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含资本成本估计方法的适用性问题——以中国上市公司为例

隐含资本成本对于金融投资决策和资产估值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隐含资本成本的测算方法具有避免标准资产定价模型估计公司层面资本成本的误差问题、不依赖于传统资产定价模型的设定以及信息含量丰富等特点。本文梳理和比较了隐含资本成本的八类估计方法,并采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实际测度。单变量的相关性检验,支持OJN、GGM、CT三种方法对隐含资本成本估测的效果更好的判断;多元回归分析显示,GGM和CT两种方法的计量结果较为理想,能更准确地反映风险,并可作为预期收益的无偏估计。

隐含资本成本估算技术:模型推演、评述与展望

资本成本是现代财务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架构财务理论体系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被广泛应用于学术界的隐含资本成本估算技术在这一领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这种估算技术高度依赖市场分析师对于未来的预测,以及研究者对于未来盈余性质、波动幅度和预测期间的假设。本文借鉴Easton(2007)的研究思路,对隐含资本成本估算技术的理论基础及其模型推演进行分析和论证,并对当前资本成本估算技术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关评述。

管理层业绩预告策略与隐含资本成本

本文基于2005-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样本,以剩余收益模型为基础计算公司隐含资本成本,研究上市公司管理层业绩预告策略与隐含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发现,当管理层采取保守或一致预告策略时,公司隐含资本成本显著低于其采取乐观预告策略时,且此关系对于国企与非国企子样本皆成立,说明公司管理层的乐观预告策略受到了市场的惩罚。进一步的实证检验还发现,与自愿预告相比,强制预告情形下管理层预告策略对资本成本的影响更显著;好消息预告下,保守预告策略是最优策略,坏消息预告下,一致预告策略是最优策略。另外,采用两阶段的处置效应模型(Treatment Effect Model),考察了预告策略内生性的影响。上述关系在不同维度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相关研究结论有助于监管层和投资者了解不同预告策略所带来的经济后果,帮助管理层优化业绩预告策略、降低企业资本成本。

预期收益研究新方法:隐含资本成本综述

资产定价理论试图寻求金融资产预期收益的决定因素。经典资产定价理论预测资产预期收益与系统市场风险正相关,然而研究者在模型检验中,多使用已实现收益作为预期收益的替代变量,而已实现收益由于噪音、信息冲击等问题,可能不是预期收益的良好替代,有鉴于此,现有研究转向"事前法",从投资者视角看待预期收益问题,使用隐含资本成本方法替代预期收益。结合公司财务和会计方面对预期收益进行度量则是隐含资本成本方法的核心,根据这一研究脉络,文章全面阐述了隐含资本成本方法及其研究新进展,并提出了未来研究方向。

中国上市公司的违约风险和预期收益:基于隐含资本成本的分析

风险与收益是金融的核心概念,理论预测二者是正相关关系,但一些检验表明,两者负相关。本文进一步对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预期收益与违约风险的关系进行考察:研究基于隐含资本成本方法和Na ve模型。论文首先介绍隐含资本成本的估计方法和违约风险的KMV模型的一个新拓展——Na ve模型,其次是运用这些方法估计,最后采用Fama-MachBeth回归检验两者关系,结果发现A股市场股票预期收益与违约风险之间负相关,并且这种负相关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进一步加大。

隐含资本成本估计方法的有效性研究——基于分析师预测去偏后数据

近年来隐含资本成本研究成为会计领域乃至金融领域的热点,然而由于其对于分析师预测准确性的依赖,隐含资本成本的科学估计问题一直是相关实证研究的难题。本文通过将事前偏差从分析师预测中剔除,利用调整后的分析师预测数据,探讨GGM、CT、OJ三种隐含资本成本估计模型在我国市场的适用性。结果表明,相对于CT模型,GGM模型与OJ模型的计量结果更加理想,且OJ模型的计量效果最佳,具有很好的可靠性。

公司治理结构和分析师预测对隐含资本成本影响及实证研究

通过实证检验的方法检验影响上市公司隐含资本成本的因素,采用横截面模型(RI方法)估算预期收益并利用GGM模型、GLS模型和MPEG模型计算了样本公司的隐含资本成本。通过分组分析和回归分析发现高管的薪酬激励能够缓解代理问题,使投资者的风险溢价水平下降从而降低了隐含权益资本成本;控制人的过度控制现象会带来大小股东利益冲突使预期权益资本成本上升。分析师预测误差对公司的隐含资本成本有显著影响,但是对不同的模型计算出来的ICC具有不同影响。分析师覆盖对隐含资本成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注的券商机构或分析师人数越多,公司的隐含资本成本平均更高。

