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随物赋形”命题的功能发展

苏轼散文中“随物赋形”一词最初指水随着外界环境变化而改变自己形态的特点,之后发挥出“随物赋形”在为人与为文两方面的理论功能。随物赋形思想既整合了道、佛两家相关的思想,也是对陶渊明人生态度、谢赫相关画论的发展及个人生活经历的理论互动。这一命题在苏轼的书写过程中逐渐增强概括与统摄功能,伴随着这一命题的经典化,其在文学理论领域兼具概括阐释功能与创作实践指导功能的意义不断凸显,一方面持续启迪相关概念、命题的提出和文本的创作,另一方面也以一种风格形态成为理论和创作的评价标准。

苏轼“随物赋形”说新论

"随物赋形",指的是苏轼诗文表意自然顺畅而又灵活多变的特点。其形成表面上看是苏轼在创作过程中所采用的表现手法使然,但归根到底则与其观照世界和立意取境的独特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佛教的"现量"观和禅宗"随缘自适"、"任心"等思想的影响下,苏轼要求创作主体在观照外物的时候拥有"空且静"的内心,且不主动向外界搜求,而是即景会心,所见、所闻、所感、所悟即为诗料。苏轼对水"随物赋形"这一特征的认识并不限于文学领域,它体现在其为人处世的原则上则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导、兼容儒家思想的人生观。

随物赋形:三苏以水喻文与“自然”诗学观的建构

北宋三苏父子以水喻文,推崇“自然”诗境,形成父子相承、兄弟相应的文学观念,并且践履于他们的文学创作及批评中。三苏以水喻文的“自然”诗学观的建构,与蜀学三教合一的思想特质密切相关,《东坡易传》以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典,为三苏“水喻”奠定了哲学底蕴。三苏不仅描绘自然之水,也以水的随物赋形品评文学的自然境界。三苏以水喻文,形成“自然”诗学的家学传承,同时,也彰显了鲜明优秀的文学个性。

浑然天成 典雅神秘——浅谈贾平凹小说随物赋形、一“气”多“化”的语言

贾平凹小说的语言坦诚自然，毫不做作，遵从着对象的形质，依凭着人物情绪、思维的流泻，潇潇洒洒，具有了“随物赋形”的深厚功夫。贾平凹小说的语言之根，不仅深扎在商州方言中，而且深扎在商州的历史文化中；不仅深扎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而且深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他以自己的超常认知和悟性，同中外文学大师进行着心的交流，参悟着他们的语言和文气。这一切，大而化之，化作贾平凹的精神血肉，融入他的心理图式，进行创作时以气出之，形成贾平凹的“文气”。

诗人的画家视角与诗中画意的建构——以“凝情取象”、“随物赋形”为例

王维的"凝情取象"、苏轼的"随物赋形"对于理解"诗中有画"的画意有着重要意义:其一,"凝情取象"、"随物赋形"体现了具有画家视角的诗人对"形"、"象"的觉醒,诗歌的绘画性需要"形"、"象"来体现,这是诗歌呈现画意的根本前提和根本保障;其二,它们回答了生成画意的方式和类型,"随物赋形"就是以再现的方式生成模仿型画意,"凝情取象"就是以表现的方式生成意象型画意。

诗情的抑扬顿挫与随物赋形——戴望舒诗论的当代诠释

戴望舒的诗论以"诗情"为核心,由此而推导出其诗歌观念具有本质主义倾向。他认为诗情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表现出抑扬顿挫的形态,因此,诗歌创作要随着诗情的抑扬顿挫而随物赋形。

神理范畴的审美现象学观照(创作论)——随物赋形、返朴归真与“回归事物本身”

神理范畴在理论界目前尚未系统论及,本文在前此本体论基础上,引古今中外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对应研究,探讨其创作论的内蕴及其呈现的品格,同时在传统美学的基础上与西方现象学美学对神理范畴统筹观照,揭示出随物赋形、返朴归真与回到事物本身具有同构对应关系,确立了神理范畴的当下美学价值。

随物赋形——苏轼贬谪际遇下的生存哲学与文学观念

乌台诗案是苏轼思想的重要转折点,被贬黄州之后,苏轼开始收敛对现实的批判锋芒,痛切地反思人生,在吸收佛道思想的基础上,熔冶出随物赋形的生存哲学,并进而递变为相应的文学观念,其人格精神及文学创作都达到新的高度。

