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弃快递包装的合理隐私期待探析

隐私权对于维护人性尊严和促进人格发展极为重要,是一项基本人权。随着互联网购物平台的兴盛繁荣,快递包装上的个人隐私泄漏风险加剧。根据传统民法理论,(原)物主的权利因抛弃行为而消灭,然而,根据解构合理隐私期待理论,从正向构成要件和反向排除规则上对此进行辨析,可以发现作为民法上无主物的废弃快递包装仍然应当成立(原)物主对其隐私权益受法律保护的合理期待。

法古循旧:人工智能时代合理隐私期待的法律适用

在人工智能时代,虽然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威胁到个人信息的保护,但是合理隐私期待的法律适用基础、标准与限制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仍然遵循原有法律制度与规则以保障隐私权。作为一项从宪法中推导出来的隐私权益,合理隐私期待在法理上建基于对人格尊严和个人自治的尊重和保障。尽管不同法律体系中的适用实践各有不同,但普遍依据隐私法的制定法框架并参照非制定法准则,对合理隐私期待进行检测。不论是欧美实施的主客观两步检测法,还是我国运用的普通法标准,均是通过保障个人信息和隐私权而实现对合理隐私期待的保护。此外,合理隐私期待的适用还受私人领域的专有性、信息的公开披露、权利主体身份和社会公共利益等因素的限制。

隐私权的判定——“合理隐私期待标准”的确立与适用

隐私权存在与否的判定问题是隐私侵权责任承担的关键所在。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67年Katz v.United States案中确立的"合理的隐私期待"标准,在世界多个国家的适用已被证明是比较可行的隐私权的判定方法。我国隐私权司法实践在吸收、借鉴"合理的隐私期待"标准时应明确"私人事实"、"法律规定"、"社会习俗"和"利益平衡"四种隐私期待的客观判断要素,实现判决结果的一致性,及对他人隐私利益最大程度的保护。

合理隐私期待视阈下的公共场所隐私权保护

隐私权已从私人住宅扩及公共空间,而"隐私止于屋门之外"的传统隐私权保护理论已经无法有效维护自然人的自由与尊严。虽然我国立法尚未对公共场所隐私权作出规定,但是无论在比较法层面还是在我国司法实践领域,认可并保护公共场所隐私权已是势在必行。公共场所隐私权并非悖论,以"全有或者全无"的方式来简单界定隐私是僵化的、机械的。公共场所隐私权的保护以具有"合理隐私期待"为提前。关于合理隐私期待之"合理"的判断,不仅要考量侵扰的目的、场合、方法等客观因素,而且要借助比例原则进行主观上的价值衡量。

“合理隐私期待”标准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联邦最高法院将隐私权纳入第四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之后,Harlan大法官在Katz案的协同意见中提出了“合理隐私期待”标准。只有公民的隐私权主张符合合理隐私期待标准,法院才会认定公民享有隐私权,政府的刑事侦查因侵犯公民的隐私权而构成搜查或者扣押。联邦最高法院在适用合理隐私期待标准的过程中又进一步提炼出一目了然原则、第三方原则、非法信息无隐私等具体化合理隐私期待标准的下位标准。为了维护自由与安全的平衡,联邦最高法院对一目了然原则和第三方原则进行了修正。联邦最高法院在修正一目了然原则时提出了Mosaic理论,其后,Mosaic理论又被联邦最高法院用于修正第三方原则。虽然合理隐私期待标准饱受争议,但不可否认合理隐私期待标准契合了隐私权的基本属性,并且具有很强的灵活性。鉴于我国隐私权保护的现状,应借鉴合理隐私期待标准,加强保护我国公民在刑事侦查中的隐私权。

美国隐私权法中的“合理隐私期待”标准探析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Katz v.United States一案的判决中,首次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合理隐私期待"标准。该标准的适用结合了主观隐私期待,与客观社会公众的隐私观念,对隐私权的保护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合理隐私期待"标准对于我国隐私权法律的发展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合理隐私期待理论:网络适用与反思

自合理隐私期待理论提出以来,其适用范围从物理空间不断拓宽至网络领域。本文梳理该理论的历史发展脉络发现在网络中适用该理论尚存在一些问题,为了更好地保障公民隐私,应当顺应网络、时代的隐私需求,确立该理论的网络适用范围。

