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隐逸者的颂歌——读马致远(双调·夜行船)

元代著名散曲家马致远,号东篱,大都(今北京)人,曾任浙江省务官,不久即跳出宦海,退隐田园,写出许多叹世之作。一生著有《汉宫秋》《青衫泪》等杂剧共15种,与关汉卿、王实甫、白朴,并称元代杂剧四大家。并写有小令、套数二百余首,经后人辑入《东篱乐府》。他在元代散曲作家群中,位居第一。

从“隐喻”母题到“隐逸”主题——以《二十四史·隐逸列传》为分析路径

《二十四史·隐逸列传》是分析中国传统山水画“隐逸”主题的重要文献。尽管山水画的形态、风格固然众多,但图像的母题却是解读和阐释山水画主题的重要依据。如渔父、樵夫、蓧杖人等核心母题,具有隐喻性的文化特征,指向了隐逸主题。不同的母题(母题意象)组合,可能显现不一样的隐逸主题。母题的在场以及主题的出场,在不同时空的认知场域中有不同的结构与方式。有些母题可能是原隐喻的转喻,既是隐逸叙事的主题表达的依据,也是认定隐士身份的辅助性母题,如渔船、岩穴、茅舍、枯松、童子等母题。因而,核心母题与辅助性母题的配置与逻辑结构,构成山水画的隐逸主题。

缥缃掩映——《萝轩变古笺谱》隐逸主题探析

《萝轩变古笺谱》利用典故围绕尚古与变古来展开话题,其用典多与隐逸存在关联。从类目到画题,皆营造了与隐逸相关的主题与语境,表现隐居生活的不同层面与内容。笺谱的趣味、格调及其中的隐逸内涵,受晚明社会风气及编撰者吴发祥的特质与思想影响,反映了晚明特定时期的文化特征。

论葛洪的隐逸思想

葛洪亦道亦儒的人格在《抱朴子》一书中格外凸显,但纵观其一生,仍是道家全身避害的隐逸思想在他的精神领域居于主导地位。葛洪系统探讨了隐逸和政治的相关问题,以“出处同归”“立言助教”“隐显任时”和“修仙求道”来消解隐逸和政治之间的沟壑。但仕隐矛盾一直都未真正解决,它来源于时世多艰和身心挣扎的困惑,葛洪以安时处顺、遁世无闷进行的身心消解也是无奈之举。

泰山辞赋的隐逸情怀与审美书写

文学是传统士人安放心灵的最佳精神场域,隐逸则是其理想的身心栖居之境。通览历代泰山辞赋,隐逸虽非士人的主流思想意识,然其中所蕴含的幽微而细腻的隐逸情怀却映照出辞赋作者所思所想的另一向度。泰山辞赋的隐逸表达启自六朝;至唐宋,泰山已然成为赋家疏解穷愁烦酷的理想之地,“登泰山”“履崔嵬”“荫白云”“听石溜”系士人“心隐”之外化;元明清三代,隐逸情怀于王朝政治的宏大书写中时隐时显。赋家体物咏怀以传达对隐逸人格的持守与向慕,松柏系其敷陈贞固不渝、气清不淫、宏远逍遥等隐逸情志的主要物象与审美客体,泰山秦松在蒲松龄笔下形塑出忘怀仕隐的审美形象。

晚明世家子弟型隐逸茶人的茶文化活动——以江西铅山费元禄为例

在晚明茶人群体中,世家子弟以其家资优厚、生活有闲、交游广泛、文化素养较高、社会资源丰富而尤其活跃。江西铅山费元禄出身科举世家,一生不仕,优游林下,终身嗜茶,堪称晚明世家子弟型隐逸茶人的代表。他坐拥名园,构建起饮茶生活的空间;品茶鉴水,作为茶文化活动的日常;在此基础上,体物写志,创作了大量诗文,使其茶文化实践得到艺术和理论的升华。

《庄子》隐逸思想新解

庄子隐逸思想受到诸多关注,通过对《庄子》文本分析,发现隐逸思想是在“是”“非”对举层面提出来,它并不偏重于“隐”这一具体行为,而是强调“心”的作用,超脱“是”与“非”的对立,达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逍遥理境。

