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隐逸诗人之宗”考论

钟嵘《诗品》品陶,谓其为"隐逸诗人之宗",这一定位在六朝并未得到确认,对其评价,多为"隐士"与"田园诗人"。这和陶渊明的特殊隐逸形态有关。陶渊明辞官归耕,不入莲社,与佛道关系疏离,少在征辟之列等,表现得"不合时宜",与传统隐士行径相悖。这种对隐逸潮流的抗拒,实际上正是他"真隐"的表现。陶渊明开辟了一条将隐逸生活艺术化的道路,他将隐逸诗创作与田园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诗中少"隐"多"逸",是一种心境旷放、隐逸生活诗意化的表述。陶渊明引领了隐逸诗形式上的重大变革,将其转变为具有丰富内涵的表达,建构了独特的隐逸精神空间,提升了隐逸诗的影响,为中国隐逸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隐逸诗”辨:从田园到山水——以陶渊明、王维、谢灵运为人物表

"隐逸诗"作为主题学范畴,其所包含的文化史信息或价值底蕴,远非"田园诗"、"山水诗"这对题材学概念所能替代。或曰,作为"隐逸诗"人的道德自律程度,要比一般"田园诗"人暨"山水诗"人来得自觉乃至卓越。"隐逸诗"人所亟需面对的首先不是怎么写"田园"或"山水",而是对日常人生取何种活法才真正令己安魂。故从历代诗章可辨陶潜如何"弃官而隐"、"隐而欠逸"、"不逸乃隐";王维则"先官后隐"、"亦官亦隐"、"亦隐亦逸";而谢灵运只是"误官纵逸"、"逸而非隐"。

晚唐诗人的仕隐矛盾与许浑隐逸诗

晚唐诗人既不取魏晋以前遁迹山林的“小隐”,也不取盛唐时期京官加别业的“大隐”,为了解决仕隐矛盾,他们根据出仕外郡既可远祸避害,尽情游乐,又可获得优厚俸禄,免去饥寒冻馁的切身体会,多采取外官加田园的“中隐”形式。但由“大隐”到“中隐”这种隐逸形式的变化,却是以诗人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失落为代价的。许浑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意义。许浑虽然用山水、禅道、酒棋建构起自己的精神乐园,但由于他一直在江湖与魏阙之间不断徘徊,因此他的精神乐园实际上仍是一个在隐遍超世情结掩盖下的充满矛盾和苦闷的精神世界。许浑隐逸诗的独特风韵在于:一是在人境中追求孤独与寂寞,从而表现出悠闲高雅的艺术情趣;二是以审美主体的美学意趣摄取物境,以细微幽约的意象表现环境美;三是讲究精巧的构思和修辞。

论南朝隐逸诗的道教精神

中国古代的隐逸现象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哲学背景,关于隐逸思想,儒、道两家都曾经有过系统的论述。孔子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蓄养而待,审时而动,这是儒家式的隐逸。庄子推崇的隐逸精神是自由与冷漠,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庄子·让王》）.

中古隐逸诗的情感表现

隐逸诗经过了先秦两汉时期的萌芽状态，由抒发个体对社会的不满之情到魏晋六朝时期已经成为一种审美理想，其决定性的因素就在于创作主体对表现客体——隐逸进行审美创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情感表现。只有在情感得以真实、自然的表现过程中，隐逸理想和隐逸生活才能拥有更大的魅力。

《文选》隐逸诗编撰探析

萧统编撰《文选》,首录隐逸诗,专列"招隐""反招隐"。这一分类,反映了六朝隐风的兴盛,对后世隐逸诗的编纂产生了极大影响,对隐逸诗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文选》辑录隐逸诗,是六朝隐逸诗发展的必然产物,也与萧氏家族隐逸思想有关,萧统对隐逸的倾慕是直接动因。萧统对隐逸诗的重视,使隐逸诗歌这一体裁得以确立起来,突出了这类诗歌的重要特质,凭借《文选》深远的影响力,使得隐逸诗歌的形象深刻植根于中国文人的集体记忆之中,确立了隐逸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钟嵘称陶渊明“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辨——兼述陶渊明诗接受史上的一个问题

萧统认定陶渊明的隐士身份,亦认定其作品的隐逸内容;但其编撰《文选》却不把陶渊明诗作入“招隐类”、“反招隐类”,《艺文类聚》亦是如此。原因在于传统上隐逸诗作的品格是写山林,而陶渊明诗作则写自己在农村田园的生活,南北朝唐宋人编撰总集入陶渊明诗作于“田家”、“田园”类。钟嵘称陶渊明“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未被人们认可。

隋前隐逸诗源流及嬗变述论

中国古代隐逸诗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曲折的过程。它萌芽于先秦,成型于汉魏,东晋时由于隐逸大诗人陶渊明的横空出世而发展到高峰,直至南朝,隐逸也依然是诗人们笔下的一大主题。在隋代之前,隐逸诗歌经历了四次大的变化。

二十世纪汉魏六朝隐逸诗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对汉魏六朝隐逸诗的研究少有涉及;后20年,关于汉魏六朝隐逸诗的研究大大加强,研究的角度和覆盖面较之以前都有较大的突破。但大多注重研究诗人个体的隐逸思想及诗作,缺乏对这一时期隐逸诗的总体透视。

盛世背后的落寞与精神追求——道教与盛唐山水隐逸诗论说

文章通过道教对盛唐社会的影响,从盛唐诗人的创作思想、题材选择、审美追求等层面进行分析,论述盛唐山水隐逸诗人从道家得到的理念支撑与精神追求,以及在道教文化的渗透与影响下,盛唐山水隐逸诗所表现出的清新自然的审美趣味和奇特非凡的想象以及诗人诗心的真性与自然真美的融合。

