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章补论

西晋首次将五礼制度用于实践,奠定了东晋南北朝以及隋唐礼仪制度的基本框架,具有原点意义。南北政权分立时期,东晋、宋、齐、梁、陈礼制一脉相承,继承晋礼较多;十六国及北魏前期礼制建设相对滞后,至北魏孝文帝之时,北朝礼制建设方趋于系统化,带有混融南北的特征。北齐礼制在北魏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北魏、北齐、隋三次大规模融合以西晋为源而分化于南北的华夏礼制,促成了西晋礼制始分化于南北,而终殊途同归于杨隋。魏晋南北朝官学兴废不定,较两汉衰微,重要性也随之下降,私学(包括家学、师学、自学)成为这一时期儒士学习礼学的主要途径。据魏晋南北朝正史《儒林传》所见儒士学习礼学途径统计,当时师学最多,其次为家学,其次为自学,其次为官学。就礼学而言,陈寅恪先生将家族之学视为当时主要学术传承途径和"学术之中心",这一判断与史实不符。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撰定过程小考

透过陈寅恪书札,《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具有相对复杂的撰定过程。《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主要成于昆明、香港两地,撰写时间在1939年秋至1940年6月之间。《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发轫于1939年秋陈寅恪在昆明西南联大史学系讲授“隋唐制度渊源论”,主体诸章在1939年11月以后开始陆续撰写。《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具体文稿主要存在四章本、七章本、八章本的分殊。四章本以《刑律》章收尾,约成于1940年初;七章本成于1940年4月,即《附论》所署具体时间,未收《兵制》章;八章本收录《兵制》章,为最终定本,约成于1940年6月至7月初。由于《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书稿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为日军烧毁,在1943年书稿交付重庆商务印书馆付印之前,《财政》章文末又增入追记。

从南北朝到隋唐——唐代的南朝化倾向再论

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南朝化"命题,关注的是南北分裂结束之后唐代的历史走向,前提则是南北朝的政治统一不等于南北历史发展的完全衔接。这一命题关系到南北朝时期历史发展的主流所在,南北朝历史发展的相互影响及其对隋唐历史的影响等重大问题。

试析岑仲勉《隋唐史》对陈寅恪隋唐史研究的批评

《隋唐史》是岑仲勉在隋唐史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书中对陈寅恪隋唐史研究的观点多有批评,主要集中在关陇集团、隋唐制度渊源和牛李党争等问题上。二者观点相异的原因,在于岑氏《隋唐史》和陈氏"二稿"在编撰目的及体例上不同;二者立说的视野、侧重点亦相异。陈、岑二氏在隋唐史研究领域的各自建树乃至局限,恰恰构成后来研究者的起点。

隋唐职官制度渊源小议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以下简称《略论稿》）是陈寅恪先生的一部名著。这部著作在探索隋唐制度渊源方面给后学以很大启迪。但史学界前辈岑仲勉、邓文如、王仲荦诸先生在他们的著作中，对《略论稿》职官部分也曾提出过一些不同论点。作者为进一步探索隋唐职官制度的渊源，在比较诸家见解，检阅史籍以后，略有所得，因而提出两点小议。

古代文学与通识教育笔谈四篇

南京大学中文系曹虹：金针度人——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对培养研究素质的意义 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是公认的一部见解精深的学术名著。然而，陈先生在撰写此书时，却寓有引导“初学者”习史的特别用心。他在《叙论》中明言：“此书本为供初学读史者参考而作。”（页2，中华书局1963年版）本书写成于1939年，采用浅近的文言，文章体裁更与现今常见的史论著作不同。也许我们会觉得，陈先生所谓的“初学者”，是有不一般的学术起点的nET但是，陈先生引导“初学者”的用心与方法，其实对于现今的通识教育和专业训练，仍然具有原则性的指导意义。

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论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陈寅恪先生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开拓者 ,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 ,提出许多精辟见解。其中 ,最值得关注的是关于民族与文化的历史考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 ,他反复强调种族与文化问题是研究中古史最重要的关键。在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关系上 ,他提出“北朝胡汉之分 ,在文化而不在种族”的论点。这对研究中华民族融合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法律史学史视域下的陈寅恪隋唐刑律制度研究

