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生态旅游特色小镇绿道网络规划设计方法研究——以柞水县隐心谷生态小镇为例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在乡村旅游建设中的深入实施,生态旅游特色小镇在城镇化旅游建设中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实践,然而部分特色小镇的盲目建设给自然生态、人文环境和本土文化带来了诸多问题。本文从生态资源保护和振兴乡村经济角度,以特色小镇绿道为载体,分类总结现状问题,提出在生态旅游特色小镇微观尺度绿道网络中以“基础调研—要素选取—分层构建—系统重构—网络优化—产业共创”六步为技术路线的规划设计方法,并以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隐心谷生态小镇绿道网络设计为例进行实践,探索生态旅游特色小镇绿道网络联动规划的要素及方法,推动特色小镇绿色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身隐心仕——《诗经·考槃》主旨辨析

《考槃》是十五国风中卫地的诗歌,其主旨向来众说纷纭。然而,细析《考槃》"永矢弗谖"一语,可知这位独居的隐士实有不忘君德、仍念朝廷的出仕之愿。现实隐居和内心想要出仕的矛盾才是诗中隐士连发"永矢"愤激之语的根源。因此,隐士身隐心仕才是此诗原旨。

《论语·乡党》“问人不问马”之争议解读——从“怵惕之心、恻隐之情”谈起

《论语·乡党》中孔子“问人不问马”一直备受争议,对于它的解释众说纷纭,其中主要以朱熹为代表的“贵人贱畜”一说法较为普遍,然而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贵人贱畜”这一说法不妥,不符合儒家的“咸慈万物”思想,因此他们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先后之别,无贵贱之分”的说法,并从人作为“类”的情感角度上来解释,借王夫之在《四书训义》中所说“怵惕之心、恻隐之情”这一角度来阐述孔子为何“问人不问马”这一行为。

论盛唐、中唐隐逸诗人的“真隐”和“心隐”

通过对盛唐隐逸诗人的“真隐”和中唐隐逸诗人的“心隐”的剖析,揭示出盛唐、中唐隐逸诗人走的是一条由“真隐”向“心隐”逐渐泛化的精神之路.

孟子的恻隐心与卢梭的怜悯心:一个法文化视角的审视

在中国与国外的哲学史或者思想史上对于人本性善性恶的争论一直没有终结,而在性善的基本假定中又有多重的路径和表达。从孟子和卢梭迥异的法律思想体系中,可以看到两人对于人之本心善的同种表达,通过一个法文化的因素(权力观)的视角来审视和分析这种现象,能够更好地理解中西法律思想传统的区别。

当代大学生对谦虚心的态度:基于外显与内隐两个层面

目的:了解当代大学生对谦虚心的态度,并分析内隐谦虚心与外显谦虚心的关系。方法:采用E-Prime2.0编制单类内隐联想测验(SC-IAT)测量程序,测量大学生的内隐谦虚心,采用自编大学生谦虚心问卷测量大学生外显谦虚心。结果:采用SC-IAT测量大学生谦虚心的内隐效应显著,大学生外显谦虚心和内隐谦虚心均不存在性别差异,大学生外显谦虚心和内隐谦虚心之间相关不显著。结论:(1)大学生在外显谦虚心和内隐谦虚心两个层面均存在着积极的态度,并具有跨性别的普遍性;(2)外显谦虚心与内隐谦虚心相互分离,是两个不同的建构。

从“隐身”到“隐心”的转变——浅谈庄子虚己以游世的人生哲学

为了走出隐者单纯避世的困境,庄子提出了另外一种隐者的生活方式——隐心而不隐身,虚己以游世。保持心灵的恬淡宁静,在庄子哲学中闪耀着难以掩饰的光芒。通过"心斋"、"坐忘"等修炼方式,庄子让一颗甘于"游世"的心变得澄澈、虚静,远离仁义礼智、世俗观念的纷扰,在天地间自由翱翔。

从白鹿洞书院的教育环境看儒生的身隐与心隐

儒家对教育环境的强调,一方面是要给读书人营造一个远离尘世和感官纷扰的清净世界,提供可以暂时"隐身"的书斋或书院,另一方面则是努力促成读书人放下各种欲望和杂念,专注领悟圣贤教诲,以期获得能够彻照心灵和"隐心"的精神道场。白鹿洞书院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道场。

论苏轼黄州诗词创作中的“心隐”情结

苏轼经"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其政治处境、物质生活、精神面貌皆处于空前惨淡状态。在此期间,苏轼主观上选择"心隐"的生存方式,冲破"隐"与"仕"的二元对立,在随遇而安、随缘自适的创作心态中开创了黄州诗词恬淡、清空的艺术境界,具有至高的审美价值。

