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贫困视角下水库移民隐性贫困的识别与测度

水库移民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移民安置过程中,失去土地、补偿标准不到位、原有社会关系网络断裂、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不适应、受教育程度不高以及心理上的失落容易造成移民多维度隐性贫困。而隐性贫困的隐蔽性、累加性等特点导致不易被察觉而成为遗留问题,最后可能引起库区和安置区的社会不稳定。本文运用AF方法对出山店水库移民搬迁整个过程中多维隐性贫困的变化情况进行识别和测度,并对搬迁后移民的隐性贫困进行深入剖析,得到移民搬迁后存在隐性贫困的深层原因,有针对性的进行后期扶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水库移民安置目标。

后精准扶贫时期农村隐性贫困的精准识别与治理——基于异质性视角的贫困农户微观数据分析

在后精准扶贫时期,基层农村贫困治理呈现出新样态:贫困户的显性贫困维度得到改善的同时,住房、健康和教育等隐性维度仍存在较深的剥夺,尤其是体现在非建档立卡户群体上;在有限扶贫预算和单一基层政治考核制度的双重约束下,扶贫资源的分配过程具有一定的目标指向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瞄准机制的内生缺陷。贫困户和贫困村的贫困剥夺是全方位的,表现在维度上各有侧重,微观差异明显。走出贫困治理的新困境需要调整扶贫策略,将多维贫困的理念深入基层农村,关注多维隐性贫困问题,提高多维贫困识别的可操作性和科学性;继续加大财政扶贫投入力度,优化投入结构,分类施策;实现扶贫和社会福利计划的有效衔接;优化基层政治考核机制,建立与村庄微观特征相兼容的多维扶贫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切实提高基层乡村的贫困治理能力。

多维视角下的隐性贫困测度及其影响因素探究——基于我国建筑业农民工贫困度的调查

隐性贫困是存在于以收入为主的显性贫困之外的一种贫困。隐性贫困因其识别与测度难度较大,成为我国扶贫攻坚收官阶段的难点与"盲区"。而随着扶贫攻坚的不断深入,农民工的显性贫困减少显著,隐性贫困状态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多维测度结果表明,外部环境变动等间接影响因素的提高会增大隐性贫困度,而提高劳动者自身素质等直接影响因素则有助于摆脱隐性贫困状态。对于非物质层面的贫困,精准扶贫重点要"扶志"与"扶智",把贫困人口主动战胜贫困的志气"扶"起来,通过增加教育培训力度,把摆脱隐性贫困的内在活力激发出来,将扶贫的重点向非物质贫困层面适当转移。只有这样,扶贫攻坚收官阶段的"脱真贫、真脱贫",才能够得以实现。

农村女性隐性贫困问题研究

女性是推动建设农村全面小康社会的一股重要力量,也是建设美丽乡村的主力军。充分发挥农村女性的主体地位,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着重要意义。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通过对农村女性的隐性贫困因素进行分析,发现主体意识缺乏、生育观念落后、法律意识淡薄是制约农村女性摆脱贫困的根本性原因,为了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进程,要加强农村女性的主体意识、改变落后的生育观念、增强法律意识。

多维度视角下家庭隐性贫困成因分析及脱贫能力提升研究

家庭隐性贫困是相对于以收入为显著特征的显性贫困而言的一种贫困。随着我国“精准扶贫”政策的不断实施和深入,显性贫困得到明显改善。我国进入后精准扶贫时期,隐性贫困的隐蔽性加强,提高对隐性贫困的精准识别能力、准确确定隐性贫困的成因,才能制定更加科学合理和更有针对性的精准扶贫政策。从多维度视角下破解家庭隐性贫困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难中之难、坚中之坚。本文梳理了相关文献,锁定了家庭隐性贫困的影响因素有健康、教育、资产、权利等,分析了家庭隐性贫困的特点和成因,并根据具体特点和成因给出了政策建议。

浅析凉山州“脱贫摘帽”彝区隐性贫困现状及对策

在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同时,随之到来的是一些民族地区基于传统扶贫模式下的“数字摘帽”现象,凉山州与一般汉族地区相比,其“脱贫摘帽”后彝区因婚丧嫁娶、不正当消费观念、消极文化、大病支出等重新陷入贫困的风险较大,从而形成的隐性贫困问题,亟待解决。

宅基地制度改革与家庭隐性贫困消解——基于X村试点的经验

宅基地改革与家庭隐性贫困消解同步推进,基于X村宅基地改革试点的成功经验,分析杜绝家庭隐性贫困发生"三重保障"。X村以宅基地改革为契机,提出了引入旅游公司、组建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入股分红等具体路径,并在增加农户家庭收入、提升家庭发展能力、消除隐性致贫因素方面取得成就。改革过程中存在规划落实不到位、部分农户利益受损、资源浪费等问题,应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显化宅基地资产价值、提升家庭发展能力。

