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对区域性金融风险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在分析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对区域性金融风险影响机理的基础上,采用2012—202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情况。结果表明,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对区域性金融风险具有正向影响,在其作用过程中,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和流动性配置水平发挥了中介效应,且两者联合作用的中介效应强于各自单独作用的中介效应。

城投入股上市公司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本文基于2014—2020年城投公司财务数据与城投债数据,采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城投公司入股上市公司对城投债信用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入股上市公司降低了城投公司发行城投债的信用风险,且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研究发现:城投公司入股上市公司后,通过提高自身经营绩效、增强政府支持降低了城投债信用风险。异质性分析发现:低经济发展水平、低财政收入以及低市场化水平地区的城投公司入股上市公司对其城投债信用风险的缓释作用更强;城投债信用评级较高以及盈利能力较弱的城投公司入股上市公司后发行的城投债信用风险更低。这说明城投公司入股上市公司可能成为有效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重要途径。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债务置换与企业商业信用

以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地方经济数据为样本,使用面板数据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等方法检验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扩张对企业商业信用供给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对债务置换的微观效果进行评估。研究表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扩张显著抑制了企业的商业信用供给,在考虑内生性与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隐性债务扩张对企业商业信用供给影响中发挥着中介效应。政策效应检验表明,隐性债务置换政策的实施促进了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增加。异质性检验发现,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扩张对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抑制性影响在东部地区和民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研究结论对深入理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土地财政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基于新冠疫情冲击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房价的迅速上涨,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出现了财权和事权高度不匹配的现象,入不敷出的财政压力促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应运而生,城投债的无序扩张引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本文选取2015—2022年发行的城投债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各城市土地出让收入对城投债信用利差的影响,并区分不同类型土地出让收入、不同市场化水平、不同地方财政实力和不同经济区域进行异质性分析。另外,本文构建新冠疫情冲击变量,引入广义双重差分模型,研究新冠疫情作为外生冲击对土地出让收入和城投债信用利差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最后,本文将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新冠疫情冲击变量等替换进行稳健性检验,并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担保增信机构的风险缓释效果。实证结论显示,土地出让收入的增加可以有效降低城投债信用利差,新冠疫情的外生冲击将提高城投债的信用利差,并且削弱土地出让收入和城投债信用利差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并在很多方面具有较大的异质性。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的担保增信机构可以发挥不同的风险缓释效果,相较于无担保城投债,外部专业担保城投债的发行溢价更低,而内部关联担保城投债的发行溢价更高。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治理的制度困境与法治进路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是指地方政府在法定政府债务限额之外直接或者承诺以财政资金偿还以及违法提供担保等方式举借的债务。《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修改后,地方发债行为被赋予了合法性。然而既有的地方债务未得到妥善处理,新的隐性债务仍在形成,甚至积聚成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对此,应当深入分析我国现有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治理制度,包括地方发债制度、地方隐性债务监督制度和地方隐性债务危机处置制度,梳理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探索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治理的法治进路。分层次防控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发挥人大在治理地方隐性债务中的重要作用,完善我国地方财政重整制度,是将解决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纳入法治轨道的关键举措。

风险与绩效双轮驱动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联动治理研究

基于软计算方法集成技术,分别采用CRITIC-TOPSIS集成方法和Global超效率DEA方法,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风险与绩效状况进行实证评价。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对隐性债务风险和绩效的互动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从评价结果来看,我国各地区隐性债务风险在时间维度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空间维度呈现出较明显的“东低西高”分布态势,而各地区的隐性债务绩效则恰好相反,在时间维度呈先出不断下降的趋势,空间维度则呈现出较明显的“东高西低”的分布态势。与此同时,从隐性债务的风险与绩效的互动相关性来看,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负相关关系,并且这种互动相关性还具有了较为显著的空间关联特征。最后,从风险与绩效双轮驱动的导向出发,依据不同地区所处的隐性债务风险与绩效互动相关类型,系统地采用债务存量风险防范化解、债务使用绩效动态优化、跨区域债务风险与绩效空间联动治理等一揽子差异性组合政策,有针对性地提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联动治理策略。

