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蒋捷词的忧患意识和隐逸意识

蒋捷的词作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纵观前期,面对山河破碎,他在个人与社会的观照中,抒发了对现实的忧患意识,反映在词的风格上,显得沉郁、豪放。进入后期,蒋捷逐渐平息了胸中燃烧的怒火,冷静地面对现实,思索人生。他之所以能在山水风景以及闲适生活中获得超脱的快感,能够淡泊欢哀、遗世独立,词中流露出隐逸意识,是他性格发展的必然选择。由此,词风亦变得雅淡自然,平和闲适。

在“夹缝”中自我挣扎——从元代文人精神价值的裂变看元曲隐逸意识

元代是一个夹缝时代 ,文化价值的丧失与终极意义的失落 ,使沦为弱势群体的元代文人的精神发生了转向 ,充满了生存与文化的焦虑 ,他们在边缘与中心的冲突中痛苦挣扎 ,最终走向市井与田园 ,追求他们生命安顿的居所。

海东文人的“武陵桃源”——论韩国和陶文学中隐逸意识的演变

在源远流长的隐逸文化中,陶渊明的诗作久享盛誉,陶诗意境之深厚真率,引来无数后代文人追随唱和。这种对陶渊明诗歌追和的现象并不仅限于中国文学,甚至远在海东一隅,我们也可以嗅到浓厚的"和陶"气息。韩国和陶创作始于高丽中后期,至朝鲜朝时期,和陶文学全面盛行开来。对他们而言,陶渊明是一种承载着强烈身份认同感的特殊的文化符号,儒家与道家两种隐逸意识在陶诗中交融汇合,同样也在海东文人吟和的武陵世界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论两晋隐逸赋的生成背景

赋发展到两晋时期,作家和作品大量涌现,在主题表现上也出现了重要变化,即隐逸主题成为赋表现的重要内容。这种变化与当时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社会时局的动荡和政治的高压、思想的解放、老庄思想的兴盛及佛家义理的传入等多种思潮的冲击,私家园林的兴起和园林生活方式的选择,以及文学自身发展,这种种因素的交互影响下,文人在赋中进行了关于隐逸意识的大量抒写,同时催生了两晋隐逸赋的繁荣。

元初士人的“时隐”意识和殉“道”精神

【正】就群体而言,元初士人阶层的隐逸意识的膨大同其地位的失落几乎是同步的。 士阶层中隐逸意识的浓淡荣枯,都能反馈或折射出时代的气息、社会各方位各层面的风貌,一切以士阶层的心轴拔转。自孔、孟规定了“仕”隐”进”退”几乎成了士人凝固性的思维格局和程式化的蠕动规律。 夷狄首次主宰中原的元代社会,无疑具有独特的个性风范,士阶层的隐逸意识的产生和强化无疑有着异于其它历史阶段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

制举并未促成唐代隐逸风尚

《文学遗产》2009年第5期刊载《论制举与唐代隐逸风尚的关系》（查正贤撰,以下简称＂查文＂）一文,认为：＂为制举而颁布的诏书借助传统的隐逸话语,并灵活设置各种科目,把应举士人命名为沉沦草泽、待时而出的隐逸之士,从而塑造了唐人的隐逸意识,直接鼓励了士人把自身多个阶段的经历描述为隐逸生活。

关于渔父的观察报告

苏教版高中必修教材收入了《楚辞》中的《渔父》一诗。在中国古代文化和古代诗歌中，“渔父”是隐者的代表，其言行是隐逸意识的象征。因此，让学生了解“渔父”这一常见的著名典故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寓意，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为此，笔者设计了如下一个颇有意思的专题学习的小活动。

从汉赋内容的变迁看西汉赋家的心态变化

西汉赋的内容变化反映了西汉赋家的心态变化,是探索赋家心路历程的重要依据。总体上讲,西汉赋家的心态变化表现在三个方面:矛盾对抗引发的隐逸意识;被迫认同后所形成的颂美倾向;依附王朝权威的兴趣减弱后所产生的疏离意识。

制举与唐代隐逸风尚的关系

查正贤在《文学遗产》2009年第5期撰文指出，唐代帝后经常以制举的方式征辟人材。这是一项因应常举的某些不足而实行的重要制度。为制举而颁布的诏书借助传统的隐逸话语，并灵活设置各种科目，把应举士人命名为沉沦草泽、待时而出的隐逸之士，从而塑造了唐人的隐逸意识，直接鼓励了士人把自身多个阶段的经历描述为隐逸生活。

赵孟兆页与元代文人画

赵孟兆页是元代文人画的开启者。笔者从赵孟兆页的“复古”思想、“隐逸”意识和“书画本来同”的艺术主张等三方面 。

守望精神的家园——关于李诗文的创作

在我国的历史中，山水与田园作为文化素材进入诗歌，大概始于魏晋。据有关学者考证，这种现象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是：当时的士人受玄学感召，力图冲破尘市的樊笼，寻求精神解脱的理想去处。可以说，中国的山水画与田园画就是在诗歌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而且，就像当时的许多诗人一样，作为表现对象的山水与田园实际上被画家们当作了暗寓隐逸意识的场所。有一点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