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瞒境外存款罪:规范检视、防治困境与纾困策略

《刑法》设立隐瞒境外存款罪,旨在强化对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状况的监督。然而隐瞒境外存款罪在监察、司法实践中长期处于“休眠”状态,存在诸多有争议的问题亟待深入研究。阐明隐瞒境外存款罪规范意涵,消解条文语义模糊性,应当紧紧围绕隐瞒境外存款行为侵犯的法益,并结合罪名适用的现实环境,对有争议观点展开梳理、论辩与反思。当前防治隐瞒境外存款犯罪,面临源头治理受阻、问题线索疏漏、办案程序繁杂的困境。为有效纾困,应妥善处理期待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以现行财产申报规定为逻辑起点,推动规范供给优化、制度刚性执行以及办案专业化、集约化,促进制度建设与治理效能更好地转化融合。

隐瞒境外存款罪构成要件研究

隐瞒境外存款罪是1997年刑法中增设的罪名。本罪的主要客体是侵犯国家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境外存款的申报制度,次要客体是侵犯国家的外汇管理制度。本罪的主体包括任何国家工作人员。本罪中的“境外”是指我国国境、边境外的国家或地区,包括港、澳、台地区;“存款”是指存入境外金融机构的各种货币、有价证券、货币支付凭证以及黄金等贵重金属;境外存款来源应该包括合法收入。本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直接故意。

对隐瞒境外存款罪构成要件要素的新论证

论述隐瞒境外存款罪中的"存款"范围,存放在境外的汽车、房地产、黄金等实物作为本罪的对象,隐瞒存放在境外的合法收入也应当纳入本罪的对象范围;本罪主体应不限于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行为人通过贪污、受贿或其他犯罪所得的财物存放于境外,应认定为贪污、受贿罪一罪;将赃物存放于境外的行为,属于刑法中的事后不可罚行为,不另成立犯罪。行为人通过贪污、受贿或实施其他犯罪后取得财物,将其存放境外,但存放数额超出贪污、受贿数额巨大的,另成立隐瞒境外存款罪。

隐瞒境外存款罪的准确认定

隐瞒境外存款罪是97刑法确定的一个新罪名,目的是为了更有效打击以贪污贿赂为主的贪利性犯罪,保障国家工作人员和政府的廉洁性。但本罪自设立以来,司法实践中运用这一法条处罚的案例却少之又少。本文将结合司法实践中理解和准确认定隐瞒境外存款罪的若干要点进行阐述。

对隐瞒境外存款犯罪应予以有效惩治

隐瞒境外存款罪是贪污贿赂犯罪体系中的一个非典型罪名,相对于其他贪污贿赂罪名,其法律适用频率较低。还原立法原意,厘清隐瞒境外存款罪的法律适用,探寻其刑事政策本义及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关联成为新时期反腐败学术研究和司法实务界共同的期许。厘清隐瞒境外存款罪的法律适用障碍,首要应准确界定境外存款中的"存款"、关联罪名等交错之点。宽严相济的反腐败刑事政策赋予隐瞒境外存款罪延续与坚守的本质要义,并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提供刑法根据。因此,提倡惩治隐瞒境外存款犯罪是实现刑法功能、刑事政策以及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等"刑事生态"的必由之路。

隐瞒境外存款罪的争议与研究

一、港澳台地区是否属于境外 对此可概括为三种观点:1.港澳台地区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视作“境外”,在政治上将带来不良的影响。因此,我国国家工作人员在这些地区的存款不属于“境外”存款。2.我国已经对香港、澳门地区恢复行使主权,因此,境外包括台湾地区而不包括港澳地区。

隐瞒境外存款罪十年出首例

上海市检察机关不久前披露了上海首例隐瞒境外存款案。曾担任上海市嘉定烟草专卖分局长等职务的犯罪嫌疑人张伟民，曾在香港开设账户并向美国转移资金，涉案金额达344万元。而在每年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过程中，张均未如实履行申报义务，故意隐瞒其在香港的存款事实。该案在上海乃至全国都属首例。张伟民被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0年。