从晚唐隐逸诗探视唐末儒释道思想的流变

晚唐隐逸诗在唐末大厦将倾的时局下发展,对唐末的社会环境、士人生存状况和思想倾向等有着多角度的展现。有鉴于"以诗证史"的观点,结合特定的时代背景,通过分析晚唐隐逸诗创作,可以探视到晚唐社会儒家淡漠时政、道家养炼心性、禅宗忘物忘我的思想流变。

论古代庐山隐士与其隐逸诗

隐士文化是庐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庐山隐士为庐山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尤其突出地表现在文学领域隐逸诗方面。文中将以时间为主轴,对历代庐山隐士与其隐逸诗的思想内容进行综合阐述,以期勾勒出庐山隐士文化的发展脉络。

论隐逸诗的美学风格

隐逸诗是我国古代描写有关隐逸文化内容的一种诗体,是从诗歌主题学角度划分出来的。按照诗作具体内容的不同,隐逸诗又可以分为田园隐逸诗、山水隐逸诗、游仙隐逸诗、佛理隐逸诗、吏隐诗等类型。本文从文学理论角度出发,结合每一类型的代表诗人及其诗作,分别总结出其美学风格特征,如田园隐逸诗之平淡、自然,山水隐逸诗之清新、秀丽,游仙隐逸诗之奇幻、绝俗,佛理隐逸诗之悠远、高妙,吏隐诗之疏放、闲雅。

为“隐逸诗”一辩

中国文学史上,有过不少的隐逸诗人,有不少反映隐逸生活之作。可以说,出世与入世这种现象,是伴随文学发展的历史时隐时显地交互并行的。封建士大夫中,某些人对隐逸诗赞赏备至,当然反映了其不健康的情趣;而在今天,这样作品却受到过多的非议、责难,得到的多是一味的贬斥、挑剔,甚至遭到冷落,排斥的厄运,判以“现实意义不大”、“消极因素严重”之罪,斥以“消极厌世”、“逃避现实·之语。就连艺术评价上,也只吞吞吐吐地提到那么三言两语:“有一定艺术价值”,“艺术上确有某些可取之处”等等,不敢理直气壮地予以肯定,旗帜鲜明地表示认真借鉴。我们认为,这些看法未免极端化,简单化,会使许多足可称为艺术上品的佳作难免明珠投暗,人们难以窥见我国优秀古典诗歌长廊的全貌。

唐代隐逸诗麋鹿形象阐释

唐代是隐逸诗创作的一个高峰期,这是由多方面缘由促成的。唐诗中,麋鹿与隐居已形成一种固定的搭配模式。详审唐代隐逸诗中的麋鹿形象,主要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品性:萧散闲适、藏身远害、守真忘机。

宋型文化视域下范仲淹隐逸诗歌的达观意趣

范仲淹并非隐士,也从未隐居,他自称“儒隐”,在地方为官也有“吏隐”思想的流露。他无论居于朝廷还是离京外仕,无论参政还是贬谪,均有诸多诗篇表现了山水隐逸之情。宋型文化造就了士大夫在“出”与“处”之间界限的模糊感,外仕为官、治世济民亦不忘徜徉山水、寻仙访道,诗意人生似“出”又似“处”,既实现了儒家拯世济众的理想,又不忘世外山水情致的体味。宋代文士对待生命的豁达之态,尤其在面对现实、表现苦难哀伤情绪时,独具宋人特质。范仲淹表现隐逸情趣的诗,没有失意之愤,只有潇洒超逸的旷达意趣,表现出的开阔胸襟体现了他志尚高远的精神境界,是儒、道思想相融的结果,也是宋型文化影响的必然产物。

出世人格的纯粹化与唐末隐逸诗人的艺术取向

唐末隐风的盛行是朝政紊乱、阉寺弄权、科举失衡以及战乱不休的苦难现实多重作用的结果;与前代隐君相比,以南国才俊为主体的唐末隐逸诗人群体,出世态度更为坚决。隐逸人格在与仕宦人格的分离中渐臻纯粹,而隐、仕作家群体之间广泛持久的交流唱和又促使两种人格实现了以出世为指向的相通与契合。作为遁世人格的艺术表现,唐末隐君大多追求清丽闲远的纯美诗境;少数诗人则将狭隘萎缩的乱世心态集中体现在寒苦僻涩的苦吟作品中。唐末隐逸诗人一丝不苟的创作,展示着唐诗艺术走向衰落时的执著与凄美。

超越中的沉重——论阮籍、嵇康隐逸诗

生活于魏晋易代之际的阮籍和嵇康,失去了实现政治理想抱负的社会环境,于政治上处于失意状态。对于现实的苦闷、生存的困境,阮籍和嵇康力求从隐逸生活中寻求精神的解脱、人生追求的至高境界,但现实的束缚使他们的超越异常沉重。

从孤介之气到平和之心——论晚唐至南唐隐逸诗的新变

晚唐时期隐逸诗蔚为大观,其中相当部分诗作表现了诗人对艰危世事的忧惧、对社会不公的怨愤与不甘,体现出孤介不平的气质。而与晚唐相比,南唐隐逸诗在意境的营造上更加平和舒缓,在情感的抒发上更加平和圆融。这种变化与南唐士人生存环境的变化以及传统儒家精神失落而导致的士人心态的转变密切相关,同时也是诗人追求诗歌风雅含蓄之味的自然结果。

略论魏晋南北朝隐逸现象及隐逸诗

隐逸,在本质上,应是不满于社会的现状,又无力突破、不能忍受,于是选择了对人世的逃避,但纵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隐逸似乎不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