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视域下的信息规制——基于隐私场景理论的激励与规范

人工智能与互联网、大数据的加速融合诱发新型社会风险,提出了信息规制的新诉求。总结信息规制的相对性、公共性特征,反思信息自决机制,应当基于利益平衡的立场,适恰地处理信息领域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紧张关系。隐私场景理论为处理这种紧张关系提供了进路,强调信息的适当流通,建构了信息规范的四项参数,反对信息类型的二分法,提供了特定场景中"适当"的分析工具。激励与规范的视域下,应当从基于使用场景与敏感程度的同意规则,差异化应用场景,以及法律、标准、协议、代码的规范体系,技术自我规制四方面探索场景理论的应用。

后疫情时代个人涉疫信息的控制特点及其路径修正--以隐私场景理论为视角

[目的/意义]个人涉疫信息在后疫情时代体现出了不同于重大疫情期间的控制特点和价值。研究个人涉疫信息的控制特点、方式以及具体实现路径,为后疫情时代中公众知情利益和个人信息利益的协调提出优化策略。[方法/过程]通过分析重大疫情期间与后疫情时代的区别,总结后疫情时代个人涉疫信息的控制特殊性:区域性抗疫与非疫区防疫的信息控制并存。结合重大疫情下个人信息的控制风险及经验,以场景理论的视角,对不同涉疫场景下的信息控制思路和方式做出修正。[结论/结果]通过研究,划分出六类不同的涉疫信息控制场景,对不同场景之下信息控制者设定不同的权限,并在不同场景下限定个人信息的使用范围。最后,在信息获取、存储、使用、披露以及再利用或被遗忘等五个阶段,实现个人信息保护的具体路径。

数字经济立法的概念选择

数字经济的概念尚不明确,但有着急迫的立法需求。当概念的模糊性与法律的精确性冲突时,立法者应当采取务实态度,根据立法目标来界定不同法律中的“数字经济”概念。对于以激励产业发展为目标的促进法,应该考虑数字经济的长远前景、溢出效应和各产业间的协同效应,采取最广义的界定方式。对于以创设义务性规范为目标的部门法,则应当借鉴数字隐私法上的“场景理论”,有的放矢地选取主体界定方式,不宜以“数字经济”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