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有立法背景下隐匿身份侦查的理性运用

隐匿身份侦查指的是侦查人员或受委托侦查的人员隐匿其真实身份实施的侦查。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隐匿身份侦查的具体程序规定极度缺乏。不过,刑事程序原则可以作为解释与适用现行程序法的指导原则,对于刑事程序法所未规定的程序,则可以依据刑事程序原则的内涵与精神而类推适用最相似的程序。同时,也可以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当中类推使用最相似和最合理的实体或程序规范。隐匿身份侦查的基本程序包括主体、对象、启动、监督和责任承担。隐匿身份侦查的行为限度包括实体法基础和程序法依据。隐匿身份侦查的相关证据问题则保护其基本的证据能力定位和证据的具体使用方式。

隐匿身份侦查相关证据问题的域外考察

隐匿身份侦查指的是侦查人员或受委托侦查的人员隐匿其真实身份实施的侦查。各国立法与实践,都概括性地认可了隐匿身份侦查所获取的证据的证据能力。但是,没有经过授权的隐匿身份侦查,其所获得证据,形同违法取得的证据,没有证据能力,这是绝对证据排除法则。对恣意授权、逾越授权和口头授权则必须区分对待。隐匿身份侦查秘密性与其他诉讼规则存在冲突与调和。隐匿身份侦查的侦查人员或受委托人员一般具有证人资格。国外司法对隐匿身份侦查所获得的物证、书证等证据都持较为宽松的态度。隐匿身份侦查人员获取的被害人陈述一般不应具有证据资格。隐匿身份侦查人员获取的犯罪嫌疑人口供的证据能力主要考虑两个因素:身份伪装是否对自由意志具有强制性;隐匿身份侦查的具体手段是否对自由意志具有强制性。

隐匿身份侦查的道德原则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新增了技术侦查措施,这标志着隐匿身份侦查措施有了法律依据。对于隐匿身份侦查活动中的有悖"诚信"而具有典型"欺骗"性质的问题自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然而,如何让这种带"欺骗"性质的侦查措施为大众所接受,以不超出人们道德容忍底线为原则,这有待进一步探讨与完善。通过探索隐匿身份侦查措施的价值,考察国内外的使用情况,隐匿身份侦查措施应当遵循以下道德原则:禁止化装成律师进行侦查,禁止利用近亲属进行侦查,慎用异性侦查。这三条道德原则应当写入法律。

隐匿身份侦查人员刑事责任豁免权研究

隐匿身份侦查人员刑事豁免权可以简单界定为:在实施隐匿身份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在一定情形下免于刑事惩罚的权利。其本质上是一种程序性的个人公权利,属于绝对豁免权范畴。"正当权利保护""犯罪阻却事由"等理论证成了隐匿身份侦查人员刑事豁免权的正当性,其必要性体现在价值、规范与事实三个层面。而借鉴德国行政法的比例原则,隐匿身份侦查人员刑事豁免权的限度则可通过适当性、必要性与均衡性进行判定。

程序保障视域下的隐匿身份侦查启动及其限制

为了防止对毫无犯罪嫌疑的公民进行隐匿身份侦查,一个可行的途径就是要求隐匿身份侦查的启动必须具备一定的事实和证据条件。隐匿身份侦查的启动一般要考虑事实要件、审批主体和审查内容。对此,我国的相关规范较为松散,甚至缺失。在启动上,世界各国都权衡隐匿身份侦查所可能带来的效益和造成的风险,进行区分应对。在目前立法背景下,我国对隐匿身份侦查必须有所区分,并进行合理的功能定位。我国隐匿身份侦查启动的事实要件应该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发生"。应当将隐匿身份侦查的授权,和实施非法行为的授权区分开来,区分情况,分类审批。隐匿身份侦查启动的审查不仅需要对事实要件进行审查,还需要把握启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隐匿身份侦查的定义与性质析评

隐匿身份侦查是指侦查人员或侦查机关的聘任人员以经过批准的化名或掩护的身份,接近侦查对象获取信息或证据材料的侦查方法,具有隐秘性、共生性和消极性特征。在主观要素上,隐匿身份侦查获得了侦查对象概括性或语境性的同意或承诺。在客观要素上,隐匿身份侦查没有使用直接强制力,没有侵犯重要法益,并强调使用的必要性。因此,隐匿身份侦查属于任意侦查,必须对其施以合理的法律规范。否则,极易使隐匿身份侦查措施失去其在法治社会当中应有的"尊重",即正当性与合理性。

