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经济问题研究导论

隐性经济问题研究导论宫希魁，赵东辉一、隐性经济内涵的界定（一）什么是经济中的隐性现象。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着这样一类现象。当你对其进行直观考察时，它并不存在，通常的经济规范和评价体系也无法加以衡量和测定，但剥去各种障眼之物后，其客观存在的实质内...

税收负担、政府管制对地区隐性经济的影响研究

税收负担和政府管制是影响隐性经济规模的主要因素。利用微观收支差异法测算我国各地区1998年-2013年的隐性经济规模,研究发现：税收负担显著地扩大了地区隐性经济规模;政府管制与地区隐性经济规模之间存在显著而稳健的U型关系而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地区人均GDP、居民统计收入、城镇化率、财政分权等也是影响地区隐性经济的重要因素。应保持税收负担的基本稳定;制定适度的政府管制政策,提高政府综合治理能力;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进一步加快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加速城镇化建设步伐、提高城乡居民显性收入水平、完善统计核算制度等,以起到抑制隐性经济规模的作用。

环境规制、隐性经济与环境污染

本文分别利用熵权法和多指标多原因模型测算了2003—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和隐性经济规模,并利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就环境规制、隐性经济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行政化环境规制强度和市场化环境规制强度对环境污染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两种环境规制情形下,隐性经济规模对环境污染均表现出显著正向影响:行政化环境规制强度和市场化环境规制强度与隐性经济规模的交互作用显著抑制了环境污染,环境规制总体上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人均GDP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满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对外开放度、能源效率和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为负;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由于对外开放度对环境污染的负向影响使得"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并没有得到验证。

隐性经济约束下的动态最优税负——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实证

隐性经济活动因其逃避税收监管而对宏观税负产生影响。隐性经济作为国民经济核算与监察的遗漏项,客观上起到了减税的作用。在隐性经济影响下,现实经济动态的非均衡性决定了最优税负也是时变的,并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税负水平使经济增长最大化;最优税负是判断现实宏观税负高低的标准,当前税收并非我国经济增长的消减因素,说明宏观税负整体上是合适的。隐性经济领域是潜在的税源,结构性减税在考虑不同产业、不同部门之间税收平衡的同时,更应关注已观测经济与隐性经济税收负担的公平性。

隐性经济视角下中国环境污染治理困境及对策研究

将我国环境污染治理困境归咎于政府部门环境规制行为的缺失,无法解释当前环保高压下环境污染问题为何依然频发。本文将隐性经济纳入分析框架,构建了基于连续时间的地方政府与企业污染治理微分博弈模型,研究我国环境治理困境。考虑非产能预估和产能预估两种情形下的博弈主体的效用差异,得到了地方政府、污染企业各自的反馈均衡策略,研究发现:忽略隐性经济的存在,会高估政府环境规制实际作用效果;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和对污染企业超标排污行为的处罚,虽然能够减少官方经济活动造成的污染,但是却会加大隐性经济生产规模,导致企业污染行为向隐性生产部门转移,造成表面治污的现象;社会第三方举报概率和地方政府对企业隐性经济活动的惩罚力度处于高水平时,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对隐性经济的影响会减弱;产能预估状态下,我国实际污染状况得到有效抑制。同时,本文借助数值仿真发现,虽然产能预估可以改善环境状况,但是必须保障产能预估准确基础上,才有可能被政府部门采用。为突破当前我国环境治理困境,地方政府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时,应构建畅通的公众诉求渠道,借助社会力量对企业隐性经济生产行为形成有效的监督;政府进行环境管制过程中,经济惩罚为辅,凸显刑事处罚,避免企业为弥补政府经济惩罚造成的利益损失,而进行隐性经济生产;建立健全产能预估制度和有效的激励机制,引导生产企业上报实际产能,扭转地方政府信息劣势,保障产能预估的准确性。