基于时间赤字的隐性贫困测度原理、方法与应用

研究目标: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设定财务可负担且能体现正向激励的帮扶识别标准。研究方法:构造时间赤字指数,利用时间赤字的货币价值调整贫困线识别隐性贫困。研究发现:隐性贫困发生率与精准扶贫之前的绝对贫困发生率相近,显著低于相对贫困发生率,符合我国发展实际;隐性贫困帮扶的主要思路是提高有酬工作工时回报、减少家庭必要无酬工作时间、改善其他收入来源。研究创新:使用时间利用数据,在贫困测度中放松了所有家庭都有足够时间进行家庭生产的假定。研究价值:隐性贫困识别方法能够提供务实可行的帮扶识别标准,体现对有酬劳动的正向激励,约束帮扶过程中的“等靠要”问题,并且能够与乡村振兴政策体系形成有效衔接。

隐性动态贫困的识别与治理——兼论反向国债作为扶贫济困新思路的可行性

“隐性动态贫困”的识别与治理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我国扶贫济困工作未来所面对的主要挑战。传统治理工具主要应对“绝对贫困状态-相对贫困状态”路径及存在可识别的贫困表征的相对贫困问题,较难对“非贫困状态-相对贫困状态”路径的相对贫困问题进行有效的识别与应对。以“隐性动态贫困”问题的有效识别与应对为目标,国家应推出反向国债作为一种新的扶贫济困的治理工具,以作为传统扶贫济困治理工具的补充,为相对贫困中的“隐性动态贫困”问题的识别与治理提供新思路。

中央扶贫政策下贫困县摘“贫困帽”研究

为了解中央政府扶贫政策的预期效果,设计学习型隐性贫困、市场型隐性贫困和意愿型隐性贫困农户家庭调查问卷,选择摘去“贫困帽”的湖南省常德市澧县18个乡镇采用随机一户一人调研。经问卷调研的截面样本数据研究发现:在1%显著水平下全样本中学习型隐性贫困和意愿型隐性贫困与农民财产性收入呈显著负相关,且男性样本与全样本研究结论一致,然而女性样本检验呈无关性,其中市场型隐性贫困所有样本检验均呈无关性。进一步分析发现:学习型隐性贫困与意愿型隐性贫困中部分指标变量与农民财产性收入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因此,摘取“贫困帽”的湖南省常德市澧县存在隐性贫困,其研究为识别贫困县摘去“隐性贫困帽”提供参考。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多维贫困问题分析

城镇化进程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自身却带有多重的相对贫困化特征。主要表现在:物质贫困、权利贫困、精神贫困、能力贫困和福利贫困。其原因主要是生活成本不断增加,劳动力市场分割,城市中的"孤鸟效应",教育和培训机制缺失及制度岐视。为此,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步伐,稳步增加农民工工资,增加经济、医疗等保障,健全法律法规,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以尽快解决农民工多维贫困问题。

消费升级中的新贫困:从过度消费到代际贫困传递

作为一场走向高质量发展的经济运动,第三轮消费升级已然超越个体生活领域,成为国家领域拉动内需、扩大经济增长以及刺激生产的基础性话语.然而,尽管爆炸式发展的消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消费升级,改变了居民生活,但需要警惕的是,由于"隐性贫困人口"诱发的消费预期代际变化和贫困线心灵曲线转变,在居民消费升级的同时,消费阶层在传统的收入因素之外又受到不确定性与价格水平、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致使社会分层与消费分层不同步,过度消费成为消费升级中日益突出的另一个走向,并产生了隐性贫困人口的"存在"特质和代际贫困传递的"生成"机制,最终导致消费升级陷入一种新贫困的困境之中.因而代际贫困传递下的政策安排应锁定超常规需求侧扶贫并提出应对之策.

我国农民贫困原因浅析

谈到农民问题就绕不开农民所从事的农业和农民生产生活和居住的农村,在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中,农民问题是核心,而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是找出农民贫困的原因,通过政策普惠和有针对性的帮扶以及对农民积极性的调动等措施,让农民的权利得到充分行使,让农民的收入得到有效提高,使农民从能力上而不仅仅是收入上脱贫致富。

关于我国加工贸易“脱贫”的思考

加工贸易已成为我国进出口的第一大贸易方式，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由于加工贸易“两头在外”的禀性及我国加工贸易外资主导的特性，所引致的相关贫困问题也突出出来。

基于Logistic回归的大学生助学金合理评定问题研究

利用Logistic回归与判别分析相结合的模型,以阜阳师范学院为例,通过确定合理的评判指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采用极大似然法,并借助于SPSS软件求解得到回归方程,进而根据概率值P来界定其能否获得助学金。经实证分析、计算与检验核实,运用Logistic回归判别法较好地解决了学生助学金评定问题,从而有利于提高学生资助工作的精准度和公平性。

南京城市户籍贫困人口的时空分异格局

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ESDA的方法,探讨2000-2017年南京城市户籍贫困人口的时空分异格局,并从居住空间分异的视角出发,归纳总结出南京城市户籍贫困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与机制。研究表明:①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沿袭了2000年"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且分布状态进一步趋于分散,空间集聚则呈现出"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即热点区域基本都位于绕城公路以内;②未成年、无业、有就业能力(尚未正式就业)和刑释解教的贫困群体,尤其是刑释解教且无业的贫困群体,是当下城市贫困空间治理重点关注对象;③相比于2000年,目前南京城市户籍人口的贫困地域产生了明显分异,可划分为隐蔽型、安置型和复合型三种类型贫困人口聚居区;④在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和社会行为的交织作用下,南京城市户籍贫困空间重构的同时,也经历了从显性到隐性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