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测算及异质性分析——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证据

采用环境拓展投入产出法测算了2007—2021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农产品出口贸易的隐含碳排放,进而运用LMDI模型探究贸易规模因素、出口结构因素和农业技术因素对隐含碳排放变动的贡献值与贡献率,从农产品部门和贸易区域两个层面对隐含碳排放变动的驱动因素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第一,2007—2021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整体呈上升趋势,农产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年均增长率超过农产品出口贸易额年均增长率2.75%,隐含碳排放效率下降。第二,农产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存在明显的部门差异,因不合理的出口结构,农业、食品制造业和食品加工业等中高度碳排放密集型部门对隐含碳排放总量变动的贡献值占比较大,而林业、畜牧业等低度碳排放密集型部门的这一占比较小。第三,农产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对东南亚国家(地区)出口农产品产生的隐含碳排放占总碳排放的60%以上,贸易规模因素和农业技术因素是造成区域差异的主导因素。上述发现揭示了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变动的原因,为优化农产品出口结构、调整农产品出口贸易策略及碳排放双控制度的实施提供了新的思路与经验证据。

基于EIO-LCA模型的江西省产业部门的隐含碳排放及碳减排潜力分析

低碳经济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采用经济投入产出生命周期评估模型(EIO-LCA),运用42部门投入产出表及国际认可的IPCC法测算出江西省各产业部门直接碳排放量以及隐含碳排放量,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碳减排潜力模型,来揭示因产业部门结构变动而引起的碳减排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按产业部门分析,基础性工业部门的直接碳排放量都相对较高,其中位列前三的部门分别为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业与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业;按整体产业结构分析,江西省直接碳排放量、隐含碳排放量和碳减排潜力较大的部门集中在重工业和能源产业。未来,江西省应当针对不同产业部门的特点实施差异化减排政策,同时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产业良性互动。

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隐含碳排放的影响机制检验——来自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双视角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发展是降低消费隐含碳排放的重要着力点,本文基于2013-2022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隐含碳排放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升级增加了居民消费隐含碳排放,但产业结构升级在上述影响路径中产生显著负向调节作用,从而抑制了消费隐含碳排放。为此,本文围绕数字经济发展的持续推进,分别从消费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角度提供减少消费隐含碳排放的相关政策建议。

山西省省际贸易隐含碳排放时空分析及优化策略

省际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对地区碳排放总量以及各地区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是地区制定碳交易方案以及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时应考虑的因素。文章通过构建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省际贸易隐含碳分析框架,并基于中国2012年、2017年的投入产出数据,对山西省际贸易隐含碳排放量的时空变化进行了分析,并通过碳转移责任分担测算方法计算了山西省在省际贸易隐含碳排放中应当承担的碳排放责任,最后通过结构分析方法研究了山西省际贸易中影响隐含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2012—2017年,山西省隐含碳排放净调出量增加了1249万t,山西省隐含碳净调出省份数量从28个下降到25个,隐含碳净调出量较少的省份仍然集中在西北、西南地区;2)结构分解分析结果表示规模效应是导致山西省隐含碳调出和调入量增加的主要因素。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优化山西省际贸易隐含碳排放政策建议。

江苏省第三产业隐含碳排放效率评价

本研究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对江苏省2018~2022年第三产业隐含碳排放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技术创新及政策环境等因素均对第三产业隐含碳排放效率产生显著影响。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加强技术创新等策略,有助于进一步提升第三产业隐含碳排放效率。因此,在制定相关政策与规划时,应考虑这些因素,并制定有效措施,以推动能源节约和减排、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技术创新并保持政策环境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以提升江苏省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

建筑结构隐含碳排放限值预设方法研究

隐含碳排放限值是建筑结构碳排放量化调控与减碳目标保障的关键指标。本文从社会“碳中和”所需减碳路径出发,依据建筑结构保有与需求量中的新建与既有结构构成比例,提出减碳目标分解方法,为既有结构低碳维护与新建结构低碳设计提供与宏观年度减碳需求相匹配的限值预设依据。依托“双碳”目标的减碳需求构建行业预期发展情景,得出在维持现状、常规预估、拆除限制、减量预估四类典型情景下,2022年我国新建建筑结构隐含碳排放限值分别为442.6 kg CO_(2)e·m^(-2)、456.2 kg CO_(2)e·m^(-2)、485.9 kg CO_(2)e·m^(-2)、616.0 kg CO_(2)e·m^(-2)(对应结构设计使用年限50年);给出2022—2060年建筑结构建造与维护碳排放限值的变化趋势,厘清了新建结构总量控制、既有结构延寿等减碳措施促使结构单体隐含碳排放限值宽松的成效。进一步从概率化调控、区域特征量化、可操作性、数据驱动优化等方面,提出了建筑结构隐含碳排放限值设定的相关建议。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研究

