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隐形在场”对社区集体行动的影响研究

后单位社会背景下,实体性单位组织虽然已走向消解,但诸多单位元素或类似单位的其他元素仍然通过一定的形式在社区管理中发挥其影响和作用。单位“隐形在场”使得社区居民在社区治理中出现搭便车行为、社区各治理主体之间出现相互扯皮行为、居民之间出现“剥削”行为、业主委员会出现专断行为,导致社区发展进程缓慢。可以采取将选择性激励模式化的方法来最大限度地解决社区生活中面临的困境,如给予居民奖金和津贴等物质奖励,以精神激励来动员居民,完善社区现有奖惩制度,发挥制度激励的作用等。

海外侨胞“隐形在场”对侨乡村庄共同富裕的影响——以R村社区福利非商品化为例

如何从社会福利角度推动村庄共同富裕已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高度关注的焦点。本文从海外侨胞“隐形在场”的角度切入,基于社区福利非商品化、伦理本位等理论,通过侨乡R村的田野调查,运用案例研究方法,构建海外侨胞“隐形在场”、社区福利非商品化与村庄共同富裕的解释框架。研究发现,海外侨胞“隐形在场”对侨乡村庄共同富裕的影响方式与过程体现在:通过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关系资本的嵌入,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增进村庄社会资本积累,进而提升农村社区福利非商品化程度,促进村庄共同富裕。产生影响的动力源自海外侨胞深受伦理本位、差序格局等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影响结果是促进了低收入阶层社区福利非商品化,促进村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村庄主体性是海外侨胞“隐形在场”影响侨乡村庄共同富裕的重要调节因素。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从侨胞群体这一新角度,拓展了已有案例研究的新视野,为海外侨胞“隐形在场”与侨乡村庄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

单位的“隐形在场”与基层社会治理——以“后单位社会”为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单位制消解和社区建设勃兴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体制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但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构架,单位并没有完全退场,而是以"隐形在场"的形式继续发挥影响。在典型的单位社区场域内,单位的"隐形在场"一般表现为"权力资本"的潜在运行、"文化资本"的历史积淀和"关系资本"的内在延续三种主要形态。可见,在后单位社会来临的背景下,单位元素虽然开始褪色,但仍通过"隐形在场"的方式影响着社区建设的模式选择与发展进程,对于新时期社区的公共性建构及其功能发挥,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单位社区而言,如何恰当地处理好"单位"与"社区"之间的关联,成为新时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活动展开的关键。

单位“隐形在场”对社区集体行动的影响研究——以广州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为例

居民"原子化"及相应的社区集体行动困境是当前社区治理中的难题,老旧小区中单位"隐形在场"对社区集体行动的影响值得关注。综合集体行动、社会资本与嵌入理论,首先构建了单位"隐形在场"影响社区集体行动的分析框架;然后以广州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居民协商为例,分析集体行动差异的原因。发起人通过在原单位的结构性嵌入获得权力资本,通过多年同事和社区生活的关系性嵌入获得关系资本,拥有更多影响集体行动的社区资源;以集体主义为代表的单位文化和单位社区的"熟人社会"则是促成集体行动的社区社会资本。根据发起人在"单位"和"社区"两个维度上的嵌入方式和嵌入程度,形成社区集体行动的四种模式。文章将西方集体行动理论与有中国特色的单位制相结合,通过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案例,深化了对单位"隐形在场"作用的认识,为今后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推动合作型集体行动、实施老旧小区改造提供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