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江猪与伍隍猪胴体性状、肌肉品质和气味轮廓的比较分析

为探究内江猪与伍隍猪胴体、肉质和气味轮廓之间的差异,本试验选取日龄相同的内江猪与伍隍猪母猪各5头进行屠宰。屠宰前测定猪只活体重,宰后测定胴体重、瘦肉率、胴体直长、背膘厚、皮厚、眼肌面积等胴体性状;屠宰后取眼肌和腰肌,测定pH、肉色、滴水损失、剪切力、肌内脂肪等肉质性状;屠宰后取眼肌,使用电子鼻测定气味轮廓。结果表明:内江猪的胴体直长、6~7肋皮厚和眼肌面积都极显著低于伍隍猪,骨率显著低于伍隍猪;内江猪和伍隍猪都没有出现PSE肉和DFD肉,测定的全部指标都处在正常优质猪肉品质范围内,伍隍猪的眼肌肌内脂肪显著高于内江猪;电子鼻分析显示,内江猪和伍隍猪眼肌的气味轮廓存在显著差异,内江猪的18个传感器中14组数据极显著高于伍隍猪,1组数据显著高于伍隍猪,酮类、醇类、醛类等在内江猪中传感器响应值更高。由此可见,虽然内江猪与伍隍猪在地理上相近,但胴体、肉质和风味方面都存在差异,这为中国地方猪种遗传资源的保护及开发提供了理论支持。

伍隍猪线粒体基因组构建与进化分析

伍隍猪是四川省资阳市伍隍区历史悠久的地方猪品种。本研究首次构建出伍隍猪线粒体基因组全序列,并进一步深入揭示了其mtDNA的结构和特点。研究结果表明,伍隍猪线粒体基因组序列全长为16 730 bp,碱基含量组成为A(34.64%)、T(25.80%)、G(13.36%)、C(26.20%),总共包括13个蛋白编码基因、2个rRNA基因、22个tRNA基因和1个非编码控制区(D-loop区)。22个tRNA中,除tRNASer(AGY)因缺少DHU臂外,其余tRNA均可以形成典型的三叶草结构。伍隍猪的D-loop区全长为1 294 bp,包括26个片段长度为10 bp的串联重复序列。基于ClustalW多序列比对分析发现,伍隍猪mtDNA序列和四川省6个地方猪的mtDNA序列之间的同源性达99.9%以上,其中共发现了9处主要的碱基突变位点。使用MEGA 11基于22个国内地方猪品种和国外引进品种的mtDNA序列构建系统进化树,结果发现四川省的4个地方猪品种(雅南猪、内江猪、成华猪、青峪猪)聚集成了一个枝簇,而伍隍猪分布于这一簇以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伍隍猪mtDNA和四川本土地方猪mtDNA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本研究结果为今后进一步开展伍隍猪种质资源的鉴定、开发、利用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明清山西城隍信仰与地方社会

明清时期,城隍信仰在山西地区广泛传播,建立起一套完整、有层级的信仰体系。中央与地方以城隍信仰为媒介互动,在各地域社会内部形成相对稳定且具有地域特色的城隍信仰。山西地区以各级城隍为中心形成权力的文化网络,形成各级区域社会的活动空间,城隍信仰在其中通过宗教活动、民间习俗等多种途径进行政治、道德教化,对于维系地方社会的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围绕城隍信仰形成的庙会、文学作品、民俗故事等对于推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文化事业进步有着重要意义。

平遥城隍庙建筑营造艺术探析

城隍庙建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宗教建筑的代表,具有守护城市平安,祈求百姓安康的建筑功能,是城隍信仰与道教文化的融合。平遥的城隍庙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丰富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文章以平遥城隍庙为研究对象,从建筑的空间布局形式、琉璃装饰艺术两大方面进行分析,挖掘了城隍庙的思想建构,表明了城隍信仰和道家文化对城隍庙建筑的深刻影响,从而揭示了城隍庙建筑高超的装饰技艺以及深厚的文化意蕴。

《考城隍》《司文郎》本事考辨

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考城隍》是开宗明义的第一篇,《司文郎》则是思想艺术成就较高的一篇,学者对这两篇小说的情节来源多有考证。叶德均、朱一玄等认为《考城隍》的情节可能源自笔记小说中人死后为神的故事,杨敬民认为《司文郎》中以鼻观文的奇妙构思是受钱谦益“香观说”的启发。但从本事研究的角度看,《考城隍》的创作可能受到民间故事《城隍交代》的影响,而《司文郎》中以鼻观文的情节明显来自一则民间笑话《嘲学浅》。这两篇小说是蒲松龄受民间文学启发创作而成的,这一点对于审视民间文学与古典文学的互动,加强跨学科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天水城隍庙“城隍出巡图”背景考述