关于域外隐匿身份侦查行为限度规范的考察

隐匿身份侦查指的是侦查人员或受委托侦查的人员隐匿其真实身份实施的侦查。隐匿身份侦查不可避免地涉及某些违法甚至犯罪行为,这已经为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隐匿身份侦查实践所证明。隐匿身份侦查的行为限度是隐匿身份侦查行为罪与非罪的分水岭。隐匿身份侦查行为限度的实体法依据包括阻却形式违法的法定事由和阻却实质违法的超法规事由。前者包括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依照法令行为、公务员执行上级命令行为和正当业务行为。后者包括被害人承诺行为、义务冲突行为和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容许的危险。隐匿身份侦查行为限度的程序法依据包括辩诉交易、不起诉和诉讼策略。

域外隐匿身份侦查的法理与实践析评

隐匿身份侦查指的是侦查人员或受委托侦查的人员隐匿其真实身份实施的侦查。在浅层隐匿身份侦查当中,世界各国一般都秉持侦查机关的自我授权与管理原则。对于深层隐匿身份侦查,则都愈加体现出法治化的共同价值取向。在兴起背景上,大陆法系国家隐匿身份侦查兴起伊始,主要是服务于政治统治的需要;英美法系国家则是起源于打击极端犯罪。在发展模式上,大陆法系隐匿身份侦查的发展经历了产生、创新、式微与高扬的路径,而英美法系国家的隐匿身份侦查虽然起步较晚,但却是持续的发展。在目标和功能定位上,在英美法系,隐匿身份侦查(尤其是卧底侦查)常常是首选方法;而欧洲国家在深层隐匿身份侦查上往往要求其作为最后手段。在法律规范上,两大法系对隐匿身份侦查的规范思路相当,都经历着内部管理到外部规范的发展过程。

隐匿身份侦查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隐匿身份侦查的特点使得该措施在适用上对人权的侵害倾向较为明显,因此,在实施隐匿身份侦查的过程中,对来源非法和取证非法的证据不得作为诉讼中定案的依据,应该予以剔除。隐匿身份侦查中非法证据主要来源于授权和取证方法两个方面,对于授权过程中关于授权主体、授权范围和期限的证据排除,要注意立法与秘密侦查实务需求的统一;对于以暴力、威胁或者欺骗等方式获取的言辞证据应绝对排除;而对于实物证据的排除,应遵循实体真实的价值取向,慎用排除规则。

隐匿身份侦查的制度优化

隐匿身份侦查作为强制性侦查措施的一种,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隐匿身份侦查制度与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即不仅要实现其作为"工具主义"打击犯罪的功能,而且基于程序正当主义,也要实现其作为诉讼制度所追求的保障人权的内在价值目标。然而,犯罪打击与人权保障两大价值目标又存在着天然的、内在的冲突,如何实现两者之间的衡平,是摆在世界各国立法者、司法者面前的一道难题。基于此,在构建我国的隐匿身份侦查制度的过程中,应坚持对公权力进行限制、对公民权利进行保障两个维度,通过合理的制度优化,使得隐匿身份侦查既能充分发挥犯罪打击效能的最大化,又能不断推进人权保障目标向纵深发展,使二者之间保持动态平衡。

论隐匿身份侦查的权利保障

《刑事诉讼法》对隐匿身份侦查的规定过于抽象,这与隐匿侦查自身的特点及依法治国背景下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要求存在相当距离。为实现刑事诉讼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双重价值目标,隐匿身份侦查制度应当在实施主体、适用范围、审批程序以及监督救济制度等方面,进一步优化与完善。

论隐匿身份侦查的实施原则

隐匿身份侦查是侦查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选派有关人员隐匿身份,以特定对象为目标,专门组织、秘密进行的特殊的调查工作。隐匿身份侦查既是获取证据、揭露和打击犯罪的重要途径,也是搜集情报、查明情况的关键渠道。隐匿身份侦查既是开展内线侦查的主要方式,也是能够配合其他侦查手段实施的措施。侦查部门在实施隐匿身份侦查措施时必须遵从以下原则:严格置于各级公安机关的领导和监督之下;只能用于侦查工作;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依法办案、严格保密。

