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际增加值贸易隐含碳空间转移及影响机制研究

增加值贸易隐含碳核算及影响机制分析,是厘定地区碳排放责任和制定碳减排政策的关键。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采用中国内地31省份投入产出表和省域能源消耗直接碳排放数据,利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对省际增加值贸易隐含碳流通路径进行解构,实证测度省际流出和流入贸易隐含碳与净碳转移量,揭示省域贸易隐含碳构成、行业结构及转移方向;采用结构分解方法探究了省际贸易隐含碳变动的影响机制问题。结果显示:(1)中国省域“双侧”增加值碳排放规模整体波动增长,省内排放增量突出,而省际贸易隐含碳增速显著。(2)省内排放是省域“双侧”增加值碳排放的主体构成,省际增加值贸易隐含碳集中于中间产品和最终需求直接跨省贸易,且集中于其他服务业、农业、建筑业、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服务业、食品饮料和烟草制造业等。(3)省际增加值流出和流入贸易隐含碳分别集中于中西部重点能源及重化工省份和中东部经济体量较大省份,且前者对后者存在净碳调入;省际净碳转移重点源自建筑业、其他服务业、农业等的中间产品和最终需求非对称跨区流动。(4)碳强度和省际产业关联效应对省际增加值贸易隐含碳变动具有抑制作用,而增加值系数、最终需求规模和结构效应的作用方向反之,且碳强度和最终需求规模效应的作用贡献较突出。该研究对完善省域碳排放核算方法、明确地区碳排放责任、制定地区差异化碳减排政策和梯度有序碳达峰目标等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中美产业双循环格局变化趋势比较——隐含增加值视角

本文基于列昂惕夫逆矩阵的隐含问题计算方法创新,运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分析中美产业外部依赖度与隐含价值贡献度,探讨产业双循环问题。在考察期2000—2023年,中国总体及分行业外部依赖度,以及隐含外部价值贡献度等皆呈现从不断上升到逐渐下降的类似抛物线的明显特征,而美国及其他国家或地区对中国的依赖度则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中美产出品隐含相互价值贡献度差异不断缩小,部分行业甚至出现逆转,美国产出品隐含中国价值贡献度持续上升。美国享有全球最终需求品价值远大于其创造的增加值,加入WTO后中国外部依赖度不断上升,通过不断学习与创新,加上国内市场的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化,中国产业外部依赖度不断回落,而对外部世界影响则持续增强。

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增加值指数研究

中国在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正面临着两重压力:一方面,中国一些行业正被锁定在国际价值分工低附加值的低端环节;另一方面,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跃居世界第一。论文基于全球价值链背景,将总贸易核算方法与世界环境投入产出模型结合,从国家整体层面、双边贸易层面、行业层面对2000—201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国内增加值和隐含碳排放量分别进行了核算,并构建了隐含碳增加值指数,由此发现国际社会高估了中国的碳减排责任,中国进一步的减排重点在于能源部门。

全球价值链嵌入、出口技术升级与制造业增加值隐含碳——来自浙江细分行业的经验证据

以外向型经济和制造业大省浙江为例,运用投入产出法测度2001—2017年浙江制造29个细分行业出口增加值隐含碳,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嵌入全球价值链、出口技术升级对出口增加值隐含碳的影响。研究表明,浙江省制造业出口产品单位贸易利益的二氧化碳排放成本即出口增加值隐含碳大幅度下降。出口技术升级、贸易开放显著地降低了浙江省制造业出口增加值隐含碳,能源强度、人力资本、参与国际垂直分工等因素导致了出口增加值隐含碳的增长。交叉项检验表明,研发强度较高的行业出口技术升级会显著降低出口增加值隐含碳,外商直接投资、煤炭消耗占比、资本劳动占比较高的行业出口技术升级会导致出口增加值隐含碳的增加。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隐含碳的测度与结构分解: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法

制造业是碳排放最为密集的行业之一,其出口对碳排放举足轻重。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中国制造业如何摆脱全球价值链中的“高碳锁定”,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所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基于2007—2019年可比价格连续时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对全球63个国家或地区制造业出口增加值隐含碳进行测度,对比分析中国与三大制造业生产网络的出口隐含碳排放量,运用结构分解方法分析制造业出口增加值隐含碳变化的原因。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隐含碳大幅下降,转型升级成果初步显现,但仍高于世界其他经济体;产业升级带动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同时,受限于增加值率下降、生产技术的排放边际效应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隐含碳降幅逐年减少。因此,中国政府应当将出口增加值隐含碳纳入监测指标,坚持优化制造业出口结构,大力发展低排放高附加值制造业产品出口,实现制造业单位价值增值的环境成本最小化。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出口增加值隐含碳的国别比较

本文运用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Global Multi Regional Input Output,GMRIO)对全球各经济体的出口增加值隐含碳进行测度。运用结构分解方法(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SDA)测度碳排放强度、增加值率、生产技术变动、出口结构变动、出口规模变动对各国出口增加值隐含碳的贡献度。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出口规模变动和碳减排技术进步使得指标整体出现了下降,发展中国家(地区)低碳技术水平较低,对这些国家(地区)出口增加值隐含碳下降的贡献度较低;碳排放强度的持续下降是我国出口增加值隐含碳下降的主要动因。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出口增加值隐含碳测度与结构分解

运用GRAS方法构建1995—2016年可比价格连续时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对中国出口增加值隐含碳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出口增加值隐含碳降幅虽快,但仍高于创造GDP环境成本,行业分布极不均衡且有扩大趋势;碳排放强度下降是其下降的主要原因,出口结构变动影响较弱。因此,应将出口增加值隐含碳作为国家低碳价值链构建的重要监测指标,加强石化等重点行业低碳技术研发,抑制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提高金融等低排放高附加值行业出口比重。

中国真实贸易利益的再评估--基于出口隐含环境成本的研究

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在于美方认为中方长期存在的贸易顺差,使得中方获取了所谓的"不平等利益";但是,中国却承担了大量贸易产品生产所导致的环境污染损失。如果忽视该部分,将高估中国的真实贸易利益。文章使用真实贸易隐含污染排放模型核算贸易中隐含的工业污染排放,运用结构性分解模型从排放强度、技术结构、进出口规模、进口品中间投入、进出口结构五个层面分析进出口隐含污染物排放变动的原因,结合ExternE模型和Logistic模型核算贸易中隐含各类污染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并将环境成本纳入贸易利益体系,以评估中国真实贸易利益。研究发现:(1)2007-2015年,除了烟(粉)尘的隐含排放量呈V型变化外,更加紧密的行业间生产联系、技术联系以及不断降低的污染排放强度使得其他隐含污染排放均逐年下降,说明减排策略不能依靠牺牲出口规模来实现,而应在污染排放强度、贸易结构升级和污染物末端治理方面做出重点部署。(2)用于出口品生产的进口中间投入需从进口抵减排放中剔除,否则会高估大约23.08%-32.70%的进口隐含废气排放和23.49%-33.59%的进口隐含废水排放,继而导致中国真实贸易利益被高估。(3)工业三废所导致的工业部门出口贸易真实福利的损失每年在9%左右,废气带来的人体健康损失在全部出口隐含排放环境成本中的占比最高,其次是废气带来的农业损失和废水损失。(4)行业贸易贡献率与贸易隐含工业污染物排放、行业经济损失率之间并无直接的必然关系。文章从出口隐含环境成本的角度重新评估了中国的真实贸易利益,回应了所谓的"不公平贸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