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隐性经济规模与碳排放分解因素的研究

本文基于碳排放量的基本等式,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Logarithmicmean weight Divisia method,LMD),建立中国人均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其结果显示经济发展对拉动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呈指数增长,而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对抑制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都呈倒"U"形。之后在其基础上建立隐性经济规模与碳排放分解因素的计量模型,并对它们进行实证分析,进而判断隐性经济规模对碳排放的影响。

财政透明度、税收负担与隐性经济规模分析

以31个省的数据为样本,根据国民收支差异对地区隐性经济规模进行度量,分析财政透明度、税收负担给该变量带来的影响。从研究结果来看,政府提高财政透明度能够使地区隐性收入有所减小,而税收负担与隐性经济规模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在负担达到一定程度后能够起到缩小隐性经济规模的作用。

提高财政透明度抑制隐性经济规模了吗?——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作为反映政府财政信息公开程度的重要指标,财政透明度也会对隐性经济活动产生重要影响。文章在准确计算我国2006-2013年省际财政透明度和隐性经济规模的基础上,首次从理论角度分析了财政透明度对隐性经济规模的影响效应,并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模型,从实证角度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地区财政透明度的提高可以显著地抑制隐性经济规模的扩张;同时发现税收负担与地区隐性经济规模呈"倒U型"关系,而政府管制、实际GDP增长率和城镇化率与地区隐性经济规模负相关。

财政透明度、税收负担与隐性经济规模——基于2006—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采用微观国民收入与支出差异法衡量31个省、市、自治区隐性经济规模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分析了财政透明度和税收负担对隐性经济规模的影响，并利用2006--2014年的省级政府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财政透明度与地区隐性经济规模呈现负相关关系，财政透明度高的地区的隐性经济规模明显小于财政不透明的地区，提高财政透明度能够有效抑制地区隐性经济规模；地区税收总负担、直接税负担、间接税负担、地方财政税收负担、地区财政负担与隐性经济规模并非是单一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即各地区的隐性经济规模并不是随着各项税收负担的加重而无限扩张，而是在各项税收负担达到一定的临界值之后，隐性经济规模会缩小，即呈现倒u型关系；隐性经济规模与税收负担之间存在门槛效应，税收负担只有在达到一定的水平之后，才能有效抑制隐性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水平、GDP增长率、居民统计收入都与隐性经济规模负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加快地区经济发展可以有效抑制隐性经济规模的扩大。

环境补贴能实现经济发展与治污减排的双赢吗?——基于隐性经济的视角

作为工业化大国,中国出台了一系列环境补贴政策鼓励企业进行绿色生产,在存在隐性经济的现实情况下,本文基于2000—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将隐性经济规模纳入环境补贴对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影响体系中,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考察环境补贴的经济效应与减排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补贴对人均产出具有负向影响,隐性经济规模的存在会强化环境补贴的负向经济效应,且该强化作用在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省份更明显;环境补贴可降低环境污染水平,但隐性经济规模会对环境补贴的减排效果产生削弱作用,且这种影响随着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而加深。由此可见,环境补贴并不能达到经济发展与治污减排的双赢效果。

中国的隐性：经济规模与收入不平等

本文采用改进后的货币需求方法,测算了中国1978～2008年全国总的隐性经济规模,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隐性经济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隐性经济规模在1978～2008年期间介于10.7%～26.73%之间,较重的税收负担和过多的政府管制是隐性经济规模上升的主要原因。隐性经济规模、失业率、对外开放、非国有化程度的提高使收入差距显著扩大,而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加快城市化建设、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则可以缩小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