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乐史:学科反思与研究方向——从王小盾《隋唐音乐及其周边》说起

王小盾著《隋唐音乐及其周边》集中于唐代乐史研究所得系列成果,以开阔的学术视野和严谨的史料考证展开,对隋唐音乐文化交融、音乐制度确立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显示出了作者的研究旨趣及专注学问探究的人文情怀。文章从王小盾唐代乐史研究引得,认为创新唐代乐史研究方法,既要注重微观上音乐文献学中的唐代乐史史料开拓,又要重视宏观上唐代音乐现象本身反映出的社会互动关系,还要从民族音乐学上注意唐代音乐现象与同类文化事项之间的投射对应。

魏晋南北朝音乐的发展对于隋唐音乐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在这个年代,中华地区各民族已经实现了文化交流。其中音乐最突出的特征是胡乐占有很大的比重,各区域的本土音乐受到胡乐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从音乐理论对隋唐音乐的影响、歌舞伎乐及南北音乐交流对隋唐燕乐的影响三个方面对魏晋南北朝音乐的发展对于隋唐音乐的影响相关内容进行了阐述。

隋唐音乐史教学与史料研习方法

在历史唯物观立场下,中国古代音乐史的教学和研究,要以审慎的态度对待史料,从史实出发,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做到史论结合,体现历史科学研究的一般规律和形式。以杨荫浏先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稿》隋唐音乐史的部分,举例说明历史唯物论和史料分析方法,历史文献学的教学在隋唐音乐史的教学中可充分地体现。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分期问题讨论是历史唯物主义一般规律研讨的体现,冯文慈先生提出的分期方法以不同时期音乐品种和社会背景综合分析,体现历史时空改变下,音乐艺术的发展前后贯通、发展衍化延伸的特点和规律。史料研习方法还应注重逆向考察、二重证据法等。在教学中,更可注意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了解之同情说",注重隋唐音乐史的文化背景教学,重视并思考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

北齐宫廷音乐“胡化”渊源论及对隋唐宫廷音乐的影响

北齐王朝是魏晋南北朝后期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其统治者皆因荒淫无度在历史上多留骂名,但个个喜好音乐,都是乐舞好手,虽然造成了经济政治上的衰退,但促进了歌舞音乐的向前发展。音乐上的“胡化”就打破了以汉族传统中原旧乐的单一格局,北齐宫廷音乐有其独特之处,不仅跟统治者自身民族特性相关,而且承袭自北魏洛阳的“胡风”,宫廷音乐的“胡化”是音乐发展本身的需要,也是封建统治者政治策略的体现,同时对后世隋唐音乐产生了较大影响。隋唐时期,长安作为两朝的都城,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为音乐文化交流提供了广阔平台。来自西域的胡族音乐在此交融,促使隋唐宫廷音乐具备多元化特征。本文将从史料著作中追根溯源,总结北齐宫廷音乐之成因及其后世影响。

刍议琵琶在隋唐音乐文化架构中的凸显地位

中国经丝绸之路汲取了印度、波斯和西域等广大地区的音乐文化,这种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音乐文化充分融合,形成了隋唐空前繁荣盛大的歌舞音乐文化,并直接催生了我国琵琶艺术发展的第一次高潮,使其以主奏或独奏乐器的雄姿绵延数百年之久。琵琶音乐不仅深受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厚爱,而且对化解民族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带流动的音乐风景——隋唐西域音乐与中国性的体现

