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诗对南北诗风的继承与发展

隋炀帝杨广身为帝王却爱好文学,其诗受南方“清绮”诗风的影响,但有别于宫体诗的浮靡颓废,他的诗歌更加典雅明快。同时,隋炀帝受北方“贞刚”诗风的影响,所作的边塞诗不仅具有帝王气度,而且融入了南方诗歌创作的特点。除此之外,隋炀帝在诗歌内容和风格上对北方诗风进行了创新,鼓励了南北方文学之间的交流、促进了隋朝与初唐的诗歌创作发展,对南北文风合流以及初唐诗歌的创新具有重大意义。

隋炀帝墓保护设施

隋炀帝墓遗址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是隋炀帝杨广与萧后最后的埋葬之地。它于2012年底在房地产建设过程中被发现,2013年上半年进行考古发掘。其考古成果被列入201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已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论隋炀帝之“好祥瑞”与“信邪道”

隋炀帝“好祥瑞”,继位之后即汇集隋文帝之灵异,以示倡导,自述祥瑞,符应纷呈;以天文玄象缘饰军政决策,袁充等术士化朝臣“预知”其军政意向,“假托星象,奖成帝意”;对“忠鲠”进谏之术艺人物,则加以排斥。隋炀帝“专信邪道”,其夺嫡继嗣与打压关陇权贵,无不利用相术、阴阳占卜、蛊惑诅咒、图谶谣言等巫筮术数以运作其事;隋炀帝迷信道术,豢养道土以炼金丹,寻求长生不死。隋炀帝如此,与其深受家族尚巫门风、相关社会风尚之熏染,特别是承继隋文帝“雅信符瑞”之政风密切相关。

隋炀帝首巡扬州史事考辨

唐、宋文献关于大业初年隋炀帝巡游扬州的史事过于违反常识。其中,仅五月余在扬州一地制造的包括龙舟在内的数万艘皇家豪华游船这一数据,相当于整个北宋每年造船能力的10倍以上;龙舟为超大型楼船,不能作为长途航运工具,且隋唐时由黄河、汴水、淮河、山阳渎组成的洛阳至扬州运道根本不能通行巨舶。隋炀帝船队龙舟的记载源于杜宝所撰《大业杂记》。一方面,在中国古代,后朝的政学人士惯于抹黑前朝帝王,夸大其骄奢淫糜做派,对末代君主尤甚;另一方面,《大业杂记》本质上是志异小说,不可作为信史。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出于为宋代君主政治服务的目的,大量转录《大业杂记》中的无稽之言,遂致这些明显的史实谬误流传千年。

隋炀帝立储及其背后的政治文化与权力关系

隋炀帝登基后,立嫡长子杨昭为皇太子,但不幸早夭。储位之事关乎王朝兴衰存续,隋炀帝在暗中进行可能的储君人选的培养教育与观察。在大业四年以前,次子杨暕一度被看作储君人选,得到隋炀帝的大量栽培和关注。然而,随着杨暕种种劣迹的暴露,隋炀帝转而培养皇孙杨侗和杨侑,以便将来在两者中选出最优秀者立为皇储。尽管隋炀帝在位期间未能再度立储,但围绕立储一事背后的政治文化和权力关系值得探究。

隋炀帝故事神秘文化主题的文本演变及内涵

隋炀帝十分重视神秘文化,对其持一种既利用又控制防范的态度。在有关隋炀帝的文学作品中,神秘文化主题得到进一步渲染,使得隋炀帝故事充满了神秘与宿命色彩。隋唐五代的隋炀帝故事多借相人术为新皇登基做舆论准备;宋元时期的隋炀帝故事借世俗化的梦征指责隋炀帝必将因失德身死国亡;明清时期的隋炀帝故事则在批判隋炀帝的同时,借助轮回果报观念凸显了“情”的可贵。

隋代江都“长阜苑”试考

江都为隋炀帝时期的陪都,文献中仅见只言片语的记载。除了隋炀帝墓外,在今扬州地区并未留下更多清晰的隋陪都痕迹,后人也难以认识到扬州作为陪都地位的历史全貌。而《太平寰宇记》中关于“长阜苑”的记载,为研究隋代江都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本文试以此为线索,分析长阜苑的性质、范围等相关问题。

步入鼎盛:隋唐时期的黄河文明

不同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状态,隋唐两朝皆是实现了大一统的中央政权。在隋唐长达300余年的持续治理下,黄河流域进入了发展的鼎盛之期。隋朝存在时间虽然很短暂,却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隋文帝杨坚在励精图治后灭陈统一南北,实现了各民族的大融合;隋炀帝杨广征发数百万民众开凿北起涿郡、南到余杭的大运河,促进了南北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互动;隋朝制定的国家政体制度主要由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度及隋朝第一部成文法典《开皇律》组成,分别属于中央官制、选拔制度与法律制度,影响后世王朝长达1300多年。

文化景观的叙事呈现——以隋炀帝陵考古遗址保护展示为例

从大扬州城市文化景观结构的价值重组,考古文化价值景观意境的序列呈现,墓葬本体保护引导下墓葬形制的行为体验以及建筑与景观结合下的场景设置与空间体验4个方面,分析隋炀帝墓考古遗址公园的设计理念与过程,以诠释大遗址保护设计中文化景观的叙事呈现的发展脉络。