元末隐逸书风及其对当代书家的影响

元末隐逸书风根植于古代文人对自由、宁静生活的向往,反映了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文人墨客寻求心灵寄托的强烈渴望。元朝末期,战乱频发,文人仕途坎坷,这种时代背景为隐逸书风的兴起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元末隐逸书风以自然流畅、情感真挚为特色,充分展现了文人墨客超脱世俗、追求自然与和谐的精神风貌。此外,隐逸美学对当代书法家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积极汲取隐逸美学的精髓,将其巧妙地融入创作实践中,通过书法这一艺术形式表达内心的情感与追求。全面探讨元末隐逸书风的美学溯源、形成原因及时代背景、具体表现以及其对当代书法家的深远影响,旨在引导学书者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与思考,推动书法艺术不断创新与发展。

《庄子》的隐逸思想及其现代价值研究

《庄子》是中国古代哲学经典之一,其中的隐逸思想至今启示着人们过上健康的生活。隐逸思想着重关注内心的自由与宁静,试图以脱离世俗繁杂和纷扰的路径实现心灵安宁与人生幸福。该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道”的本体论出发,重新梳理《庄子》的隐逸思想,将其概括为“游物”的自然心境、“游世”的处世态度、“逍遥”的存心方式这三重境界。该文通过对《庄子》的隐逸思想及其现代价值的研究,探寻一套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色,能够改善人们颇具焦虑紧张之生活体验的修养方法,这在今天对于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的和谐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读《桃花源记》,品“世外桃源”——《桃花源记》文学鉴赏中隐逸文化的解读

[目的]了解《桃花源记》在隐逸文学中的地位,认识隐逸思想的缘起与发展。[方法]通过品读和鉴赏《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了解作者陶渊明所处的历史时代的社会思潮及作者自身的人生境遇对作者人生态度和创作思想的影响,分析《桃花源记》对后世隐逸文学的影响,分析隐逸文化的特点及其价值。[结果]我国晋代著名诗人、辞赋家、散文家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文人风骨及其胸怀天下的文人关怀给后世文人树立了典范,尤其是《桃花源记(并诗)》将中华文化中的隐逸文化以简单易懂且生动精美的生活场景描述的形式留在了中华文学史上,对后世诗人有着重要的影响,陶渊明的隐逸诗词所反映的隐逸思想也是对中华隐逸文化的极大丰富。

从《幽居图》观钱选绘画中的隐逸思想

由于宋末元初的朝代更迭,文人画得到空前的发展,而其中蕴含的隐逸思想与当时文人画风格的变化发展息息相关。钱选作为宋末元初具有明显个人风格的文人画家之一,其青绿山水的技法与风格对当时及后世的文人画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对其青绿山水代表作之一的《幽居图》进行分析,探析其中的艺术风格及审美价值,体会钱选山水画中的隐逸思想。

方志诗文视域中的无锡“隐逸”气质

城市气质是从城市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中抽绎出来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取向、格调气韵和“抽象氛围”的融合。[1]一花一木、一亭一阁都是城市气质的昭示和具象体现,小桥流水、灰瓦白墙建构了柔美婉约、富有诗情画意的江南城市气质,大漠孤烟、千里冰封塑造了疏旷寥落、坚毅厚重的塞北风光品格。

隐逸文化在中韩古代山水园林营造中的空间表达比较——以蓝田辋川别业和甫吉岛芙蓉洞别墅为例

本文从点景题名、园林相地、空间意境层面,系统性地识别和比较了中韩两国古代代表性山水隐居园林——“辋川别业”和“芙蓉洞别墅”的隐逸文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两座园林分别体现了禅宗“半官半隐”与儒家“隐居求志”的隐逸哲学。辋川别业选址在风景优美但便于来往于官府的地方,园林营建融合自然美学和禅宗思想,创造出超然尘世的隐逸意境;相反,芙蓉洞别墅地处风光旖旎、与世隔绝的孤岛上,呈现桃花源般的隐逸意境。

《儒林外史》中隐逸情怀的文学书写

《儒林外史》作为中国古代讽刺文学的代表作品,呈现了一幅18世纪的中国社会风俗画。吴敬梓在具有较强遁世倾向的道家和流露隐逸思想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下,通过描写世相百态表达了对世道人心的深切关怀,塑造了一批具有隐逸思想倾向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流露的隐逸理想可以被看作是与餐腥啄腐的社会风气的一种较量,与儒学中“邦无道则隐”有共通之处。吴敬梓笔下现实的山水田园风光正是自己追寻“乌托邦”式理想生活的真切表达。