隐性经济如何影响绿色创新——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

本文运用超边际分析,通过新兴古典模型探讨隐性经济影响绿色创新的机理,得出隐性经济与绿色创新具有非线性关系的结论。利用我国2000-2016年的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多指标多原因模型(MIMIC)测算隐性经济规模和DEA-SBM模型度量绿色创新,基于此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隐性经济影响绿色创新的非线性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隐性经济与绿色创新之间存在单一门槛,且呈现出倒U型特征。此外,环境规制、教育水平、开放程度、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绿色创新。针对以上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环境补贴能实现经济发展与治污减排的双赢吗?——基于隐性经济的视角

作为工业化大国,中国出台了一系列环境补贴政策鼓励企业进行绿色生产,在存在隐性经济的现实情况下,本文基于2000—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将隐性经济规模纳入环境补贴对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影响体系中,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考察环境补贴的经济效应与减排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补贴对人均产出具有负向影响,隐性经济规模的存在会强化环境补贴的负向经济效应,且该强化作用在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省份更明显;环境补贴可降低环境污染水平,但隐性经济规模会对环境补贴的减排效果产生削弱作用,且这种影响随着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而加深。由此可见,环境补贴并不能达到经济发展与治污减排的双赢效果。

隐性经济视角下环境规制对工业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隐性经济作为工业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来源,会对环境规制产生重要影响,但其作为制度弱化的指标并未引起重视。鉴于此,以"两型社会"国家级示范区湖南省为例,从理论和实证研究隐性经济视角下环境规制对工业环境污染的影响。理论表明,隐性经济部门的产出和利润均为环境规制强度的减函数,工业环境污染为环境规制强度的减函数和隐性经济的增函数。实证显示环境规制强度对于工业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及间接效应均显著为负,除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外,隐性经济对于工业环境污染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据此,从环境规制和隐性经济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论隐性经济问题

本文以隐性经济的涵义及特点作为切入点 ,着重论述了隐性经济日益膨胀的原因和隐性经济的危害性 。

刍论隐性经济的辩证分析与综合整治

论述隐性经济的定义及其现状,辨证分析隐性经济的社会效应,认为隐性经济具有干扰资源配置机制、扭曲经济参数、破坏正常市场经济秩序、危害国家利益、侵蚀人们思想认识、导致偷逃税严重等六个方面的负面效应;同时指出应客观认识隐性经济所具有的积极效应,某些隐性经济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是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萌芽;探讨对隐性经济综合治理的四个方面措施。

农业隐性经济问题探讨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农业中的某些隐性经济问题日趋显性化,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日益明显。而现行经济体制对这些经济现象的反映和管理又极其微弱,因此,加强对农业隐性经济问题的研究很有必要。 一、隐性经济问题的特征 隐性经济问题,主要是指现行经济规范和评价体系无法直接加以衡量和测定,必须经过迂回曲折的认识过程才能加以确定。

隐性经济阻碍了地区创新吗

通过构建一个包含正规经济部门与隐性经济部门的DGE模型,测算了全国各省1998-2016年的隐性经济规模,并利用1998-2016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和全面FGLS模型估计了隐性经济对地区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各省隐性经济平均规模从1998年的12.8%下降到2016年的10.6%,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即东部最低、中部次之、西部最高。隐性经济通过灰色竞争、吸引人才以及降低外来投资的科技外溢效应显著降低了地区创新水平,但这一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即,隐性经济对地区创新的阻碍效应在西部地区最显著,中部地区明显减弱,在东部地区则呈现出正相关。为减小隐性经济对地区创新的阻碍效应,不仅要通过减少政府管制和税收负担控制隐性经济规模,同时还要通过提升法治水平、维护市场公平以及加强产权保护等措施来限制隐性经济对地区创新的影响。

财政分权、公共治理与隐性经济研究

隐性经济是中国在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首次利用MIMIC模型法测算了中国地区公共治理水平,并利用中国1995-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和公共治理对隐性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公共治理总体水平从1995年的2.72%上升到2018年的6.85%,但存在地区差异;提高财政分权程度和公共治理水平都可以显著降低地区隐性经济规模,但公共治理对隐性经济的抑制效应存在时间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财政分权和公共治理对隐性经济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在公共治理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财政分权对隐性经济的抑制效应更加强烈,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公共治理对隐性经济的抑制效应不显著。