隋炀帝与佛教

隋代是我国佛教发展较快的一个历史时期。除隋文帝发挥较大作用外，隋炀帝在发展佛教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一、兴建了大批佛寺、像塔。二、搜集、整理、翻译、缮写了大量的佛教经卷。三、广度僧尼。四、支持智 创建了当时最大的佛教宗派──天台宗。五、支持三论宗的创建，为其形成创造了条件。隋炀帝对佛教的支持，为唐代佛教的兴盛奠定了基础。与隋文帝一味地崇佛有很大的不同，隋炀帝实际上对佛教采取了一种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使佛教既能为巩固隋朝统治服务，又不至于过分地耗费财力、物力，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隋炀帝崇佛的原因是他利用佛教为其争当太子和巩固统治服务的。

隋炀帝的文化旨趣与江左佛、道文化的北传

隋炀帝喜好江左文化 ,自其为扬州总管、镇守江都始 ,便着力招引江南佛教、道教领域之代表人物 ,收集、整理南方宗教经典 ,并将其逐渐携带至北方 ,从而造成了仁寿、大业年间南方佛、道义学的北输与南北宗教文化的深入交融。

隋炀帝首征高丽军队人数考

隋炀帝首征高丽动用的军队有1133800人,现存史籍有两种记载:一说其为隋军总人数,一说其仅为陆军人数。从而引发了学界的两种不同观点,迄今未有定论。经考证,这一数字应为隋军总人数,其中陆军约1046600人,水军约70000人,蕃兵约17200人。

隋炀帝西巡有关地名路线考

本文结合作者的实地考察,对隋朝大业五年(609)隋炀帝西巡陇右、河西时经过的地区,包括临津关、拔延山、长宁川、星岭、金山、大斗拔谷等几个地名的位置,以及相关的交通路线进行了考辨。对已有的不准确的观点提出了更加确切可据的认识。

隋文帝弑君与被弑说考证

本文对于隋文帝被其子炀帝所弑以及隋文帝弑君两件公案 ,通过对具体史料的详细分析、考证认为 。

论隋炀帝的南方文化情结——兼与唐太宗作比

隋炀帝对南方人文成就的高度评价,对南方文学的企羡和仿习,与关陇集团领袖人物如宇文泰、苏绰乃至其父隋文帝的态度极为不同。隋炀帝的南方文化情结最集中地体现在他对江都的特殊情感上,不妨径称为"江都情结"。炀帝继位初发动的营建东都、开凿运河、游幸江都等大型系列工程,诚然有着深刻的地缘政治、经济地理以及文化战略背景,但也与炀帝的江都情结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联,惟其如此,这些工程的合理性及其对后世的积极影响,也往往被忽视。炀帝选择江都作为葬身之地,即因江都是其事业发迹之所,精神故乡所在,文化情感所系,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为江都情结而殉身。隋炀帝与唐太宗在诸多方面,包括南方文学好尚上,极其相似,但在如何处理个人的文化兴趣与治国理政的关系上,二人表现迥异。它从一个侧面透露了有诸多相似之处的唐太宗和隋炀帝,在政治成就和历史评价上何以如此迥异,而历史也昭示,没有隋朝的暴君炀帝作反面教员,就不会有唐代的明君太宗。

墓志所见隋炀帝亲征高句丽——兼论唐初君臣对隋亡事件的诠释

学界历来将隋朝速亡的导火线归结为隋炀帝征伐高句丽。唐人编撰的《隋书》,五代以及北宋出现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均是如此记载。显然,树立反面教材,印证新王朝的正当性,这些颇具倾向性的记载,对于继隋而立的唐朝来说,无疑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翻检甄别批判千百年来深埋地下不为人知,现存36位战争亲历者墓志史料,重温战争的萧杀氛围和征战者为国捐躯事迹,或许对自唐初以来固有的看法能有所修正。

隋炀帝三征高丽的背景

隋炀帝三征高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这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在地缘构成上的特别关系,乃是三征高丽的内在驱动力;征讨高丽乃是隋文帝时代就已经确定的政策;东都洛阳的成功营造并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大运河的胜利开通,以及因突厥、吐谷浑等族被压平所带来的隋帝国西北边防压力的减轻,标志着对高丽决战条件已经成熟。因此,隋炀帝三征高丽并非好大喜功之举,亦非亡国之主要原因,而是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政治决策。

论南北文化交融背景下的隋炀帝诗歌

隋朝的建立 ,加快了南北朝后期业已开始的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进程。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 ,作为南北朝诗向唐诗演进的过渡性阶段 ,隋代的诗歌带有鲜明的南北诗风融合的倾向。其中以帝王之尊而为诗坛领袖的隋炀帝杨广的创作 ,更是南北诗风融合的典型。其人兼受南北两方文化精神的熏陶、濡染 ,其诗则兼有北方诗歌的贞刚质朴与南方诗歌的清绮纤丽。

略论隋炀帝的历史功绩

隋炀帝虽为暴君 ,但仍作出不少影响当时及后代的重大功绩 ,因此可以说炀帝是个功过参半。

隋炀帝“以民为本”、“天下为公”思想再解析

关于隋朝为什么会灭亡,学者们颇多争议。隋炀帝不重视儒学,不讲究"王道"成为后人解释隋朝亡国之因的主要论据。但从现存史料看,隋炀帝不仅懂得"以民为本"、"天下为公"的道理,还曾作过系统的阐释;隋炀帝的暴政和亡国之因不在于否认儒家的王道思想,而是由他的骄奢和折腾所直接导致的。汉魏以来,帝制统治思想,以儒家经典思想为基干,构建了一整套理想政治模式理论,它成为治国施政的基本依据。如何运用、贯彻和执行这套理论,也就成为政治成败得失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