论晚唐五代湖湘诗人的隐逸情怀

湖湘诗派与楚地传统精神一脉相承,湖湘诗风的形成可追溯至晚唐五代。晚唐五代时期,李群玉、齐己、刘昭禹等湖湘地区本土诗人崛起,首次形成了本土文学与流寓文学笙磬同音、更唱迭合的局面,这些带有明显湖湘地域特色的诗歌创作中,表露出了大时代背景下相当一部分仕人在乱世之中辞官归隐的普遍心态,以及对逍遥物外隐居生活的追求向往,而这种隐逸情怀的来源,也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艺术审美之和合看隐逸诗词的翻译

隐逸诗词是隐逸文化不可或缺的构成元素,隐逸诗词所投射出的幽静与平和的意境使不少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心向往之,从而也引发了译界的持续关注。隐逸诗词意境与其独特的艺术审美特征息息相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注重艺术审美维度的平衡与融合,有助于隐逸诗词译文中意境的再现。

“红楼三玉”的隐逸人格特征及其文化意蕴

古典小说里人物的命名,寄寓着作者的褒贬好恶,《红楼梦》以“玉”为“红楼三玉”命名,一方面表明其外美与内美兼具的特点,一方面喻示其凡俗性与超然性并存的品性,而内美与超然的一面,是“三玉”隐逸人格形成的心理文化基础。就隐逸形态而言,“红楼三玉”可归于市隐、心隐之列,贾宝玉隐于闺阁,林黛玉隐于诗书,妙玉隐于佛门,大观园是使其隐逸人格得以充分现实化的世外桃源。“三玉”的避世情结与隐逸人格,是对世俗社会及其价值观念的疏离与逃避的结果,因而也不断受到世俗社会的诋毁与打压,最终皆以悲剧收场。“三玉”的人生悲剧,是在已然丧失了活力与包容的社会文化体制之下,追求性灵自由与生命超越的个体欲做隐者而不得的人世悲歌,足资“齐家”“治国”者引以为鉴。

中日两国隐逸传统的比较

中国和日本古来都有久远的隐逸传统,日本的隐逸虽然也深受中国影响,但无论在隐逸的主体和规模、隐逸的类型、隐逸的思想及动机上都与中国存在显著差异。中国隐士皆为士人,为士而不仕谓之“隐”,可分为退以待时的儒家之隐和全真保身的道家之隐,具有本土的隐逸思想体系。日本隐者经历了由皇族、贵族到武士乃至平民的下移过程,皈依佛门即为“隐”,多为感世无常而寄身风雅者,其隐逸思想源于中国道家思想和佛教,与本国文化融合后,异化为日本独特的隐逸传统。在这些差异的背后,是中日两国古代在政治制度、社会构造、思想传统、心理结构等方面的显著不同。

虚构的隐逸:王蒙山水画中的仕之理想与逢迎意旨

一、闲居难闲:离乱之际的奔走营生在元末众多起义军中,张士诚所率义军当属一支重要力量。至正十三年(1353),张士诚在泰州起事,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又于次年六月占领扬州。至正十六年(1356),元廷派遣达识帖睦迩率兵讨伐张士诚但以失败告终,此后张士诚又与元军在扬州进行数月交战,直到朱元璋率军将扬州城占领。由战事频繁、地方割据、人民迁徙共同构成的离与乱便成了元末时期“江南”这个并非精确区域之地的时代主题。

隐于书院:一种“中间状态”的出处选择——以元末徽州士人赵汸和郑玉为中心

元末朝廷和地方势力对士人的征召,多少存在竞争和笼络人才的意味。士人的出处机遇,从庙堂与山林的二元区分,转向元廷、地方势力和山林的多元格局。面对各方征召,徽州士人赵汸和郑玉抱以“旁观者”的不合作心态。随着徽州路脱离元廷控制,二人对于政治的疏离态度有所淡化,而“忠元”情结渐趋加深。志在山林却又难以与政治完全绝缘,兼具官方和民间双重性质的书院,成为士人安身立命的绝佳之所。隐于书院,是一种“中间状态”的出处选择。赵汸和郑玉的处境、心态和归宿,是观察古代尤其是易代之际士人生存境遇的一个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