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性证据运用的风险防范研究

隐蔽性证据的细节性、独特性和实质隐蔽性与证据的证明力密切相关。在刑事案件中的证明功能层面,隐蔽性证据作为口供补强的延伸和拓展,在定罪量刑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可以防止口供翻供。然而在运用层面,易引发侦查人员认知、制度设计、证据核实等方面的风险。对此,侦查人员应巧用大数据技术收集证据,转变理念避免污染证据,完善程序运行机制实现过程控制以降低隐蔽性证据运用的风险。

隐蔽性证据虚假补强问题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确立的隐蔽性证据规则，是带有定罪色彩的证据规则。其基础是隐蔽性证据对自白具有高度补强能力的常识性认识，低估了隐蔽性证据虚假补强的风险。错案分析表明这种风险具有现实性，并是促生错案的重要因素。虚假补强的直接成因是证据污染，深层因素则是侦查人员对细节的追求及证实性偏差、过分自信等心理因素的干扰。而庭审程序中难以发现虚假补强的直接因素是法庭不能“可视化”地了解侦查过程，深层因素则包括侦查部门不愿暴露侦查过程、自白引发的有罪认知偏见和法官的过分自信。当前克服虚假补强风险面临很大困难。基于当前隐蔽性证据规则可能引发的负效应，在不同类型案件中应考虑不同的价值配置，对其进行多元化处理。

隐蔽性证据规则之审视

隐蔽性证据规则的确立与当前我国的证据立法导向密不可分,是在强化证明力规则的刑事司法环境下确立的。相关司法解释设立了一定的保证条件,但由于规定的不够细化及司法实践长期形成的常识性观念,导致虚假补强、补强程度把控不一等的情形。对隐蔽性证据规则所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的同时,还应探索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规则运行机制,以确保刑事案件得到公平公正的审理。

侦查中的隐蔽性证据信息及其应用

《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确立了隐蔽性证据规则,实际上隐蔽性证据信息在侦查活动中也有其特殊的证明作用和方式。与案件有关的细节性、独特性和具有实质的"隐蔽性"的证据材料是证明案件的基础,也是印证口供的重要依据。隐蔽性证据和隐蔽性案件信息有不同的证实案件的方式,"先供后证"和"先证后供"的情形下,隐蔽性证据信息也有不同的应用途径和前提条件。因主体信赖以及在案件"故事模型"构建中的独特价值,隐蔽性证据信息的适用多以定罪为导向,应用中可能因证据信息污染和证明作用的夸大而存在风险。侦查实践应注意从程序合法性控制和证明力审查两个层面防范隐蔽性证据信息的风险,以免错用和误用。

隐蔽性证据:概念、功能与运用

隐蔽性证据是实务界人士对一类特殊证据的称谓。从信息内容上来看,隐蔽性证据蕴含隐蔽性信息,即案件的隐蔽性细节;从表现形式上看,除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之外,隐蔽性证据可以其他任何法定证据种类表现出来。隐蔽性证据的证明功能主要体现在口供验证和补强等方面,在"先供后证"和"先证后供"中均有特殊功能。隐蔽性证据还能有效应对翻供。办案人员运用隐蔽性证据要注意全面、规范地收集隐蔽性证据、充分获取口供中的隐蔽性细节、严格保守隐蔽性细节等案件秘密。还要注意的是,隐蔽性证据运用时其真实性必须得到其他证据的印证,防止案件中可能出现"替身犯"等。

从虚假供述角度分析隐蔽性证据的可靠性

隐蔽性证据规则并不是一个新创的证据能力规则,而是作为补强证据规则的另一面存在的关于证明力的规则。隐蔽性证据的可靠性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是被告人供述的可靠性,第二是其他证据的补强。司法实践中对口供严重依赖,并且形成了普遍信任通过口供获取隐蔽性证据的局面,但是,隐蔽性证据的立法规范尚显粗略。虚假供述是影响隐蔽性证据可靠性的一大因素,而产生虚假供述的理由又是多方面的。提高隐蔽性证据的可靠性,可以从遏制虚假供述的角度出发进行改革与完善。

隐蔽性证据规则研究

隐蔽性证据规则作为口供补强规则之一,是实践中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具有明确的定罪导向。实践中,由于侦查人员对隐蔽性证据的过度重视,使得隐蔽性证据规则在部分案件中的适用违背了本身的目的。运用隐蔽性证据规则,要厘清隐蔽性证据的特点,并总结在实践中隐蔽性证据规则适用不当的原因,把握隐蔽性证据规则在实践中的应用。

侦查阶段隐蔽性证据的识别获取及应用价值

隐蔽性证据以多种证据形式表现出来,具有实质隐蔽性、细节性、独特性、间接性等特征。主要来源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通过现场勘查、讯问、调查访问、POT未知情节测试、嫌疑人指认等手段进行识别获取。在收集、固定证据时应注重勘审人员的及时沟通、严格保守与案件相关的隐蔽性细节信息。同时也要注意其他证据的获取,以此来印证隐蔽性证据的真实性,从而印证口供共同证明部分案件事实,防止翻供和"替身犯"的出现。