论隐匿身份侦查的权利保障

在依法治国和社会公平正义的背景下,隐匿身份侦查制度在相对人权利保障上,存在诸多问题。隐匿身份侦查制度必须在实施主体、适用范围、审批程序以及救济制度上,进一步优化完善,以实现刑事诉讼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二元价值的平衡。

论隐匿身份侦查的几个问题——兼论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

在国外,隐匿身份侦查存在不同的解释和特征。在内容上,隐匿身份侦查包括隐匿身份侦查的程序控制(含启动控制、实施控制和监控机制)以及隐匿身份侦查所获证据的运用。在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隐匿身份侦查,但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缺陷,需要从实施主体、适用对象、适用原则、审批程序和监控机制等方面加以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论正当程序视野下隐匿身份侦查的法律规制

作为一项秘密侦查措施,隐匿身份侦查被世界各国的司法机关广泛运用,在打击有组织犯罪、无被害人犯罪司法实践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由于立法的粗疏性,中国刑事诉讼法对于隐匿身份侦查的规定较为抽象和模糊。从本质上看,隐匿身份侦查会带来道德和诉讼两方面的风险。因此,进一步规范和厘清隐匿身份侦查的启动程序、审批程序、侦查监督程序及权利救济程序对于规避其带来的风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隐匿身份侦查研究

隐匿身份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措施被世界各国司法机关广泛运用,实践中收到了普通的侦查手段无法达到的效果。隐匿身份侦查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层次的法律定位,但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面临不同程度的质疑。我国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增加了"技术侦查"这一节,将隐匿身份侦查措施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侦查行为得到进一步规范。但是由于法律规定过于简单抽象,实践中容易出现偏差。为更好地服务侦查工作实际,需要在明确概念以及辨析其与技术侦查、控制下交付异同的基础上,对刑事诉讼中隐匿身份侦查若干问题加以解析。

隐匿身份侦查中刑事法律风险规避机制探析

隐匿身份侦查是以侦查人员为主体,以"人力"为载体,假以"身份欺骗"为手段,借助"面对面或零距离接触侦查对象"为媒介,以追求"获取犯罪情报或犯罪证据"为目的的一种秘密侦查措施。《刑事诉讼法》对隐匿身份侦查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但对于隐匿身份侦查行为限度的界定及如何妥善规避隐匿身份侦查的刑事法律风险等问题尚缺乏系统的规定。从隐匿身份侦查的行为限度理论着眼,对隐匿身份侦查的刑事法律风险进行考察,倡导构建隐匿身份侦查人员的刑事豁免与保护制度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隐匿身份侦查在网络赌博案件中的应用及其程序规制

网络犯罪的大行其道,要求侦查机关积极推动线下实体侦查与线上信息化侦查融合转型。随着传统犯罪的网络异化,网络犯罪语境赋予隐匿身份侦查以特殊的法律内涵与操作外延。线上实施隐匿身份侦查具有身份隐匿的天然条件,应在发挥内线侦查优势的基础上,避免“非接触犯意诱发”的出现。针对网络赌博犯罪特点,从程序上规范隐匿身份侦查行为,避免无序化,在确保程序合法规范的前提下,提升隐匿身份侦查的效能。

边防刑事执法中隐匿身份侦查法律规制研究

随着隐匿身份侦查措施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已成为一种新型的侦查措施。近年来,边防部刑事执法部门有效地打击了边境地区贩毒、偷渡等犯罪案件,展现了其刑事侦查能力。因此,为充分发挥隐匿身份侦查措施在边防刑事执法中的效用,结合隐匿身份侦查的定义和主要形式,提出了边防刑事执法中隐匿身份侦查的法律规制。

新《刑事诉讼法》下隐匿身份侦查的困境及法律规制探究

诱惑侦查是隐匿身份侦查中一种常用的侦查手段,在实际运用中,由于我国对适用隐匿身份侦查的具体案件类型没有明确要求,对侦查中的犯罪嫌疑人缺乏必要权利的救济,隐匿身份侦查实施过程中缺乏监视监管机制,使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隐匿身份侦查侵权的案例。文章认为,新《刑事诉讼法》的出台明确了隐匿身份侦查的定义,但对于其正当标准并没有清晰界定,而且缺乏系统完备的规制,因此,应当在借鉴美日德等国学说发展的基础上,确立我国隐匿身份侦查的正当性标准,并对其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