在碳中和目标下,实现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的双赢至关重要。本文利用2000-2014年中国47个行业的数据探究全球价值链升级对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并进行异质性分析及规模、技术和结构效应的调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升级能够显著降低出口隐含碳排放。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高有助于减少出口隐含碳排放。相比后向参与度,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提高对出口隐含碳排放的促进作用更弱。上述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服务业和非污染密集型行业,制造业和污染密集型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对出口隐含碳排放的促进作用更强,但全球价值链升级能够更加明显地抑制其出口隐含碳排放,对冲参与全球价值链促进碳排放的消极影响。此外,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会显著增加出口隐含碳排放,但不会明显抑制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减排作用。技术进步对出口隐含碳排放的作用不仅体现在降低碳排放的直接影响,而且能够产生放大全球价值链升级减排作用的调节机制。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促进全球价值链升级、加快实现减排目标提供经验证据。

中医药行业隐含碳排放效率研究——基于编制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实证分析

参考《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健康产业统计分类(2019)》等相关统计标准,对中医药行业的概念和分类标准进行界定;采用矩阵剥离系数法对各产业部门数据进行剥离,编制了2017年、2018年和2020年我国中医药行业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将中医药行业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数据应用于测算中医药行业各产业部门的非期望产出指标——隐含碳排放量和隐含碳排放系数,采用线性数据转化函数处理后引入三阶段DEA模型,对中医药行业隐含碳排放效率进行测算,依据效率水平对各产业部门进行聚类。结果表明:我国中医药行业隐含碳排放效率处于向好发展趋势;各产业部门之间效率水平差异较大;外部环境对各产业部门隐含碳排放效率有显著影响。从概念界定、分类标准、数据建设等方面丰富了中医药行业相关研究;基于中医药行业投入产出表数据,采用线性数据转化函数和三阶段DEA模型处理之后的中医药行业隐含碳排放效率测算结果更加准确客观。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隐含碳排放计算与分析

针对我国装配式钢结构建筑缺乏基础参数研究的现状问题,以近年天津、河北4个装配式钢结构建筑EPC项目为例,通过工程材料预算、施工组织方案和相关基础参数计算建筑隐含碳排放,重点分析钢结构工程部分的建材及建造(运输+现场施工)碳排放。结果表明,钢结构工程单位建筑面积钢构件隐含碳排放量为234.72~362.68 kgCO_(2)e/m^(2),钢构件运输碳排放量分别在0.04~3.45 kgCO_(2)e/m^(2)之间。现场施工碳排放共32.71 kgCO_(2)e/m^(2),由钢构件吊装、焊接、螺栓固定、防腐和防火处理构成,相应碳排放量分别为0.65 kgCO_(2)e/m^(2)、1.02 kgCO_(2)e/m^(2)、6.75 kgCO_(2)e/m^(2)、3.83 kgCO_(2)e/m^(2)和20.46 kgCO_(2)e/m^(2)。以案例1为例,分析建筑总碳排放构成,表明其建材隐含碳排放占比11.7%~14.6%,建造碳排放占比1.3%~1.6%;单位建筑面积建材隐含碳排放量499.5 kgCO_(2)e/m^(2),其中钢结构构件、楼板、墙体碳排放占比分别为62.6%、15.3%、11.0%。研究为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工程提供隐含碳排放计算的基础参数,并通过建筑碳排放构成分析及我国钢材工业低碳发展前景预测,评估钢结构工程的碳减排潜力。

基于省际贸易隐含碳排放视角的流域生态补偿测算——以黄河流域为例

核算产业贸易所引致的流域省区之间隐含碳流动及明确各省区间生态补偿对于黄河流域“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和制定生态补偿条例具有现实意义。利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MRIO)率先测度了黄河流域九省区之间2015年与2017年隐含碳排放,并进一步明确测算出了黄河流域九省区间由于产业贸易带来的二氧化碳转移情况及生态补偿额度。研究发现:(1)黄河流域九省区碳排放总量呈现由东到西梯度递减,单位产值碳排放量呈现由东到西梯度递增。(2)黄河流域九省区主要碳排放部门为基础能源及二次能源生产部门、矿产品生产部门以及金属冶炼加工部门。(3)东中部省份是流域九省区之间转移和承接隐含碳排放转移最多的省份,流域九省区之间隐含碳转移呈现出明显的地理邻近效应和产业结构互补效应。(4)进一步对九省区生态补偿额度测算表明,生态补偿额度上并不呈现出明显的梯度赤字,而是由东向西的赤字—盈余空间格局转向中间赤字、两头盈余格局。这些结论为公平合理地制定以碳排放为基准的流域间生态补偿标准提供了依据。