天水纪信祠是始创于明初的祭祀城隍神纪信将军的场所,全称“汉忠烈纪将军祠”,又名“天水城隍庙”,是西北地区保存比较完整的古建筑群。主要建筑大殿为历代祭祀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建筑群精华所在。2004年,天水市文化馆在对纪信祠进行全面修缮过程中,在大殿西面墙壁上发现一组面积约30平方米的壁画,长10米、宽3米,色彩鲜艳、线条流畅,绘有20位人物,主神纪信居中心位置,文臣武将罗列簇拥,展现了明代城隍神出巡秦州大地的盛大场景,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艺术及科学价值。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雄山-天下都城隍风景名胜区优化调整范围的批复(晋政函〔2024〕107号)

长治市人民政府:你市《关于优化调整雄山一天下都城隍省级风景名胜区范围的请示》(长政〔2024〕7号)收悉。现批复如下:一、原则同意优化调整雄山一天下都城隍风景名胜区范围。调整后的风景名胜区总面积41.04平方公里,主要风景名胜资源包括南宋玉皇观、雄山、天下都城隍及琚寨古村落(包括荫城古镇)3个片区,具体范围控制坐标按照《雄山-天下都城隍风景名胜区范围优化调整方案》执行。

内江猪与伍隍猪类缘关系的血红素结合蛋白(Hp)、血红蛋白(Hb)多态性研究

采用聚丙烯酰胺凝胶垂直平板电泳法对内江猪、伍隍猪及其对照荣昌猪、杜洛克猪的Hp血清型和Hb进行分型研究,检出了HP^1、HP^2、HP^3三个等位基因控制的6种基因型和4种变异型,根据基因频率计算出四种类群的标准遗传距离并按最短距离法聚类,伍隍猪与内江猪遗传距离最近为0.00203、伍隍猪与荣昌猪为0.00333,伍隍猪与杜洛克最远为0.00850。显示伍隍猪与内江猪有紧密的类缘关系。在HP基因型种类分布上,伍隍猪为4+4种,即存在1—1~F、1—3~F、1~F—3和3—3~F等四种基因型的变异型,而内江猪为5+1种,只有1—3一种变异型存在,揭示两者除同一性外存在一定差异性。卡方检验表明,伍隍猪基因型分布偏离Hardy—Weinberg平衡规律,HP^1—1纯合子频度偏低HP^1—2偏高是失衡的主因,对此进行了讨论,四类群猪Hb均无多态性。

明初城隍考

一、序论在旧中国的城市中,城隍庙的存在甚为普遍。关于城隍庙的产生和发展,邓嗣鬲、那波利贞两位学者早在三十年代即已有过总括性的论述(邓35;那波34)。近年来,中村哲夫、约翰逊·戴维(Dayd iJohnson)等又有进一步的研究(中村76;Johnson85)。这些研究大多围绕着城隍信仰的产生,城隍神、庙的作用,以及历代王朝对它的封赠等问题,在时间上则主要集中在从南北朝到宋元时代。

庙、信仰与社区——从城隍信仰看近代上海城隍庙社区

从晚清到民国,源于传统的上海城隍信仰,经历了“亦官亦民”到“日益大众化”、“信仰一元”到“信仰商业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信仰文化与商业文化在近代上海社会生活中的博弈与重构。这些在信仰、仪式等方面表现出的多元因素归结到同一象征点——城隍庙,便会呈现一种空间性的整合,使城隍庙社区成为具有传统气质的以信仰为内核、集文化、商业、娱乐为一体的公共活动空间。这可以看作城隍信仰与近代化过程中的城隍庙社区的互动。

城隍崇拜在清代知县司法中的影响

古代"祀"这一活动表达的是信仰,"祀"被认为是"国之大事"。历史上,有关"祀"的各类礼制大多是逐渐被纳入国家典章制度的。城隍崇拜起源颇古,最初以民间信仰的形式存在并逐渐拥有广泛的影响,但直至明代方正式被纳入祀典,成为国家制度。就清代的史料看来,城隍致祭的影响已超出了严格的祭祀仪式所表达的信仰的范畴。尤其在清代地方司法及行政事务中,城隍崇拜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

朱元璋政权城隍改制考

朱元璋政权城隍改制考（日本）滨岛敦俊一、序论关于旧中国城市中普遍存在的城隍庙，过去曾有邓嗣禹、那波利贞两位作过概括性的论述（邓３５．那波３４），近年有中村哲夫、Ｄ·Ｊｏｈｎｓｏｎ诸位在整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了新的探讨（中村７６，Ｄ·Ｊｏｈｎｓｏｎ８...