论北宋城市园林普及与心隐模式的契合

隐逸文化在宋世得到更深刻的发展,由追求外在形迹的山林之隐转为重在心隐的仕隐兼通。城市园林作为一种“人化的自然”,在北宋得到普及,为士人的仕隐兼通提供了客观条件,平衡了文人士大夫的多重欲望,令其在滚滚红尘当中实实在在地拥有了诗意的栖居。

论宋初尊隐观念与华靡世风对心隐模式的促成

宋代隐逸之风盛行,其重隐心不重隐形、仕隐兼通的隐逸模式自宋初即已成型。宋初既有尊隐观念对隐逸风气的推动,亦有华靡世风对传统形隐模式的冲击,二者在人心中的交相战,最终促成了传统已有的心隐模式在宋代得到充分的发展。

论白玉蟾的“心隐”思想与“隐仙”人格

隐逸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道教修为渗透在隐逸文化之中,形成了不同于"儒隐"之"道隐"风格。作为内丹修炼的手段,白玉蟾的"道隐"实质即为"心隐",在于追求对心无境,对境无心之无我境界。他的"隐仙"人格达到了道教信仰与至乐审美生活方式交融的生命境界。

论庄子“心隐”对儒家隐逸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庄子的“心隐”主张,诚然受到老子“无为”观念的影响,但二者在具体内容与关注对象方面却存在巨大差异。庄子的“心隐”主张与儒家尤其是孔子“无道则隐”思想及“颜氏之儒”的出世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体现出跨越时代的传承。但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与个性气质,又使得庄子表现出对儒家隐逸思想的发展和超越,他最终放弃儒家积极的隐逸方式,而走向道家的虚无之道,为追求心灵自由而彻底不问世事,真正实现自我主体的救赎。

论中国隐逸思想影响下日本作家的“隐”

日本作家在中国隐逸思想影响及渗透下,从西行到川端康成再到水上勉,从形隐到心隐,表现了对"隐"的接受、传承、变容,最终回归禅宗的隐逸本质。中国禅宗思想提倡"退",从菩提达摩到五祖,基本都是重视归隐、独宿、静坐、修禅。而到了六祖慧能把修行与人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领悟到真正的修行是在人间,衣食住行皆可以修禅隐逸才是"隐"的最高境界。

隐逸文化与庄子哲学

隐逸文化对庄子哲学有直接的影响。隐士是隐逸文化中的主体,庄子生活的战国以前,中国有大量的隐士。庄子从这些隐士身上,看到了隐的方式在人的社会存在中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把它拿来作为人处于生存困境时的一种调剂,是极其有用、有效的方式,所以,他把隐的方式由身隐转到心隐上来,这样就使隐士的精神特质,能为普通人所实践,把隐士这种独特的生存方式,借来作为尘世中人调合个人与现实矛盾的一种中和、有效的办法,用以疗救和缓解人们精神和心灵的痛苦,从而使"心隐"成为他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

苏轼词中的仕隐矛盾与自我化解

仕隐矛盾是困扰苏轼人生的一大向题,也是其词中所表现的一大主题。在此二难选择中,苏轼既执著于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又始终怀有强烈的的归隐情结,并最终以"心隐"的方法对这个心理问题进行了自我化解。

略论古代隐逸诗人的嬗变

古代隐逸诗人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经历了由“身隐”到“心隐”的嬗变过程,隐逸也由一种生活方式嬗变为一种平夷淡泊、性情冲和的人生修养,这种嬗变对诗人们的诗歌创作影响重大。

从文化人格看古代士人政治困境的形成及其解脱——以张九龄罢相为中心

"为王者师",即在专制等级秩序的范围内借助王权以弘道,是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古代优秀士人之基本追求。然而,张九龄罢相事件表明,这种希望以"王者师"的身份弘扬和实践"道"的理想,恰恰是导致士人政治困境形成的重要原因。对于一部分既无法实现政治理想又不愿退出官场的士人而言,应对困境的策略,是以"心隐"的方式保持个人内在人格的相对完整。

宋元士人隐逸的精神化转型

自先秦士人阶层出现以来,隐逸作为士人逃避现实的一种哲学思想和应世方式,始终与政治仕宦密切相关。经过秦汉小隐和晋唐大隐、中隐观念的发展,士人"心隐"的方向已经相当清晰。直到宋元时代,士大夫们寄心于隐,不仅建构起了吏隐形式和孔颜新境,而且不以形迹累心,寓隐于物,形成了隐逸文化内倾化和泛物化的发展态势,这既体现出宋元士大夫通达的出处观念,更来源于他们融摄三教的文化精神,奠定了士大夫群体自由精神的审美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