苏轼对《文心雕龙·定势》的继承和发展——以“随物赋形”说与“辞达”说为中心

《文心雕龙·定势》提出的"定势"理论对古代文论的发展影响深远。苏轼提出的"随物赋形"说与"辞达"说就贯彻了"定势",即情之"势"、体之"势"与言之"势"的理论,并予情之"势"一个完美的注脚、为体之"势"注入新的内容、使言之"势"达到一个新高度,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创见。

诗情的抑扬顿挫与随物赋形——戴望舒诗论的当代诠释

戴望舒的诗论以"诗情"为核心,形成一种具有本质主义倾向的诗歌主张。他认为,诗情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表现出了抑扬顿挫的形态。诗歌创作就是要随着诗情的抑扬顿挫而随物赋形。

移步换景 随物赋形——读白居易《钱塘湖春行》诗

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自居易出任杭州刺史。初来乍到，诗人就被这美丽的湖光山色所陶醉，特别是“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子湖，更让他倾慕不已。他在《春题湖上》就曾自诉说：“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在此湖。”突出地表现了他对西湖的深切情感。《钱塘湖春行》写于诗人出任杭州刺史的第二年春天，由于是第一次经历，感受最深，依恋也最深。

达·芬奇的“镜子”说与苏轼的“随物赋形”说

“镜子”说与“随物赋形”说共同揭示了文艺创作中的基本规律。创作既要符合自然事物的形态特征，又要充分发挥主体的创造性精神。两者之间又有所差异。它们源干不同的文学本体论，对艺术主体在创作中的作用及其发挥作用之途径的认识差异较大，值得进一步比较和研究。

苏轼与中国诗学“活法”说论考--从“随物赋形”“辞至于达”说起

苏轼提出了"随物赋形""辞至于达""平淡绚烂"等诗文创作的重要观点,他认为,诗文创作须遵循自身规律,"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因物以赋形,是故千变万化而有必然之理"。这些观点既是对唐宋前辈学者的继承,又对其后数百年中国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活法说"的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苏轼实为中国诗学"活法说"的集大成者。

随物赋形 气韵自然——论自然之美与艺术形象的塑造

随物赋形,气韵自然,是自然之美在塑造艺术形象方面的重要特征。自然之美的文学艺术品,在艺术形象上表现为随物赋形并突出地体现为强调“神似”、“传神”。艺术形象的自然之美,追求的是传神之美,追求的是传神自然,亦即气韵自然。

苏轼“随物赋形”学说的生成及意蕴

"随物赋形"指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顺应周遭环境,促进自身的发展。苏轼的"随物赋形"学说,包括人生哲学和艺术思想两个方面,强调通过自我内在的修养和艺术家的学识、气质、技巧等的不断积累,从而达到人格和艺术上的自由审美境界。

随物赋形,江江春水向东流

语文是一门集激情与兴趣为一体的学科，它可以让你喜，也可以让你悲。面对语文学生应该感受到里面风光的旖旎，体会到它的博大精深，并感觉欲罢不能，这才是学生应有的境界，也是语文教师追求的最高境界。然而在日常的教学生活中，笔者感受到的往往是悲哀，教师把它仅仅当成糊口或晋级的工具，平日的课堂总是气氛沉闷，亦步亦趋，人云亦云。学生失望了，中国的家长也失望了，我们应该怎么做……

随物赋形 气韵自然——苏轼的自然写作观

主张“文理自然”的苏轼，谈到写作时不止一次地提到“随物赋形”，在《自评文》中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综观苏轼所谓的“随物赋形”的自然写作观，实际上包含着如下几层意思。

教学相长 随物赋形——读《听李镇西老师讲课》一书有感

很早就听说李镇西老师的名字．他荣获“全国优秀语文教师”、“全国十杰教师”等光荣称号，一直想了解他教学的秘笈和成功的经验。后来一位朋友送我一本《听李镇西老师讲课》一书，我如获至宝。拜读完后．掩卷沉思，心里升腾出许多的感受。

随物赋形,即物言情——就《雪中寄李知海判官》谈咏物寄情诗的理解

大家熟悉的咏物诗多是托物言志,即在物象中寄托作者的人格追求。但还有一类咏物寄情诗,创作目的是与他人交流情感,所咏虽为现实之物,但更多是借以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情感或形容两人的交情,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2022届苏锡常镇四市一模卷的古代诗歌阅读题,讨论的就是一首咏物寄情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