中国嵌入RCEP区域价值链与贸易隐含碳排放——基于总贸易核算方法的研究

文章基于2007—2020年ADB世界投入产出表,考察中国前向嵌入与后向嵌入RCEP区域价值链对中国与RCEP成员国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并进行异质性分析和机制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前向嵌入RCEP区域价值链可以显著降低贸易隐含碳排放,而后向嵌入RCEP区域价值链不利于减少贸易隐含碳排放,该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基于前向关联嵌入RCEP区域价值链对技术密集型、非污染密集型行业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及技术效应是中国嵌入RCEP区域价值链影响贸易隐含碳排放的主要途径。因此,中国政府部门应从调整贸易规模和改善贸易结构着手,推进中国与RCEP成员国低碳合作,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

中国省际能源消费隐含碳排放及其驱动测度

运用隐含碳排放模型,结合Kaya恒等式和LMDI分解法,从时间和空间角度测算和分析2003—2020年中国内地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份在能源消费过程中产生的隐含碳排放,研究隐含碳排放驱动因素的动态特征和总体状况。结果表明:(1)隐含碳排放变化趋势包括先升后降和波动上升两种类型,总体呈增长态势,增长速度存在显著的省际差异。(2)隐含碳排放空间差异明显,包括高值区、中高值区、中低值区和低值区4个等级。(3)驱动因素动态特征包括先升后降、波动上升、波动下降和先降后升4种类型,且经济产出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分别呈正向和负向驱动,能源结构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作用方向和大小均存在差异。通过优化经济增长方式、发展低碳清洁技术、推广清洁能源应用等措施,可以有效抑制隐含碳排放,促进经济低碳化发展。

国内价值链视角下中国省域-部门层面隐含碳排放权价值评估

当前碳排放权价值评估主要在企业或项目层面开展,缺少区域和产业部门层面的评估。由于国内价值链的发展,省域-部门获得增加值引致的碳排放除了包含本省域-部门的直接碳排放,还包括其他省域-部门的隐含碳排放。文章将隐含碳排放权视为省域-部门的生产要素投入,假设省域-部门分配的隐含碳排放权等于其引致的隐含碳排放量,省域-部门获得的增加值即其隐含碳排放权的价值。基于2012年、2015年和2017年中国省域间投入产出表和省域-部门碳排放数据,通过构建环境拓展的多区域投入产出分析模型,首次评估了中国31个省份41个部门的隐含碳排放权价值。研究发现不同省份不同部门的隐含碳排放权价值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南方地区的隐含碳排放权价值普遍高于北方地区,第三产业部门隐含碳排放权价值高于第一和第二产业部门。因此,不同省份和部门应采用适配自身情况的碳定价政策并制定不同省域-部门间的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平衡机制以体现碳定价政策的公平性。

粮食贸易对中国隐含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粮食系统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中国作为世界第一碳排放国以及世界粮食生产和贸易大国,在碳减排压力下探索粮食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通过生命周期评估法测算1998-2020年中国粮食双边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同时运用面板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分析中国粮食双边贸易量对隐含碳排放的长期、短期影响。结果表明,2003年之后中国一直是粮食隐含碳排放净进口国,且中国粮食隐含碳排放净进口主要来源国为巴西、美国、阿根廷等。粮食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长期和隐含碳排放均呈倒U形关系。中国应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适当增加粮食贸易的同时优化进口来源国结构,尽量选择从巴西和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进口粮食。