基于隐蔽性证据规则的涉网犯罪案件侦办研究

隐蔽性证据规则对于证明各类犯罪事实具有独特的价值,并指导着侦查阶段证据体系的构建。当前,相关的法律法规仍然将隐蔽性证据的表现形式限定为物证、书证。在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交融的双层社会背景下,通过对隐蔽性证据规则的印证逻辑进行分析,扩大隐蔽性证据的表现形式,有利于破解涉网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身份同一认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主观故意认定以及适用罪名模糊的难题。在隐蔽性证据规则的运用过程中,容易出现因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被污染以及侦查人员的证实性偏差所引发的风险,需要从侦查行为的合法性审查、证明内容的细节性审查、证据的证明力以及无罪证据审查三个方面进行风险控制。

基于隐蔽性证据规则逻辑的风险防控研究

隐蔽性证据规则既是我国“审判中心主义”诉讼体制改革的产物,也是司法实务中为实现“把每一起刑事案件都办成铁案”目标的必然要求。与其他证据规则相比较,隐蔽性证据规则具有鲜明的“定罪”导向,突出强化了司法工作的“效率价值”,却也因此伴随着极大的错案风险。基于立法和学理层面缺乏对隐蔽性证据规则作以规范的现况,拟对隐蔽性证据规则的逻辑进行梳理,针对其在适用过程中出现的证据范围泛化、口供易受污染、排除机制难运转等问题进行分析,进而从建立健全录音录像制度、保密制度以及针对特殊类型案件慎用原则三方面构建风险防控机制。

刑事案件隐蔽性证据补强反思

隐蔽性证据具有细节性和独特性,在补强被告人口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隐蔽性证据的特点也间接造成了其具有较高的风险,易造成法官的误判。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也会基于自身的目的造成口供的有意污染和无意污染。因此有必要通过内部外部审查保障作为隐蔽性证据来源的口供的真实性;全面客观的搜集证据,防止“孤证定罪”;区分轻重罪案件,对隐蔽性证据补强适用不同的标准,防止冤假错案的产生。

隐蔽性证据规则再思考

对隐蔽性证据含义的把握,不能仅止于“不为外人所知而只有作案人才知晓”这个形式要件,还应当揭示其具体内涵。借鉴司法实务经验,隐蔽性证据规则所称的隐蔽性证据是指,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关于存放地点、处置去向的供述、指认提取到的,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系不易为案外人所知的物证、书证。隐蔽性证据规则虽然内含“通过相互印证方法审查判断证据证明力”的经验法则,但它的真实性质其实等同于间接证据定案规则,是运用隐蔽性很强的物证、书证定案的条件规则。在准确把握隐蔽性证据规则真实性质的前提下,法官在运用该规则认定被告人有罪时,应将适用情形限定于先证后供情形,将隐蔽性证据限定于物证、书证等客观性证据,将被告人供述限定于被告人自身供述。

刑事隐蔽性证据规则研究

隐蔽性证据规则的确立既有经验层面的支持,也与我国特殊的刑事司法环境有关。隐蔽性证据规则以定罪为导向,相关司法解释虽然设立了严格的保证条件,但仍潜存虚假补强的风险。隐蔽性证据规则的实施情况,一方面证实这一规则确有深厚的经验支持;另一方面显示实践部分地偏离了规范,如补强程度把握的分化、适用范围的扩张等。同时,口供污染路径的多样化、司法人员的过分自信以及实际发现污染的困难等,挑战着相关规范防范虚假补强风险的保证条件。隐蔽性证据规则在实践中呈现的样态,既有司法人员认识心理方面的成因,也与刑事司法的印证证明模式、规则本身的模糊、录音录像供给与需求的双重动力不足等因素相关。考虑到不同类型案件中防范虚假补强风险与促进效率之间的价值权衡,隐蔽性证据规则的实施应以多元化方式进行。

隐蔽性证据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隐蔽性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对隐蔽性证据的研究有助于指引司法实践中收集、运用该类证据,充分发挥隐蔽性证据的证明作用。在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厘清隐蔽性证据与隐蔽性信息之间的关系,正确界定隐蔽性证据的内涵,归纳出隐蔽性证据的特点,论证了隐蔽性证据对案件证明的方式是验证的证明方式。以"排除被告人虚假的有罪陈述"取代"排除串供、逼供、诱供"表述,可以涵盖更多非作案人知悉隐蔽性证据的情形并消除逻辑上存在的错误,更好发挥隐蔽性证据规定的规范作用。

隐蔽性证据信息在侦查阶段的应用及风险防控

隐蔽性证据信息,是指在侦查阶段仅为作案人一人所知的案件细节事实,这种“信息”所传递的内容一般较为生动,多以“叙述性故事”呈现且具体情节难以复制,具有该案的独特性。隐蔽性证据信息在法律适用上具有鲜明的“定罪”导向,同时也符合侦查活动“有罪假设”的认知过程,故在侦查阶段的应用中极易导致侦查人员对案件事实及犯罪嫌疑人进行先入为主的“有罪”认定,进而忽略对其他证据的收集,忽视对可能存在的“替身行为”的审查,违法使用有导向的讯问策略致使犯罪嫌疑人作出虚假供述从而污染口供。因此,亟需从深挖口供、收集全案证据、全面录音录像、建立保密机制等方面来规范隐蔽性证据信息的收集和应用,以防范错案发生的风险,发挥隐蔽性证据信息应有的诉讼价值。

