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型叙事与有限视角——桌面电影中的跨媒介隐喻

跨媒介除了是一种叙事方式以外,还是一种隐喻手段。在桌面电影的跨媒介创作中,“完型叙事”和“有限视角”成为理解跨媒介隐喻的关键词。桌面电影既是“计算机化”了的电影,也是“电影化”了的计算机。在“完型叙事”框架下,是叙事导致“人的意义”的真空,也是叙事指向一个泛在的他者;在“有限视角”框架下,桌面电影的跨媒介手段由浅入深地隐喻“桌面视窗背后的赛博空间”及“赛博空间对主体造成的幽闭效应”。

媒介隐喻视角下复仇类韩剧研究——以《黑暗荣耀》为例

复仇类“爽剧”在韩国的电视剧市场中呈现百花齐放的现象。热播韩剧《黑暗荣耀》运用了大量的媒介符号,其背后隐喻了深刻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思考,其本质是建构了一种群体压力下的情绪宣泄和自我救赎。本文基于“媒介即隐喻”的理论视角,分析《黑暗荣耀》的隐喻内容及策略,探究当下媒介环境下复仇类韩剧对社会现实的隐喻。

加速与隐喻:批判视角下媒介素养内涵的再思考

媒介素养研究中对批判能力的建构多从媒介信息或媒介交互感知角度切入,或停留于视觉表征,抑或是超越视觉表征转向人的整体性感知层面。媒介化社会对媒介素养内涵带来了挑战:媒介接触的加速、媒介理解的“再蔽化”以及媒介使用的重构。意识到过度接触媒介的负面影响,以及智能媒介隐喻特性造成的“遮蔽”并根据这种理性的认知去指导媒介使用,从而参与并完成公共社会融入及个人健康发展,是媒介化时代媒介素养内涵的延伸。从物质性视角来看,智能媒介的隐喻特性深刻影响着用户的媒介使用。同时,理论对比视角从媒介接触和主体拓展层面为媒介素养内涵提供了新的研究进路。

媒介隐喻、意义盗猎与符号消费——圣地巡礼的粉丝文化研究

“圣地巡礼”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偶然流行有其必然的文化逻辑和文化心理,它是青年群体对自我文化身份的意义寻求、情感宣泄和青年亚文化及“二次元”文化群体渴望“破圈”并向主流文化靠拢的自我表达。从某种意义上说,“圣地巡礼”实质上是青少年群体对宗教神圣性的解构与旅游神圣性的建构过程,而粉丝的游牧和盗猎则给予“圣地巡礼”无限的生命活力。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符号消费”的“圣地巡礼”折射出这个时代青少年群体的精神状况一寄情于虚拟世界的纯真烂漫、短暂的逃离现实世界中的身份困惑和生存焦虑,从而通过符号消费的形式来追逐文化经济产品,以期获得短暂的心理补偿性满足。

新技术媒介语境下的媒介隐喻重构探析

今天,新技术媒介是社会传播的主导媒介,相对于传统的主导媒介,在新技术媒介语境下,媒介结构不再是二元结构,媒介叙事也不再是封闭情境下的信息文本叙事。本文重点对媒介结构和媒介叙事两个变量进行分析,重点探讨相对于传统媒介,新技术媒介的媒介隐喻是如何重构的。

当代社会暧味的媒介隐喻——再看《千里走单骑》

本文以张艺谋导演的《千里走单骑》为例,透析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则呈现出迥异的一面,寻求与普通人最本质的情感沟通,但缺失的是批判精神、缺少的是反思力度,成为当代社会暧昧的媒介隐喻。

波兹曼“媒介即隐喻”理论的文化解读

"媒介即隐喻"是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的基本理论命题。该理论继承并发展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理论,在对20世纪80年代美国电视媒体进行批判的同时,对媒介的文化力量进行了独特的揭示,指出了媒介具有强大暗示力,能够影响现实、定义现实世界乃至重构世界。这种理论话语对于反思当下中国社会的娱乐文化现实有着警惕和启发意义,特别是能够提醒媒介受众时刻保持应有的自我认知。

