺术写照；小说写秦叔宝艰难而漫长的成名史，体现了民众“重利荣身”的价值观；秦叔宝行侠仗义及与单雄信、程咬金结义之情的描写，表现了民众以“义”为核心的伦理观。

《隋史遗文》对传奇化英雄的凸现

在说唐系统小说演变过程中,《隋史遗文》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仔细考察这部小说的六十回文字,我们发现主要叙述秦琼和其他瓦岗寨英雄好汉的共五十回,占全书的83％,其中第三回到第二十回共十八回的篇幅是秦琼个人的传记,占全书总回数的近三分之一;主要写隋末唐初重大历史事件的仅有十回,占全书的17％。从以上的统计可以看出,《隋史遗文》的叙述中心是秦琼和他的人生遭际,次及程咬金、单雄信、王伯当等瓦岗英雄,再次才是历史事件。

论《隋史遗文》的叙事艺术特色

《隋史遗文》的作者袁于令认为小说要通过艺术创造和艺术构思来塑造人物的"奇情侠气,逸韵英风"。基于这种创作理论,袁于令采取多种叙事手法,对小说的叙事结构、叙事时间及叙事角度进行调整和安排。即从上述3个方面分析《隋史遗文》的叙事艺术特色,发现该书在叙述方面表现了作者的艺术匠心,且正是这些叙事笔法的使用,使得小说摇曳多姿,委婉曲致。

从《隋史遗文》看《汉语大词典》的书证问题

明代袁于令的《隋史遗文》为汉语史研究提供了大量可靠的语料 ,不过《汉语大词典》对它并不重视。本文以《隋史遗文》为语料 ,从“书证滞后”和“书证缺失”两方面 ,对《汉语大词典》中的若干词语的书证试作补充。

论《隋史遗文》在隋唐系列小说发展演变中的贡献

隋唐系列小说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实录到崇尚虚构创新的过程，本文重点分析《隋史遗文》在隋唐系列小说发展演变中的贡献。

《隋史遗文》与明末农民起义

《隋史遗文》研究的外部条件十分匮乏,尤其是与版本及成书直接相关的史料。从袁于令本人经历、所处时代环境及文本内部寻找新的线索,对小说中的矛盾进行合理化的解释,讨论袁于令如何利用隋唐历史,为自己的叙事意图服务。《隋史遗文》中关于农民起义的描写彰显出明清之际的社会动乱与变迁,以及士大夫的处境与选择,也呈现出这一时期讲史小说的嬗变轨迹。

《隋史遗文》与小说家文体意识的自觉

《隋史遗文》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正史的束缚,所叙内容多有偏离史实之处,但写作方法却更接近了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小说的文体特征得到了强化。小说在叙事上超越了编年体小说以帝王为中心、以时间的自然发展来编织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传统模式,全书以秦琼为中心,以秦琼的传奇式经历来联络其他人物和事件,小说的重心也从事件转向了人物,人物形象塑造成为创作中最为核心的任务。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注重写人物成长的经历,揭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这些变化体现了小说家文体意识的自觉,标志着历史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论袁于令的小说创作观——从《隋史遗文》总评说起

袁于令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戏曲家、小说家,同时,他还是一位小说理论家。他虽然没有系统的理论著作问世,但是,他的小说观集中在《隋史遗文》总评中。《隋史遗文》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一方面承认小说的虚构性、通俗性和娱乐性,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与批评大家相仿佛的理论高度;另一方面强调小说的戏剧性,反对拙劣模仿旧作、名作。而由于评语出自作家本人之手,与文本关系密切,袁于令在评语中可以直接与读者交流,进行互动,从而引导读者关注情节焦点,接受他的小说创作观。

中国传奇喜剧英雄生成考辨——牛皋、程咬金、焦廷贵

在中国小说史中,存在着一个独特的形象系列,这就是由张飞、李逵、焦赞、牛皋、程咬金、焦廷贵等构成的传奇喜剧英雄系列。可以说,这样一个喜剧形象系列即使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存在。他们代表了中国喜剧创造的非凡成就,是中国喜剧精神的集中体现。

从单雄信和罗成形象的演变说起

同一题材的故事经过世代的积累和演变,形成系列小说,这是中国古代小说史特殊而重要的特点之一。这个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同一题材的故事经过世代的积累而形成一部巨著,然后又派生出一系列续书。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二是经过世代积累形成一部作品之后,又继续不断的演变,繁衍出好几部同一题材而又各具风貌的作品。最近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型丛书《古代小说评介丛书》,就抓住了古代小说史这个重要特点,编写了《上古神话系列小说》、《列国志系列小说》,《两汉系列小说》、《两晋系列小说》、《隋唐演义系列小说》。

取材隋唐英雄业绩的明清雅俗说部的比较研究

明清小说可以分雅、俗文学两大系统.雅文学一般流布于文人士大夫阶层;俗文学则传播于各阶层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城市的市民以至农村的各种职业的民众,对此都兴趣盎然.当然,并非绝对如此.例如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应该划归雅文学,“它的语文的艰深的程度,远超过一般文化水平低下的群众的接受能力;但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村群众对《聊斋》故事的普遍的熟悉,热爱和神往,只有……少数名作可以与之争席.”(何满子《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第1页,上海出版公司)《水浒》是通俗小说的翘楚,但晚明文士却颂之备至,如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十一》谓:“今世人耽嗜《水浒传》,至缙绅文士亦间有好之者.”以至认为《水浒》“奄有丘明(《左传》作者)、太史(司马迁号太史公,著《史记》)之长”;或竟拟之于庄周《南华经》(转引自鲁迅《小说旧闻钞》).雅、俗文学两相对照研究,能够发现不少值得思考的文学现象,可供反复咀嚼、玩味.

时代镜像的历史折射——秦琼形象的文学演绎及其意义

明清的讲史小说序列中,秦琼形象的塑造是一个独特而又有意义的存在。两《唐书》中,他虽勇武可嘉,但地位与表现并不突出,而至明代的讲史小说书写中,他逐渐完成由乱世骁勇向开国儒将的形象转变。清初的《隋史遗文》并未沿着此惯有路径,将秦琼塑造成关羽式的忠义双全典型,而是着眼于渲染其失路草泽的坎壈与悲情,其自身所承载的道德诉求也出现了由“忠”向“义”的重心转移。秦琼形象的文学演绎,呈现出更多的时代气息与个体心声,标志着历史演义小说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而与近现代的新历史小说存在着某种潜在的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