侦查环节刑事错案防范机制研究

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发现真实与保障人权始终是其追求的核心目标,而刑事错案的产生既是人类认知局限性所形成的不可避免的认知偏差,也是两种核心目标在价值权衡上的失范所造成的恶果。对于刑事错案成因的解读与防治体系的构建也应在区分案件事实与客观存在的基础上,寻求在具体案件之中发现真实与保障人权两种价值的平衡。证据是认定事实的客观依据,而作为兼具发现属性与证明属性的刑事证据也自然成为刑事错案研究的重点。对于侦查活动而言,虽然其并不处于刑事错案形成的终局阶段,但无论是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还是法院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对案件事实认定以及法律的选择适用都依赖于侦查阶段所形成的案件自然事实认知和通过证据所呈现的司法认知,侦查环节的源头效应往往使其处于错案防治的核心地位。在证据之镜理论下,侦查人员借由证据所映射出的案件事实偏差往往成为错案的本质诱因。通常意义而言,刑事错案的认知错误随着刑事程序流转表现为形成偏差、演绎故事和固化认知三种形态。透视错案的本质根源,证据作为司法人员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其在客观上证据总体数量的短缺和单一证据真实性的存疑以及主观上对证据错误解读所形成的认知偏差成为诱发侦查环节刑事错案产生的根本原因。而从侦查中心到审判中心的诉讼改革实际上要求侦查机关以证据中心的视角审视刑事案件侦办的整体过程,推进侦查工作、采取侦查措施均需要以证据为依据。因此,应在证据中心视域下结合侦查机关实践办案模式对于错案成因进行解读。通过对已公布的错案案例中致错原因的量化分析,总结不同致错原因在侦查活动中表现形态以及相互之间的行为关联与事实关联。以侦查活动的阶段性为依据,从事实认定模式、查证负担分配以及证据体系构建上探究侦查环节刑事错案的成因。最终在不同的侦查阶段,以证据为中心构建侦查环节的刑事错案防治体系。将错案治理由目前的刑事诉讼法视角下的规制模式转化为侦查视角下的疏导模式,在确保前证充分、供证合法、印证完善的前提下,从证据中心视域对刑事错案进行实质意义上的侦查学考察。

证供证模式下侦查环节错案的成因及防治

目前对于刑事错案的研究,虽思维进路各有不同,但通常会达成一种共识,即认为刑讯逼供与错案的形成存在一种内在的联系,进而通过对刑讯逼供形成机理的深入研究,总结出侦查实践中的供证办案模式以及口供中心主义倾向是刑事错案产生的巨大诱因。但在上述以供证为研究视角的错案分析中始终缺乏对前期侦查环节的理论探究以及对侦查工作的整体考量,进而与侦查实践背离。应在证供证模式下对错案成因重新解读,在确保前证充分、供证合法、印证完善的前提下,对刑事错案进行实质意义上的侦查学考察。

“两个证据规定”实施情况调研报告——侧重于三项规定的研究

"两个证据规定"承载着社会各界对完善刑事证据制度、推进公正审判的热切期望,自2010年7月1日实施以来,其实施状况颇为引人关注。本文以四个中级人民法院为研究对象,对中院适用"两个证据规定"的情况进行了调研,通过运用访谈、阅卷等实证研究方法开展研究。就研究主题而言,选取了"两个证据规定"中的三项规定进行重点研究,其分别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定、隐蔽性证据的使用问题以及特殊侦查措施取得的证据的使用问题。

规范语境下口供补强规则的解释图景

补强规则中的口供是指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被告人供述,补强证据是口供外的其他法定证据,与口供没有同源性。借鉴域外的“罪体标准”和“可信性标准”,根据补强对象的不同可将口供补强模式划分为罪体印证补强模式、隐蔽性证据(细节)补强模式和口供事实补强模式。我国不宜采口供事实补强模式,但可结合罪体印证补强模式与隐蔽性证据补强模式,将补强对象范围限定在“结果、犯罪行为和主体同一”三个客观面。三个客观面的补强意味着案件事实认定上的两大效果:一是可判断“犯罪已发生,该人有参与”,以降低假案冤案出现的风险;二是口供的可信性得到补强,所涵盖的主要犯罪事实可推断为真。然而“部分为真则全部为真”的推断逻辑仍不免产生质疑,但口供补强规则是定罪规则,并不排斥仅有口供仍可认定案件的部分事实或情节。当然,为确保口供补强规则适用的可靠性,可从口供合法性以及供述动机等外部保障机制再行审查。

海口法院: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检验

"两个证据规定"实施以来,海口法院认真贯彻省高院和市委政法委关于学习贯彻执行"两个证据规定"的部署。一抓全员学习领会。通过组织专题学习会,外派参加专项培训,开展专题研讨,安排个案讲评等多种方式,让法官全面掌握"两个证据规定"确立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