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隐含碳排放测算、 特征与减排路径

绿色低碳是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实现双碳目标、提升市场竞争力的必然选择。运用投入产出法,测算2015—2021年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隐含碳排放,分析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隐含碳排放特征。研究认为,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隐含碳排放呈现阶段性发展特征,体育器材设备制造业主导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隐含碳排放,体育用品制造业碳排放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体育用品制造业碳排放主要集中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生产、加工环节。据此提出:应制定体育用品制造业减碳目标和相关技术标准,加强减碳技术的推广应用,以体育器材设备制造为减碳重点,通过新材料研发和旧材料循环利用,减少煤炭等化石能源的使用,建立行业、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机制,以实现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收入来源、消费结构与家庭隐含碳排放——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稳健标准误最小二乘回归和似不相关回归(SUR)进行实证分析,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家庭财产收入来源对家庭隐含碳排放的影响机制,考察家庭规模对该机制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家庭财产性收入和非财产性收入增加都会导致消费结构发生变化;消费结构在家庭收入影响隐含碳排放机制中起到中介作用,且消费结构中介效应在不同类别的非财产性收入中呈现出强度与方向上的差异。家庭隐含碳排放的财产性收入效应和非财产性收入效应不仅存在强度的差异,在异质性分析中发现其存在方向上的差异。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与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克服内生性问题,发现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性)被家庭的总失业预期放大时,家用设备和医疗的消费预期下降,食品消费预期上升。本文研究结果将为有效推动家庭消费模式转型升级,推进“绿色低碳减排”战略提供有益借鉴。

中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增长的结构分解分析

作为出口贸易大国,中国的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总量相当可观,而且还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1997和2007年中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进行了核算,结果分别为290.61Mt和940.69Mt,占中国生产活动碳排放总量的比重分别为28.47%和45.53%。进而构建结构分解分析模型,将影响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变化的因素分解为4种:直接碳排放强度效应、中间生产技术效应、出口总量效应和出口结构效应。并以1997-2007年为样本期,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上述4个因素的贡献值分别为-638.95Mt、132.41 Mt1、266.38 Mt和-109.77Mt。可见造成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出口总量的不断增长;其次是中间生产技术的变化。虽然直接碳排放强度下降和出口结构改善都产生了一定的减排效应,但是相对于巨大出口量所产生的增排效应,仍显得微不足道,因而中国的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还是呈不断增长态势。

技术进步路径选择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

本文采用考虑反馈性出口隐含碳的MRIO模型,测算了2000—2011年中国14个制造业行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在此基础上,基于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的视角,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中间品进口、自主研发、模仿创新显著降低了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而国外技术引进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能够显著降低其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果受到制造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并表现出明显的门槛特征,即只有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分工地位越过门槛值后,技术进步路径才能显著降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此外,将制造业分为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三类,发现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还存在着显著的行业差异。因此,中国制造业应充分发挥中间品进口、自主研发、模仿创新在降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中的作用,在引进FDI和国外技术的过程中,优先考虑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低碳制造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同时,中国制造业还应积极培育自身竞争优势,构建自我主导的国内价值链和区域价值链体系,主动嵌入全球创新链,提升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此外,政府应根据技术创新和引进政策在不同制造业行业中的执行效果,有所侧重地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

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测算及结构分析

本文运用投入产出法计算2001—2013年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并从农产品出口CO2排放的部门来源、能源分布以及技术系数三方面分析其结构特征。实证表明,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尽管农产品出口隐含碳排放占总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比例较小,但农产品出口CO2排放量随出口贸易扩大不断上升,甚至超过一些工业部门。从结构特征来看,目前中国仍以中、高碳排放农产品出口为主;能源消费结构仍然不尽合理;农产品生产链上总体CO2排放水平大大上升。农产品出口结构的调整、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农业生产技术进步,会有效降低农产品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达到发展低碳农业、增强农产品出口竞争力的目的。

城市贸易隐含碳排放的计算——以上海市为例

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以上海市为例全面了探讨城市地区的贸易隐含碳排放,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贸易对城市产业与最终消费部门碳排放及其减排责任的影响。研究发现:2007年上海市各部门的国内贸易隐含碳总量为68.97 Mt CO2,约占当年上海碳排放总量的42.31%;而其国际贸易隐含碳量的上限值和下限值分别为44.39和25.93 Mt CO2,分别约占当年上海碳排放总量的27.23%和15.91%。与此同时,2007年上海市最终消费的国内贸易隐含碳总量为13.63 Mt CO2,约占当年上海碳排放总量的8.36%;而其国际贸易隐含碳量的上限值和下限值分别为4.58和0.59 Mt CO2,分别约占当年上海碳排放总量的2.81%和0.36%。此外,上海市的国际与国内贸易隐含碳流入量和流出量等均存在显著的部门差异。而在国内贸易中上海市贸易隐含碳的流入与流出上,流入上海的贸易隐含碳排名前五的地区分别是河北、浙江、湖北、江苏和河南,接受流出上海的贸易隐含碳量排名前五的地区分别是浙江、广东、江苏、河北和安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