陈寅恪研究隋唐刑律制度,创获甚多。尤其在对隋唐刑律制度渊源考辨时,在繁杂的刑律变迁中匠心独具地勾勒出隋唐刑律制度的三大源头,打破了当时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诸多缪见。陈寅恪擅于用民族文化视野来研究隋唐史,由于这一研究视野要求紧扣种族、地域等对政治与法律影响最巨的核心因素,故能做到发前人之所未发,引领了该领域学术研究的发展大势与潮流。尽管陈寅恪并没有留下法律史学方面的皇皇巨著,但其倡导的学术研究应重"预流"之志以及精密考证与义理阐发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多学科研究视角的应用,均为法律史学研究提供了新范式,在中国法律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陈寅恪的中国文化情结与中古史研究

陈费恪是我国20世纪一位重要的史学大师。他身后留下名著四稿一传，即《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和《柳如是别传》，以及百余篇论文。先生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毕生所作大半是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历史方面的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甘肃教育

魏晋南北朝，尤其是十六国时期．中原地区长期战乱．割据政权迭相更替，经济凋敝，文化教育衰废。但是，甘肃境内的陇右、河西地区却相对安定，中原官吏、学士纷纷前来避难．于是“中原章旬之儒业，自此之后逐渐向西北转移”（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赋予历史教学以鲜活的生命

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言及：“寅恪不自揣谫陋。草以此短篇，籍以唤起今世学者之注意也。”所谓“唤起今世学者之注意”即在于希望中国人能在此危难之中保存中国学术文化，延续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即“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先生一言道出了历史的重要性，也让我明白了历史学科的重要意义。然而，投身教育工作近十年，我却目睹了学生对历史学科的轻视和厌倦。而这轻视和厌倦则源于历史教学手段的单一。怎样才能赋予历史教学以鲜活的生命，让历史课真正成为深受学生欢迎的科目呢？

读《元白诗笺证稿》

陈寅陪的史学研究，通常被分为三个阶段：从“塞表殊族之史事”（陈寅恪《朱筵丰突厥通考序》，《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513页）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97页）治中古，终以“心史”。在中古史的范围内，又以《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三部著作完成了他认为急需有人来领导的南北朝唐代历史研究（劳斡《忆陈寅恪先生》，俞大维等《谈陈寅恪》，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37—38页）。三书以“稿”这样一种未完成的形式呈瑚在我辈面前，却实在解决了两晋至唐很根本的三个问题，即制度、政体、文化，其一以贯之的是重视“法典”。

视域之融合:陈寅恪唐史研究特点与贡献的再考察

自20世纪40年代初陈寅恪发表了他在唐史方面最为重要的两部著作以来,具体探讨和评估他在唐史方面的论断的研究从未间断过。然而对于他的贡献在现代史学方法上居于何种位置,学界却仍然缺乏理论层面的讨论,尤其是对于他的史学中基本的思想框架和前提预设,认知也不够深入。因此要试图解决的问题是:第一,陈寅恪为何选择唐史作为他史学研究的核心;第二,他在唐史研究方面的学术思想资源来自哪些方面,这些资源又如何构成了他对唐代的整体看法;第三,陈寅恪对唐代历史脉络提出的史学框架在现代史学上的意义为何,如果将他的工作(特别是两“论稿”)放置于20世纪前期的国际唐史学中,会处于何种位置。陈寅恪选择唐史并非纯粹冷静的学术选择,而是包含某种历史敏感度,即他很早就认识到清代与唐代,尤其是晚清和晚唐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这可以说是一种视域的融合。

东魏、北齐并非鲜卑化政权

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提出：“故自宣武以后，洛阳之汉化愈深，而腐化乃愈甚，其同时之代北六镇保守胡化亦愈固，即反抗洛阳之汉化腐化力因随之而益强……其后高欢得六镇流民之大部，贺拔岳、宇文泰得其少数，东西两国俱以六镇流民创业，初自表面观察，可谓魏孝文迁都洛阳以后之汉化政策遭一大打击，而逆转为胡化，诚北朝政治社会之一大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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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兴盛的制度渊源推荐书籍:《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推荐编辑:刘善伟说一个故纸堆里的故事,94年前,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想聘四位大师,以培养国学之栋梁。王国维是第一位,梁启超第二位,赵元任第三位,教授吴宓推荐陈寅恪为第四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