基于修正现金比率模型的中国隐性经济税收流失规模测算

近年来,中国的隐性经济备受关注,由其造成的税收流失也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文章对现金比率模型进行科学修正,测算了1990-2016年中国的隐性经济规模,进而计算出在此期间中国的隐性经济税收流失规模。测算结果显示:1990-2016年中国的隐性经济规模介于19.09%-60.05%之间,相应的隐性经济税收流失规模介于16.03%-37.52%之间。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隐性经济及其导致的税收流失规模整体呈下降趋势,但2015年和2016年有上升趋势,需要对其加以遏制。据此,文章从隐性经济角度提出了减少隐性经济税收流失的政策建议。

基于MIMIC模型的湖南省隐性经济时空演变研究

使用湖南省城市面板数据,借助AMOS23.0软件使用多指标多因素法(MIMIC)模型测算了湖南省14个市州2002-2014年的隐性经济规模(隐性经济占GDP比重)。实证结果表明,税收负担、失业率与隐性经济显著正相关,而自我就业率则与隐性经济显著负相关。湖南省各市州隐性经济规模均值介于6.0608%-14.5967%,并且各市州隐性经济规模随时间呈现出明显的递减趋势,空间分布上也呈低隐性经济扩散的特征。文章最后根据隐性经济的影响因素从增大市场监管力度、推进结构性减税政策、加强就业服务和职业培训力度等三个方面提出相应地降低隐性经济规模的政策建议。

税收征管、隐性经济与收入不平等——来自“金税三期”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文章以"金税三期"上线作为反映税收征管力度变化的准自然实验,利用2005—2018年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对税收征管、隐性经济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实施"金税三期"工程,提高了税务部门税务稽查的力度和效率,显著降低了隐性经济规模;隐性经济是影响居民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隐性经济的存在显著扩大了收入不平等程度;隐性经济是税收征管缩小收入不平等的重要作用因素,强化税收征管力度进而降低隐性经济规模,弱化了我国税收体系的"逆向调节效应",显著缩小了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强化税收征管力度,可以有效降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隐性经济规模及收入不平等程度,但对西部地区的隐性经济和收入不平等未带来显著影响。基于以上结论,文章还从推进税务数字化、强化税收征管力度以及加强对隐性经济治理的视角提出了收入不平等治理的相关政策建议。

隐性经济的危害及其治理

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的阶层分化,再加之传统文化习俗的影响,隐性经济的具体存在方式、总体规模和对正式经济运行过程的影响都在日益复杂化,且直接影响正式经济的健康发展。本文通过对隐性经济的概念界定,表现形式及其成因分析,论述了隐性经济对正式经济的危害,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我国隐性经济规模与碳排放分解因素的研究

本文基于碳排放量的基本等式,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Logarithmicmean weight Divisia method,LMD),建立中国人均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其结果显示经济发展对拉动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呈指数增长,而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对抑制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都呈倒"U"形。之后在其基础上建立隐性经济规模与碳排放分解因素的计量模型,并对它们进行实证分析,进而判断隐性经济规模对碳排放的影响。

隐性经济视角下环境规制对中国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基于地级市经验证据的分析

在已有关于环境规制强度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中,鲜有考虑隐性经济这一重要因素,而隐性经济本身不仅会带来环境污染,也会削弱环境规制的实际绩效。因此,纳入隐性经济这一重要因素,从隐性经济的视角出发,以中国245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多指标多原因法和熵值法测算中国2007—2017年245个地级市的隐性经济规模和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数,运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就环境规制强度在隐性经济视角下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强度会对环境污染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而环境规制强度和隐性经济规模的交互项会对环境污染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的总效应则取决于直接的负向效应和间接的正向效应的净效应。隐性经济会对环境污染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隐性经济规模扩大会进一步恶化环境污染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