数字金融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空间溢出与政策效应

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创新深度融合的产物,可以实现金融资源的跨时空配置,为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提供可能。数字金融的普惠性、靶向性和跨时空配置金融资源等特性使其成为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重要工具。结合中国2011-202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空间影响、调节效应和政策效应可以表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在本地区数字金融发展下得到明显地缓释效应,同时邻近区域数字金融发展会进一步降低本地区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其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缓释作用还受到地方财政自给能力的影响,以财政分权和政府事权不匹配导致的地方财政自给能力差异能够正向调节其缓释作用;此外,构建空间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数字金融政策实施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影响,发现其缓释作用及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但政策效应呈逐年减弱趋势。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化解的思路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显性债务风险总体安全可控,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和风险随着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快速增加更快速地增长。本文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概念界定出发,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风险进行分类,并分析形成债务风险的原因,最后提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化解对策。

金融分权视角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对城商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10—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增加会提高城商行风险承担水平,即降低城商行的净资产收益率和资本充足率,提高其不良贷款率和存贷款比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金融隐性分权程度增加使得隐性债务规模扩张,隐性债务规模扩张导致城商行表外业务规模随之扩张,进而提高城商行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研究表明,城商行高杠杆经营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对城商行风险承担的负面影响更为明显,同时,城商行跨区域经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对城商行风险承担的负面影响。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助推了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吗?

本文通过对全国289个地市2009—2020年数据的实证分析,检验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对当地上市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助推了企业金融化,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研究结果仍然成立。路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的中介路径加剧企业金融化。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银行债务融资能力弱的企业,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对企业金融化的助推作用更为突出。

地方隐性债务、官员激励与PPP投资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PPP市场,但存在隐性债务风险问题,其背后地方政府采用的PPP机制亟待研究。研究探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官员激励对地方政府采用PPP模式的影响作用,运用财政部PPP项目库、官员特征及经济社会发展等数据集,对具有典型隐性债务特征和PPP特征的2014—2018年地级行政区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地方隐性债务、官员变更显著促进地方PPP投资,隐性债务对PPP项目的正向影响在官员变更时会减弱,反映地方采用PPP模式更多是融资导向,这是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规避责任激励效应的综合结果;因晋升激励存在年龄“窗口期”,官员年龄与PPP投资呈现倒U型关系;但规避责任激励持续存在,大龄官员样本中隐性债务对PPP的影响系数较年轻官员样本更大。同时,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与财政能力显著促进了地方PPP,而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显著抑制了地方PPP,对外开放水平与PPP无显著关系,此外政府激励政策对地方PPP带来显著影响。研究建议完善地方PPP项目管理,健全官员激励约束机制,提高PPP透明度。

XOD模式价值实现机制及隐性债务风险防范探讨——以水安全保障导向的开发(WOD)模式为例

当前,单一靠财政投入已远不能满足城乡建设发展的需要,XOD模式作为一种创新型的项目组合实施方式应运而生。XOD的核心机理是“增肥哺瘦”,需要通过组合投资、溢价回收、协同增效3大机制和关联关系、一体开发、自求平衡3大原则来实现。实施WOD项目通常需要经过5大阶段。通过分析运行机制和操作流程,发现WOD模式在实施过程中,如操作不当,也会存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通过优化WOD运行条件、依法合规实施项目、构建全过程风险管控体系等措施,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降低WOD项目的隐性债务风险。

金融官员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抑制还是提升——来自289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09-2018年289个地级市数据样本,结合“烙印理论”,考察了金融官员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具体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相对于非金融官员,金融官员能显著地抑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表现为“治理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巡视未覆盖地区、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越佳和制度环境越好时,金融官员抑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效果越明显。文章实证分析了官员的金融经历对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作用机理及具体效应,有效地诠释了“金融副省长现象”,为金融干部队伍建设和金融监管提供理论解释与经验证据支持,也为现阶段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提供了启示。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违约风险的评估与化解--基于多维偿债能力框架的实证分析