合理隐私期待理论的本土化适用与理论构建

合理隐私期待理论源于196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卡茨案",案中所创设的两步分析法为公民隐私权保护提供了依据。随后,美国普通法对合理隐私期待理论进行填充、改造和发展并将其运用到平等主体间的隐私侵权案件中。我国现行立法对隐私保护的规定抽象模糊,无法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的判断规则指引。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合理隐私期待理论将其本土化,使之成为司法实践中隐私权保护标准的判定工具。合理隐私期待理论需要将现行司法保护概况与现有学理认定相结合,通过主观隐私期待双重适用规则和客观隐私期待类型化判断的两步审查法构建起我国本土的隐私权判断标准,为司法实践中隐私侵权的审判提供工具性帮助。

隐私期待理论下手机搜查的比较分析及法律规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智能手机已经成为很多人自我表达乃至自我认同的必要手段或工具,其中蕴含的隐私期待也在不断强化。在隐私期待理论下,少数法治国家警察搜查犯罪嫌疑人手机需符合“令状原则”,同时也存在犯罪嫌疑人同意、紧急情况、逮捕附带搜查等情形下“无证搜查”的例外。在比较分析的视角下,我国刑事侦查活动中手机搜查相关规范存在无需特别授权、搜查程序不规范、缺乏监督与救济等问题,需从多方面进行规范。手机搜查应当以令状原则为前提,以特殊情况为例外,坚持比例原则,明确各种例外情形下无证手机搜查的法律界限,加强监督、救济,力求个人隐私权利与国家搜查权力之间的相对平衡。

智能传播时代的“合理隐私期待”

智能传播时代,社会发展更加数字化、信息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便民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一系列的隐私安全问题。传统的“隐私”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逐步向“网络信息隐私”倾斜,“隐私权”的边界也在逐渐模糊化,隐私侵权认定难,公民的隐私权无法得到合理的保护。在智能传播时代引入“合理隐私期待”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既可以灵活界定隐私边界,又可以平衡公民权利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生物识别技术广泛应用背景下劳动者隐私权的保护——以人脸识别技术为例

用工场景中产生的劳动者人脸识别信息等生物信息具备隐私权客体属性,属于隐私权的保护对象。伴随人脸识别技术等生物技术完成从身份识别到识别分析的技术跨越,加之人脸识别技术规制的立法缺陷与劳动规范关于隐私权保护的立法缺失,劳动者隐私权保护面临困境。核心原因是人脸识别技术加剧用人单位管理权与劳动者隐私权的冲突,调和此矛盾可以基于合理隐私期待论与场景导向理念的动态因素论,对现实矛盾提出法律原则与理论适用。

对隐私权概念的思考:以解析私密信息为中心

私密信息是联结隐私与个人信息的中介。在司法实践中,私密信息的界定存在模糊性。基于私密信息与隐私、个人信息的关联,以解释论为视角,得出私密信息具有可识别性、私密性。但私密信息所具有的双重属性使其在面对保护还是合理利用的问题上存在困境。以合理隐私期待理论为原则,以场景理论为补充对私密信息进行层次化区分,将敏感私密信息归于隐私权的范畴,非敏感私密信息归于个人信息范畴,对上述问题予以解决。

大数据时代“合理隐私期待”主客观标准的适用

大数据一方面加速推进社会信息化,另一方面也引发一系列新的隐私侵权问题。侵权判断标准是核心问题,宜从"合理隐私期待"的主观标准中信息的披露、风险的披露、范围的披露去判断是否侵犯个人隐私的实际期待,从客观标准中的社会要素、事实要素去评判社会对个人隐私期待利益是否合理。大数据时代我国隐私侵权的应对,应明确基本个人数据立法、确立数据控制者主体的义务、完善"通知—同意"法律规则、完善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对个人数据的保护机制。

大数据时代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制——以合理隐私期待理论为视角

科技进步需要法律及时作出积极回应。在大数据时代,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风险日渐加剧。面对日益复杂的犯罪异化形态,技术侦查手段的适用乃至强化适用确有必要,同时需要顺应社会发展趋势,重新审视与反思隐私权之意涵及其判断基准,完善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制。应创新技术侦查的规制原则,将数字正义理念嵌入程序法定原则,将合理隐私期待理论融入比例原则,通过“权力控制——权利制约”双重路径以及监督救济保障机制,最终实现打击犯罪之公共利益保护与捍卫隐私权之个人权利保障之间的价值平衡。