原初意象与媒介隐喻:南方史诗的审美研究

南方史诗对“前宇宙状态”的集体想象经历了早期“混沌”的原始宇宙、“神人二分”的秩序宇宙、“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宇宙,显示出南方史诗的审美动力不在于形而上的超验的世界,而是人的世界,因为审美的主体是人,所以审美的对象必然是与人相关的周遭世界。也因此,南方史诗的审美经历了朴素浪漫到现实理性的转向,其价值核心建立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上,充满了人类经验的感性认识和务实精神,彰显出“大人不华,君子务实”的中华民族精神。

从媒介隐喻窥探微博娱乐化对公众话语的暗示

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北美媒介生态学之父尼尔?波兹曼首先提出了媒介即隐喻的著名论断。他认为,媒介就像一种隐喻,蕴藏着强大的暗示力,能够影响、定义乃至重构现实世界。如今,我们已从电子时代跨越到网络时代、新媒体时代,而媒介隐喻依然存在并发挥着重要影响。本文将以微博为例,运用媒介隐喻理论分析微博的娱乐化倾向及其给公众话语带来的暗示意义。这种理论话语对于反思新媒体时代的微博娱乐化给大众带来的影响有着警惕和启发意义,特别能够提醒媒介受众时刻保持应有的自我认知。

媒介即隐喻视角下的“云监工”慢直播

尼尔·波兹曼提出的"媒介即隐喻"揭示了媒介自身作为传播的形式对社会文化以及人思维方式等方面产生的隐匿而有力的建构作用。将"云监工"慢直播这一媒介放在"媒介即隐喻"的视角下进行解读,其所揭开的受众与信息之间、受众之间以及受众与平台之间的新关系与新意义不仅意味着慢直播这一媒介隐匿地建构起了新陪伴、新身份、新记忆、新控制,还启示了跳脱出媒介内容研究转而从媒介作为关系的隐喻、意义的集合体出发去解读传播现象的新角度。

媒介即隐喻视角下职场观察类综艺研究——以《令人心动的offer》为例

基于“媒介即隐喻”的理论框架,以《令人心动的offer》为例,分析职场观察类综艺的隐喻内容及隐喻策略,探究职场观察类综艺背后的传播逻辑和价值取向。《令人心动的offer》将节目内容拓展延伸到社会层面,从个体出发,观照整体社会,对于整个文艺市场的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

音乐传播中的文化表达与媒介隐喻——歌手梁博个案研究

音乐类真人秀这个媒介载体推动音乐传播,尤其是流行音乐得到了市场化的发展,能够更好地传递情感,传达信念与价值,同时媒介本身的发展也带来了有关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启发与反思。本文以歌手梁博作为个案研究,试图通过分析他歌曲所流露出的文化与价值观,以及他本人职业生涯发展背后的隐喻,来引发针对音乐传播的价值和影响的讨论。

水舟隐喻:中西水舟原型的叙事比较与媒介理解差异

水舟隐喻是西方媒介本体论的重要论断。本研究从概念隐喻理论出发,以《圣经》《山海经》《理想国》《周礼》等文本为语料,对灭世洪水与大禹治水、诺亚方舟与番禺制舟、圣人之舟与国家之船三组叙事进行对比分析,从媒介学的视角对人类文明轴心时代的“水舟”观念原型进行发生学考察。研究发现:“水”“舟”意象的渊源与所指在文明起源之初就已显露端倪,西方水舟的隐喻演进路径与华夏对水舟的认知路径呈现出援舟入水与水舟共生的差异,此差异中又隐含着对“媒介之‘中’”的理解差异,集中体现为中介性隐喻和连接性隐喻的区别。

