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CBAM的中国外贸钢铁碳减排前景分析——基于隐含碳强度预测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正逐步实施,其高额碳关税无疑会加速中国出口钢铁行业碳减排进程,而与此同时,中国为实现“双碳”目标也出台了一系列减碳政策。为探究中国出口钢铁行业在复杂政策下的减排前景与关键因素,使用MRIO方法对隐含碳排放进行计算,构建了基于AO-ELM方法的隐含碳排放强度预测体系,模拟了不同政策情景下该行业的碳排放前景。研究发现,CBAM对该行业碳减排具有推动作用,但作用程度有限,提高中国国内政策的落实速度是更有效的途径;在同时考虑CBAM与国内政策如期落地的情景下,2034年该行业较基准情景可以降低8.35%的隐含碳排放。

数字服务贸易对出口隐含碳强度的影响研究——基于64个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

数字服务贸易作为一种新型贸易形式,凭借数字技术赋能的优势,为全球经济恢复增长注入了新动能。基于全球64个主要国家(地区)2010-2021年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服务贸易对出口隐含碳强度的影响以及背后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数字服务贸易可以显著降低出口隐含碳强度;②数字服务贸易可以通过提高收入水平、优化贸易结构和促进技术创新来间接降低出口隐含碳强度;③在高收入、高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国家以及ICT信息通信服务部门的降碳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为世界各国制定相关数字服务贸易政策以及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参考。

完全隐含能源与碳强度研究进展综述

节能减排是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举措。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近年来能源与碳强度成为度量节能减排绩效的重要指标,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生产端强度控制的基础上,如何从根源上在消费端降低完全隐含能源与碳强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针对消费端完全隐含能源与碳强度的研究特征与发展趋势展开综述,结果发现:(1)主要呈现出国家层面研究为主、全球层面研究显著增加、省市层面研究开始出现的特征,且国家或省市层面主要聚焦于中国;(2)相比完全隐含能源强度,现有文献更为关注完全隐含碳强度;(3)研究由不区分终端消费向细分各终端消费发展,隐含在出口中的完全隐含碳强度受到了重点讨论;(4)部分研究侧重于局部,比如深度参与到全球生产网络的部分经济部门或能源消费与碳排放在生产网络中传输的关键层级;(5)进行完全隐含碳强度变动的驱动因素的研究主要基于乘性结构分解分析模型,从时间轴和空间轴展开剖析。现有研究框架未来可以扩展到能源环境相关领域的其他指标。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否降低出口隐含碳强度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为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契机。文章聚焦制造业出口隐含碳强度,通过数理建模分析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隐含碳强度的作用机制,并且基于跨国(地区)行业面板数据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出口隐含碳强度的效应及作用机制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降低出口隐含碳强度;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的技术水平提升效应能显著降低出口隐含碳强度,而规模效应和能源结构效应则存在明显的倒U型中介作用;进一步的非线性关系检验表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出口隐含碳强度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加强经济体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制造业数字服务投入均能对降低出口隐含碳强度产生突出的作用,同时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高耗能制造业和中低技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隐含碳强度的降低作用更大,这对中国协同出口贸易和低碳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技术进步路径选择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

本文采用考虑反馈性出口隐含碳的MRIO模型,测算了2000—2011年中国14个制造业行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在此基础上,基于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的视角,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中间品进口、自主研发、模仿创新显著降低了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而国外技术引进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能够显著降低其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果受到制造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并表现出明显的门槛特征,即只有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分工地位越过门槛值后,技术进步路径才能显著降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此外,将制造业分为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三类,发现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还存在着显著的行业差异。因此,中国制造业应充分发挥中间品进口、自主研发、模仿创新在降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中的作用,在引进FDI和国外技术的过程中,优先考虑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低碳制造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同时,中国制造业还应积极培育自身竞争优势,构建自我主导的国内价值链和区域价值链体系,主动嵌入全球创新链,提升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此外,政府应根据技术创新和引进政策在不同制造业行业中的执行效果,有所侧重地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

数字贸易规则深化带来环境红利了吗——基于贸易隐含碳视角的考察

文章基于2000~2014年世界42个主要经济体MRIO及环境账户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贸易规则深化对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贸易规则深化能够显著降低缔约国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该结论通过了多项稳健性检验。(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贸易规则深化主要通过强化双边价值链关联、加强制造业服务要素投入替代、加强数字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实现对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抑制效应。(3)异质性分析表明,数据流动类条款对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果最强,贸易环境类次之,隐私保护类条款最弱;数字贸易条款总体完善对污染密集型行业和非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减排效果更明显。基于研究结论,文章对推动高水平数字贸易规则签订、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和推进数字经济建设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强度变动及驱动因素研究——基于CMRIO-SDA模型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内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碳减排问题研究不能不考虑区域间和行业间的相互关联。本文运用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CMRIO)模型和结构分解分析(SDA)方法,对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强度进行了估算,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出口贸易碳排放强度变化趋势及其驱动因素。研究表明:(1)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强度呈现显著下降趋势,其值由2007年的2.3153 t/万元下降至2012年的1.5537 t/万元,年均下降7.67%左右。(2)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强度具有明显的区域和行业差异,经济相对欠发达区域出口碳排放强度下降幅度要高于经济相对发达区域,能源消耗较高的工业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下降幅度要高于能源消耗较低的服务业。(3)中国区域、行业出口贸易碳排放强度变化量与期初值呈现显著的负相关性,具有明显的收敛性特征。(4)直接碳排放系数效应、中间投入技术结构效应、出口贸易综合效应三者共同促使了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其中直接碳排放系数变动是最大驱动因素。(5)中国各区域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强度变动的驱动因素存在明显差异。增加值系数效应为正,直接碳排放系数、出口贸易综合效应为负,中间投入技术结构效应表现不一,且影响程度相对较小。(6)中国各行业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强度变动的驱动因素具有显著差异性。直接碳排放系数效应是最大的,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增加值系数、中间投入技术结构、出口贸易综合效应表现不一。

国际贸易中“一带一路”国家需求对中国的经济环境影响

在绿色“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本文以隐含碳强度指标为核心,构建需求的跨境经济和碳排放影响综合分析框架,评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求对中国的经济和环境影响.结果显示,沿线国家需求对中国增加值、碳排放及总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能力正日渐增强.然而,相比于世界其他国家,沿线国家需求结构中高隐含碳强度产业占比较高,导致其整体上具有更高的隐含碳强度,意味着当前中国需要排放更多的碳排放来获取分工收益;要实现绿色“一带一路”愿景,南亚是关键区域,采矿和采石、石油、化学和非金属矿产、金属是关键产业;反映供应链的生产结构差异是沿线国家在中国具有高隐含碳强度的主因,表明供应链转型对构建绿色“一带一路”具有重要潜力.本文首次系统评估了沿线国家需求通过国际贸易对中国的经济和碳排放影响,明确了一个过往研究所忽视的绿色“一带一路”挑战,从关键区域治理、关键产业治理和绿色供应链转型等三方面提出了政策启示.同时,本文开发的跨境经济和碳排放影响综合分析框架为后续其他环境指标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