一起罕见的隐瞒境外存款案的背后

隐瞒境外存款罪作为“97刑法”确定的一个新罪名，10年来以此定罪的人数寥寥无几，在司法实践中几近“闲置”。然而。

隐瞒境外存款罪的司法认定

境外存款既包括合法财产,也包括违法所得;隐瞒不报的时间界限应限定在司法机关立案前;行为人隐瞒境外存款拒不申报并不能说明其来源或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时可以数罪并罚。当行为人隐瞒不报的境外存款系贪污、受贿等犯罪所得时,应只构成贪污罪、受贿罪中的一罪。《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不属于隐瞒境外存款罪中的“国家规定”。

隐瞒境外存款罪若干争议问题研究

:目前,刑法理论界及司法实务中对隐瞒境外存款罪的构成要件及罪数认识方面存在一些认识上的纷争,在该罪的客体、主体、客观方面、主观方面及罪数认定等方面存在不同认识,有必要结合实践进行分析和研究。

隐瞒境外存款罪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罪名重叠时的刑法认定

隐瞒境外存款罪是纯正的不作为犯,境外存款如来自于被告人的贪污、受贿所得,其隐瞒境外存款的行为应与贪污、受贿罪实行数罪并罚。在隐瞒境外存款行为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行为重叠的情况下,即被告人境外存款数额巨大,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且不能说明该存款来源合法的,不属于想象竞合犯,而应认定构成隐瞒境外存款罪一罪。

隐瞒境外存款罪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罪行重叠时的区分

【裁判要旨】隐瞒境外存款罪是纯正的不作为犯,境外存款如来自于被告人的贪污、受贿所得,其隐瞒境外存款的行为应与贪污、受贿罪实行数罪并罚。在隐瞒境外存款行为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行为重叠的情况下,即被告人境外存款数额巨大,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且不能说明该存款来源合法的,不属于想象竞合犯.而应认定构成隐瞒境外存款罪一罪。

隐瞒境外资产如何入刑定罪

上海市政府原副秘书长戴海波是厅局级干部中因隐瞒境外存款获罪第一人，周春雨则是省部级干部中被通报的第一人。这两个“第一”，并非仅在十八大之后，而是要追溯到自1997年新刑法中确立隐瞒境外存款罪以来。

论中国特色反腐败体系的构建

中国特色反腐败体系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为方针,教育、制度、监督、惩治一体化。

建立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初步设想

贪污、贿赂是人类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产生的最古老的犯罪之一,也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腐败的现象。如现代世界许多国家为防止官吏贪污受贿、腐化堕落,都制定了种种制度与措施保证官员的为政清廉,其中财产申报制度即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廉政措施。

浅析新《刑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经过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于1997年3月14日通过,并于1997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刑事法典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律,理应严密、科学、垂范久远。但修订后的刑法典在实施后的一年中,暴露了许多矛盾和问题,笔者就新刑法中存在的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仍然偏低 新刑法第133条规定:“

“通吃”的饕餮

去年底,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秘书长、法制办主任武志忠因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从武志忠的多宗罪名可以看出来,他不仅贪婪,而且犯罪手法挺多。作起恶来,大小通吃,机关算尽。他的捞钱招数虽然被揭露和定性了,但仍令人有些迷惑;他的内心世界也有很多矛盾、费解之处,值得深入分析。

国企高管贪腐判死缓

由市检一分院侦查、起诉的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原总裁吴建文受贿、贪污、挪用公款和隐瞒境外存款一案，2011年11月8日法院一审判决：吴建文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无期徒刑，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犯隐瞒境外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决定执行死刑缓期执行二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小官”变“大贪”——广东一镇党委书记的贪腐之路

前不久，广州市江高镇原党委书记刘炼华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公诉机关指控刘炼华涉嫌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隐瞒境外存款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