在采用投资侧和融资侧两种思路对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进行系统估测的基础上,设立多维偿债能力框架来构建相应的KMV修正模型,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违约风险进行实证评估。研究发现:(1)当多维偿债能力乐观情形取值时,2018-2020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隐性债务违约风险属于基本可控范围内,但当多维偿债能力保守情形取值时,隐性债务违约率有了大幅提高,面临着较明显的违约风险;(2)在考虑债务展期和利率调整的债务重组之后,隐性债务违约率都有了大幅的下降,这表明债务展期能实现存量隐性债务偿还中"以时间换空间"的目的,进而有效降低债务短期违约风险;(3)2018-2022年三类偿债能力的不同期望增长率变化对隐性债务违约风险有着不同的动态影响,按影响程度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为项目经营收益、预算可偿债财力、地方可处置存量国有资产。根据上述结论,提出"十四五"期间有效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分类步骤策略建议。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评估及应对

在全国隐性债务严监管背景下,新增隐性债务仍然存在,并呈现形态更复杂多样、隐蔽性更强等特点,进一步折射了体制问题。随着经济逐步恢复常态,当前要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保障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和提质增效。从不同口径看,我国隐性债务规模相对较高,但风险总体可控,需要注意区域风险分化问题,尤其是关注广义债务率超过警戒线的欠发达地区或债务率特别高的地区。当前,隐性债务化解难点在于隐性债务规模偏大、隐蔽不透明,且多数项目偏公益属性。故而,应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同时,积极稳妥的推进存量债务化解工作,要防范虚假化债,注意不留后患。但核心还是要通过经济发展、体制改革来推动债务治理,未来应以提质增效为导向、透明合规为底线,量力而行、创新开展政府融资,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管理与化解

近年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和风险不断上升,中央多次强调要防范化解隐性债务及其风险。根据对现有文献和统计数据的分析,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主要包括规模风险、偿债风险及管理风险。然而,在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地方公共事业发展需要与地方财力之间的缺口客观存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与金融体系联系密切的背景下,单纯阻断地方政府融资渠道不仅影响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实现,还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所以应坚持中央打开正门的基本思路,以地方政府市政收益债券制度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市政收益债券制度应明确市政收益债务制度的债务债权双方权责、信息透明,应明确市政收益债券准入门槛以及偿还机制。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审计流程研究——以“伪PPP”项目为例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大量积聚将严重威胁金融体系的稳定以及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目前我国隐性债务存在的主要形式包括未剥离政府融资功能的融资平台、不规范的政府投资基金以及"伪PPP"项目等。这其中由违法违规操作变相举债而异化成的"伪PPP"项目,已成为近年来隐性债务风险的主要来源。本文以"伪PPP"项目为例,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审计的具体流程以图谱形式呈现,强调审计监督在防控隐性债务风险中的重要作用,以期回答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审什么"以及"怎么审"的难点问题,并据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PPP模式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诱因及作用机理分析

在分析PPP模式对政府债务影响的基础上,梳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存在形式,并从政府财政支出、政府保证机制、政府接管方式等角度出发,筛选PPP模式下产生隐性债务的诱因及其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提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的建议。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估算---基于30个省份全口径财政数据的研究

本文基于地方政府预算约束恒等式,通过计算30个省份的全口径财政收支,结合各地历年的政府债务余额,估算了2015年-2019年全国30个省份的隐性债务规模。研究发现: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总额为13万亿左右,占GDP比重约为13%,风险总体可控;我国对隐性债务的管控成效显著,2019年较2017年规模总体下降,但仍有12个省份隐性债务持续增长,特别是西部和东北省份风险管控压力相对较大,需要高度重视。本文建议从顺应市场、落实责任、防范风险、加强研究等方面遏制、化解隐性债务。

我国地方政府PPP隐性债务估算及风险评估——基于空间计量和KMV模型的实证分析

对我国各地方政府的PPP隐形债务估算和风险评估结果表明:2017年和2018年我国地方政府PPP隐性债务总规模分别约14万亿和15万亿元,隐形负债率分别为17.04%和16.93%,中西部内陆地区的PPP隐性负债率明显高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近三年全国各地区的PPP隐性债务违约率呈逐年下降趋势,这和PPP的发展阶段有关;PPP隐性债务规模总体处于合理范围,但区域异质性明显,西部内陆省份的违约率偏高,个别地区需要引起高度警惕,这一特征与PPP隐性负债率的空间分布较吻合。目前应切实加强和改进“物有所值”评价(VFM)及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凡未经通过的项目不得采用PPP模式,严防PPP项目盲目粗放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