宋代城隍神赐额封爵考释

宋代是城隍神信仰迅速发展的时期,北宋末年至整个南宋时期,朝廷通过对城隍神的封爵赐额这一手段对其加以控制和管理,使得宋代城隍神的官方化色彩和人格化形象深入人心,并影响到了元明城隍神信仰的发展。

明代浙江城隍周新信仰成立考——兼论省城隍神的诞生

杭州城隍又称浙江城隍,其人物原型被指为明初浙江按察使周新。数百年来当地人认为周新是由永乐皇帝敕封成神的。文章通过对明代史料的还原与考证,指出永乐年间周新并没有被敕封成城隍神,在其死后十数年至29年间才被杭州民间拥戴为城隍神并替代了旧神。其背景之一在于,明初制定了禁止城隍塑像的政策,原有城隍神无甚名气,无法突破禁令,而改换成符合儒教价值观的周新后,不但塑像能够成功,也与省城地位匹配。背景之二是,由于明代的高层政区(省)逐渐发展成了一个区域共同体,省级长官主祭治所所在地的坛庙日渐成为习惯,于是出现了省城隍神的思想与实践,而周新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首位省城隍神。

一部大文章以此开宗明义——说《聊斋志异·考城隍》

《考城隍》在《聊斋志异》的各种版本中都处于第一篇的位置,可以说《聊斋志异》的“立言之旨,首揭于此。”而且,它不仅提供了早期《聊斋志异》创作动机和创作风格的范型,也为我们研究《聊斋志异》的美学思想以及蒲松龄的生活趣味乃至人格精神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都城隍庙考

明清时期的都城隍庙在建置中呈现出复杂局面。明代祀典中之京都城隍庙是文献资料中所见最早的都城隍庙,除此之外,几乎在不同层级的聚落都存在都城隍庙。这种局面的出现主要源于都城隍神自身的演化,其一,京都城隍神由都城隍神或称天下都城隍神发展而来,是后者的一种官方形态,都城隍神与京都无必然联系;其二,都城隍神的管辖范围不再固定为"天下",它可以是省,也可以是更小的地域。

明初城隍祭祀——滨岛敦俊洪武“三年改制”论商榷

文章针对日本学者滨岛敦俊关于洪武三年城隍祭祀“改制”的三篇论文指出:所谓改制背景为“理念派”与“惯习派”之争说法出于虚构;洪武三年二月份祀天神、地礻氏并未造成“两种城隍”;洪武三年“改制”与明朝对道教的政策无关;洪武三年所定祭祀城隍规则曾得推行,后来才发生变化。滨岛敦俊的有关研究忽略了明太祖本人在明初宗教制度、政策中的决定性地位,以两元对立观念考察儒、道关系,忽略明代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契合一面,并根据明中叶以后情形推测明初情形,加以对史料处理简率,因而造成一系列误解。

民俗学视角下城隍信仰的社会功能初探

城隍信仰不仅仅是一种民俗事象,还是道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崇奉的人文道德精神,在丰富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内涵的同时,也对维系社会群体内部各种关系,鼓励人们抑恶扬善,保持社会稳定、维护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功能与作用。但因城隍信仰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和复杂的社会背景,如同其他传承至今的传统文化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包含一些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与生活的因素,因而必须对其客观认识,科学引导,创新管理,以促进民间信仰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现实需求相适应。

城隍神“法司”角色及其对世俗法制缺憾的弥补

城隍神是传统中国民间信仰诸神之一。作为保护城镇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神灵,他实际上充当着古代中国司法与正义之神的角色。城隍神的"法司"角色是如何形成的?先民们创造出这么一个神祇的目的或意图何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城隍信仰,特别是城隍神的司法神话故事,承载了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对安全、公平、秩序的认知和期待,表达了人们对世俗法律秩序弊端的批判和反省,表达了人们对司法公正的憧憬和期待。世俗法律秩序的缺憾需要宗教神话式的精神弥补,这正是城隍神话的法律文化价值之所在。

越南人的城隍信仰

越南人的城隍信仰源自中国,但城隍的职能却由最初的城市保护神演变为村庄的保护神。越南人的城隍信仰对象庞杂,崇拜方式极具特色。城隍的供奉和祭祀已成为越南乡村传统文化特色,对村民性格心理的塑造和思想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城隍信仰曾为越南封建王朝所鼓励,现在又被政府作为传统文化遗产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