尼尔·波兹曼媒介思想初探

尼尔.波兹曼是当代最重要的媒介学者之一,影响重大。他的媒介思想主要集中在《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这两本著作。从解读这两本著作出发,以波兹曼体现在书中的媒介即隐喻、媒介变迁理论、对电视文化的批判这三个主要观点作一简析和阐释。

新时期老年题材电影的类型构建、空间话语与镜像隐喻

新时期以来,老年题材电影作为重要的电影形态,生成于中国电影的生成语境之中,不同时期的老年题材电影创作,不单是创作者对老年人主体形象的建构,还是在镜像话语的媒介隐喻与伦理空间的哲学生成中对老年人生存状态、道德取向、伦理困境、亲情关怀的伦理询唤与道德感召。不同时期的老年题材电影,既是对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的审视,更是对社会生活中老年人生存状态的社会反思与灵魂考问。

波兹曼的媒介理论对影视创作的警示意义

本文从尼尔·波兹曼的媒介理论——"媒介即隐喻"角度,对当下的影视创作进行分析,探寻波兹曼的媒介理论对影视创作的警示意义。在"媒介即隐喻"理论下,影视创作者、创作内容及传播渠道应深知其隐喻的作用,断不可让影视创作成为"娱乐至死"的代名词。"媒介即隐喻"为影视行业敲响警钟,是影视创作过程之中不断消解"绝对娱乐"的上方利器,对影视创作具有警示作用。

“娱乐至死”预言成真?——电视媒介的娱乐传播研究

随着媒介技术的进步,大众传媒得到长足发展,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媒介也将其娱乐功能充分发挥。受众享受电视媒介带来的休闲娱乐的同时,也在过度的娱乐消遣当中放纵沉溺,渐渐失去了理性的、富有逻辑性的思考能力,这一切都似乎预示着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的语言将或成真。本文分析电视媒介娱乐传播现状,探究电视媒介过度娱乐化背后的原因,以期对电视媒介娱乐传播有所启示。

新媒介语境下的“娱乐至死”

一、从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说起20世纪60年代,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的观点,他断言:“任何一种新型媒介都对人类事务的尺度、进度和标准产生影响,强有力地改变了人类感觉的比例和感知的图式。”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的开篇对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做了延伸,提出了“媒介即隐喻”和“媒介即认识论”等观点。他认为,媒介包含并传播着所有信息,同时赋予这些信息丰富的内涵,内涵即隐喻,文化又由这些丰富的内涵构成。

从语言到图像——当代视觉传达设计中的隐喻表达

视觉传达设计旨在通过文字和图像来传达概念、情感和观点。隐喻通过比喻和联想来传达概念和情感的重要工具,在设计当中具有一定的普适性,表现出连贯的视觉系统以及相应的隐喻表达,创造出具有层次丰富且有深度的设计作品,与受众建立更强烈的内在联系。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聚焦图像隐喻在概念形成中的关键作用、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构建的原则。并通过案例研究和理论分析,剖析隐喻表达在当代视觉传达设计中的重要性。

“下乡”“离场”与“返乡”——新中国农村有线广播发展“三部曲”

相比报刊、无线电广播和电视等大众媒介,有线广播的生产成本与接收门槛最低,集体收听的成效却十分显著,因而成了新中国政府重构农村信息环境的首选媒介,在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前,有线广播大规模"下乡",使中央的声音直达农村,农民则借助收听广播实现了封闭乡村与外部世界的想象性整合。改革开放后,农村有线广播部分"离场",这既是国家媒体战略调整的产物,也是公权力尊重农民自主选择的结果。近年来,随着国家媒体政策与农村形势的变化,有线广播强势"返乡",大喇叭、小广播在很多村庄重新响起,并从"对农广播"向"农村广播"转变;其内嵌的核心思想,是国家对农村尤其是农民中弱势群体的关怀与守护。新中国农村有线广播的发展,是农村治理的一个缩影,也是党、政府与农村、农民关系的一种媒介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