魏晋南北朝以降,西域音乐进入中原,"琵琶及当路,琴瑟殆绝音",雅乐崩毁、钟磬息音,"新声奇变"的胡乐广受赏爱,造就了隋唐音乐的繁华盛景。本文以"一带"——丝绸之路经济带音乐文化的流动为研究对象,探究在这样百花齐放、铿锵镗鞳、洪心骇耳的胡乐声中,中华文化的母体如何吸纳、融会这些异邦之乐,将之成功转化为"盛世之音"。本文提出的关键因素,即中华文化恒久不变的"中国性"(Chineseness)。本文首先探看音乐源头的西域地理文化,其次梳理魏晋南北朝迄于隋唐输入中国的西域音乐。第三部分则由乐部、乐律两个层面,分析这些西域之乐如何被收编融入华夏旧乐。本文指出,由乐部制度的生成来看,各种进入中国的西域音乐,北周时期以《周礼》"四夷乐"的概念统领之、架构之,由此奠定隋唐乐部的基础,乐部的内容是西域音乐,而其核心却是先秦典章制度。再由乐律的协调来看,开皇乐议虽然以龟兹乐工苏祗婆的胡琵琶理论为论辩焦点,但乐议要角沛国公郑译却以胡琵琶实践先秦旋宫转调的八十四调,探求"随月用律"的可能,以推动胡乐与先秦音乐理论相结合。此二者——先秦的典章制度、先秦的音乐理论,在胡乐大盛的时代依旧能够主导胡乐在中国的演化,使之与华夏之乐融合,即本文提出的恒长不变的"中国性"。

史料中的隋唐中原音乐家及其影响

大唐的音乐文化繁盛,作为各种音乐体裁的主体——中原乐人们,数量众多,但对他们的介绍,往往淹没在众多文献条目之中。那么,在古籍文献中,有哪些具有技艺的中原乐人呢?他们的出现对于宫廷、民间、西域又有哪些影响和贡献呢?中原乐人与雅乐、俗乐、胡乐,有什么关联呢?这些正是本文所力求探讨和厘清脉络的问题。

隋唐宫廷音乐机构中的音乐教育活动

隋唐时期，在一度重视教育的社会文化风气的影响下，官办（而非官学）音乐教育机构层层设置，宫廷音乐教育的管理和制度的建立《达到相当完备的程度．太常寺下诸署设有"音声博士"一类专职乐官进行教习．其学生称"弟子"。宫廷中音乐人才得到大量的培养。在太常寺以及教坊、梨园这些音乐机构或团体以及雅乐、燕乐活动中，都存在着大量的音乐教育活动。宫廷音乐活动的繁荣与需求，成为促进当时宫廷与社会上音乐教育活动发达的主要动力。

三十年来的中日音乐比较研究

中日音乐比较研究是目前我国与周边国家音乐比较研究中,成果最丰、领域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本文主要从九个方面对30年来的中日音乐比较研究作了一个简要回顾,旨在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笔者希望我国与周边国家的音乐比较研究工作得到迅速发展,从而扩大我国在音乐文化上与周边国家的联系。

中西方宫廷音乐于繁荣时期的比较研究

宫廷音乐，作为社会发展中的一种必然历史产物，娱乐性极强，是宫廷贵族闲暇欣赏的主要娱乐工具之一，它伴随着封建主义的社会历史形态而发生变化，后被世俗、大众化的音乐所取代，是封建主义文化形态的典型代表。现文章以宫廷音乐为研究对象，运用比较学的方式与方法，结合纵、横向两方面对繁荣时期的中西方音乐进行比较研究。

中国古代音乐发展脉络

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同时也是一个音乐的国度。我国的音乐与诗、舞相伴随而产生,有着数千年灿烂的历史。兹根据现存文献及实物资料对其发展脉络作扼要的梳理。一、原始音乐劳动创造了人,也赋与了人以审美能力,包含音乐在内的文艺因而产生。我国最早的音乐便表现了古代人民以劳动为主体的生活与情感,并与诗和舞紧密结合。比如,

田边尚雄朝鲜、台湾、中国大陆访乐之行及其影响

本文以田边尚雄1921-1923年的朝鲜、台湾、中国大陆之行为主轴,以其东亚访乐时所作的札记、所发表演讲稿、当地之相关报道、田边后来的回忆及近期中日学者所做相关研究为依据,试图对田边氏对中国音乐的考察活动作一较全面的梳理介绍。除探索田边尚雄对中国音乐之认知及思路特征外,还将对与此相关的中日音乐界前尘往事,做一些回顾和反思。

从羯鼓看唐代打击乐的中外融合

隋唐是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不仅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十分强盛,文化艺术也进入了一个历史巅峰时期。其中的音乐文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中国音乐发展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开放的王朝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外来音乐文化。在音乐文化的交流过程中,隋唐音乐广泛吸纳域外民族优秀的音乐元素,形成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隋唐音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