隐私政策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研究

理论上,隐私政策为用户提供了一个网站信息实践的通知,基于该通知,用户可以根据其个人隐私偏好,选择是否使用网站或在线服务,在极大赋予个人信息自主决策权的同时,有效地维护个人信息。然而在我国实践中,隐私政策作为一种公平的信息实践,并没有被认真对待。其本身因为存在诸多桎梏,导致用户的个人信息并没有得到预期的保护,例如隐私政策语言描述含糊不清、可执行性存在争议以及因为版本前后的不一致而导致的效力问题等等。隐私政策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应当以满足用户的合理隐私期待为目标,并结合我国相关规定构建起本土化的具体实现路径,从而推动和加强我国互联网的安全治理。

位置的保护:隐私的合理期待与位置规范体系

基于位置信息的商业服务日益增多,公权力部门也利用位置信息创新社会治理。技术的进步在便利日常生活的同时却导致公私法的规制落后于技术实践,使公民的隐私生活无时不处在位置监控的威胁中。位置信息的巨大经济价值与隐私保护的冲突、隐私合理期待与现实媒介环境的矛盾、公共场所位置隐私“线上”保护法律的缺失,以及大数据管理形式的技术漏洞等,都成为位置信息的保护困境。升级反向技术的同时提升伦理规范、建立动态的“同意”协商机制、打开技术黑箱的同时变革媒介权力结构、统一上下联动的数据规范体系,这些策略可成为治理位置隐私保护困境的规制手段。

面向智能家居的隐私权司法保护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拓展了人体感官的能力和范围,突破了传统物理性侵扰的界限。个人在私人住宅邻近的对合法进入者有限定的半公共场所,亦存在追求法律保护的隐私、安全、尊严等价值的权利。在智能家居时代隐私侵权构成要件的加害行为和损害后果中,侵权行为的样态并非仅限于公开行为,监视和记录本身即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智能家居时代对损害结果的认定需适应风险社会的发展,强调损害结果的客观化和潜在化,逐步认可风险是损害,焦虑或恐惧亦为损害的形式之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与各种权利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在隐私侵权的构成要件中,权利的行使并不能排除侵害行为的违法性,需要引入比例原则进一步衡量行使权利、维护公共利益和隐私保护之间的界限。

论公共摄像监视--以隐私权为中心

目前,在公共空间实施摄像监视已日益普遍。如何看待公共空间中摄像头"注视"之下的个人隐私权并予以相应保护,我国现有的立法尚未予以足够关注,司法上亦采取较为保守的态度。事实上,个人身处公共空间,亦有其隐私利益存在。因为隐私并不仅仅是他人头脑中关于人们自身信息的某种缺失,而更多的是,人们对于自身信息的控制。摄像头长时间地有计划地有目的地注视,不同于路人偶然无意识的一瞥,它将使人们因此而丧失对自身信息的选择暴露权和控制权,从而导致个人在公共空间的某些隐私利益的丧失。鉴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从立法上和司法上规范公共摄像监视行为,捍卫人们在公共空间中的必要的隐私利益,维护人们在公共空间中的个性正义。

作为“数字遗产”的隐私:网络空间中逝者隐私保护的观念建构与理论想象

在数字平台中,个人隐私多以信息的形式呈现,"数字化生存"进一步影响了个人隐私的状态与观念。当人们肉身离世时,隐私信息却仍存留在网络空间中,以此构成了逝者隐私,而有关逝者隐私保护的议题却一直为学界所争议。从内部逻辑看,保护逝者隐私是尊重个人尊严与自主性的自然延伸,但囿于中介性平台的协议限制、逝者遗产继承人保护逝者隐私的正当性争议、逝后隐私的实践悖论等原因,逝者隐私并未得到很好的保护。鉴于此,引入逝者遗产管理方法,将其隐私信息置于数字遗产的语境中,在妥善调和隐私攸关方权益的情况下,构建层级分明的逝者隐私共治机制或是一种理想的保护路径。

从“地方空间”到“流动空间”:隐私空间的代际演变与法律规制

曼纽尔·卡斯特用二元空间理论揭示了网络社会的本质,"地方空间"向"流动空间"的演变意味着传统社会关系在网络中的转移和再造。传统隐私权理论对隐私空间的认知偏重于物理性,隐私空间在事实上的变化必然会导致法律规制上的变化。互联网的技术发展从历时性的角度分为web1.0、web2.0和web3.0时代,随着隐私空间物理属性的不断深化,法律规制的逻辑起点,应该转变网络空间只具有工具属性的认识,辨析合理的隐私期待,将其从"平面体系"塑造为"立体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