资产评估操纵、隐含资本成本与企业投资效率

文章选取2010—2018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探究资产评估操纵、隐含资本成本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深入分析了资产评估操纵在隐含资本成本和企业投资效率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隐含资本成本越高,企业投资效率越低;资产评估操纵程度越高,企业投资效率越低;资产评估操纵对隐含资本成本和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具有明显的增强作用。

企业权益资本成本测度的新方法——隐含资本成本

为了实现最优资本成本,企业一直在寻找目标资本结构安排,以降低企业为筹集和使用资金的成本,亦即降低企业资本成本带来的机会成本。然而,现有研究模型中,以已实现收益代替预期收益进行预测和估计的占据主流,这可能会带来预期收益的偏差和无效性,无法正确衡量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因此,能够反映市场参与者在资本投资时的期望收益,规避传统模型预期收益精确度极差问题的隐含资本成本逐步受到了重视。权益资本成本通过隐含资本成本能得到客观准确的计量,逐渐成为测度权益资本成本的新方法。

企业投资对加权资本成本的敏感性研究——基于医药行业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2008-2016年医药行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利用GMM动态面板模型对企业投资的加权资本成本敏感性进行实证。结果表明:股权融资成本采用资产定价模型时,企业投资对加权资本成本的敏感性显著为正,采用隐含资本成本模型时,企业投资对加权资本成本的敏感性显著为负;不同产权约束下,民营企业投资对加权资本成本的敏感性显著高于国有控股企业。

不确定性与公司特质风险:基于隐含权益资本成本的中介效应检验——兼论独立董事的调节作用

已有文献多基于内部因素分析公司特质风险的形成机制,很少关注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对其产生的影响。本文以2003—2016年的深沪A股为研究对象,基于隐含权益资本成本的中介效应和独董比例的调节效应,对环境不确定性与特质风险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环境不确定性和特质风险呈正相关性,表明经营环境波动是推动特质风险变化的重要因素;(2)隐含权益资本成本在不确定性和特质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该结论明晰了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机理;(3)独董比例的上升,降低了隐含权益资本成本的中介效应,缓解了环境不确定性对特质风险的影响,表明独董制度的完善有利于资本市场的稳定。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它说明外部风险因素并不仅仅决定系统性风险,同时,对特质风险也产生重要影响,使得两者在理论上存在显著的关联性;另一方面,企业的内部特质,如公司治理机制则对这种关联性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

资本成本与资产流动性关系的经验验证

从公司财务理论和资产定价理论出发,分析资产流动性通过"流动性效应"和"定价效应"对资本成本的影响可发现:资产流动性直接影响公司对其物质资产重新配置的能力,进而是运营灵活性,从而影响事前资本成本;而其降低时,导致公司运营风险增大,投资者会要求更高的报酬率。更进一步,利用M&A行为构建资产流动性指数,并用不同方法度量资本成本,尤其经过实证检验发现:在中国市场上,资产流动性越高,企业资本成本越低;对于在行业竞争中处于追随者地位的企业和市值账面比低的企业而言,资产流动性能降低更多资本成本。

中国A股市场存在小盘股效应吗?

文章利用1996-2016年2 698家上市公司数据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小盘股效应进行探讨。研究表明,中国A股市场存在明显的小盘股效应,并且在控制了流动性、特质波动率、博彩型偏好等8种定价因素之后仍然显著。买入小盘股、卖出大盘股的投资策略可以带来每月2.32%的收益。进一步借助隐含资本成本法,用现金流风险度量宏观经济风险,并从这一角度对小盘股效应进行了解释。分析发现,小公司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更大,因此面临较高的现金流风险,并且现金流风险拥有更高的风险价格,这造成了小规模高收益这一现象。随后的稳健性检验也支持研究的结论。

杠杆率对预期权益回报率的影响研究

上市公司经营的核心目标为股东财富最大化,预期权益回报率是衡量股东财富变化的重要指标.本文研究了杠杆率对上市公司预期权益回报率的影响,据此讨论是否存在最大化预期权益回报率的资本结构.财务困境成本与代理成本的存在,使得我们难以从公司价值最大化的角度研究最优资本结构,因而从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角度着手研究更为现实,隐含资本成本能较好地代表股权投资者的预期收益,进而反映股东财富的变化.本文使用Gebhardt-Lee-Swaminathan (GLS)模型对隐含资本成本进行测算,以此衡量预期权益回报率.本文通过实证发现,上市公司的杠杆率与预期权益回报率呈现倒"U"型关系,存在一个使得预期权益回报率最大化的最优资本结构,当杠杆率高于最优水平时,去杠杆有利于增加股权投资者的预期收益;而当杠杆率降至最优水平之下时,加杠杆有利于增加股权投资者的预期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