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障碍度模型的S陆港中欧班列开行质量效益评价

中欧班列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已成为我国对欧贸易发展的重要载体。对陆港地区开行的中欧班列开行质量效益进行研究,重点考虑和所在地区的经贸联系影响因素,将相关指标列入中欧班列开行质量发展水平指标。以时间的维度,通过序关系法、熵权法及乘法组合法确定权重后,再采用障碍度模型评价,评价结果侧重了解其开行质量效益发展趋势。结果表明,中欧班列开行经济效益的重点发展指标是发送箱数、货重和货值。

基于障碍度模型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内容研究

为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各项建设工程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以豫东平原区睢县周堂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为研究对象,将障碍度模型与层次分析法结合,构建高标准农田建设评价模型,探究农田建设的限制因子及建设内容。结果表明周堂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综合评价得分为0.732 8,农田建设水平一般,符合高标准农田建设选区的建设条件;通过障碍度模型分析得,研究区内机井通电率、农田灌溉保证率、土壤有机质含量、机耕路通达度、农田灌溉设施完整度、农田高效节水面积占比、农田智能化管理、田间主干道绿化率等8项指标的障碍度值大于其平均值,为项目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主要障碍因素,亟待解决。研究表明,障碍度模型与层次分析法结合的研究方法,可准确识别研究区农田建设中的主要障碍因子,进而为项目区优先建设内容的确定提供指导,提高建设工程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我国中部六省科技创新能力障碍因子分析——基于CRITIC-改进灰靶-障碍度模型

以中部六省为对象,将CRITIC赋权法引入灰靶模型形成改进模型,辨别科技创新能力的差异,并采用障碍度模型明晰各省科技创新能力的主要障碍因子。结果表明:准则层权重从大到小依次为科技创新环境、产出能力、投入能力和执行能力;2016-2020年科技创新能力缓慢提高,综合水平呈“V”字型发展,平均水平由高到底依次为湖北、河南、安徽、湖南、江西、山西;研究与发展人员全时当量、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科技创新普及专题活动数量和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等指标是阻碍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据此提出相关建议以促进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基于AHP-TOPSIS与障碍度模型的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能力评价与制约因素研究——华东地区42家园区的调查数据

基于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创新过程和战略定位,提出一个包括5个一级指标的创新能力综合评价体系。并依据华东地区六省市42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调查数据,利用AHP-TOPSIS模型对华东地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综合创新能力及其一级分项指标进行了评价和排名。在K均值聚类分析基础上,将42个园区划分为创新引领区、创新示范区和创新稳健区3个类别。并使用障碍度模型分析不同类别园区的关键制约因素,给出三类园区创新能力改善的针对性建议,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能力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基于障碍度模型的河南省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障碍因子诊断

基于新发展理念建立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障碍度模型对河南省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障碍因子进行诊断。结果表明:障碍度大小排名前5位的障碍因子中,产业融合程度、高素质人才、科技创新能力、粮食生产的效率和效益等依次为影响河南省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在此基础上提出河南省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对策建议。

山东省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能力评价研究——基于层次分析法和障碍度模型

为全面评价山东省首批44个省级农业科技园区的创新能力水平,参考科技部制定的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应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由3级体系、30项具体指标组成的山东省级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计算出44个农业科技园区的创新能力分值,然后利用K-均值分类法将所有农业科技园区进行分类,利用障碍度模型分析发现阻碍农业科技园区创新发展的因素主要为高新技术企业数、研发投入占比、发明专利数、高端人才数等,最后根据研究结果分别对3类农业科技园区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成渝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与障碍因子分析

本文以新发展理念为核心指标构建综合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对成渝城市群2011—2020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进行测度,深入剖析了成渝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静态格局和动态演进趋势,并使用障碍度模型测算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研究发现,成渝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地区间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但有逐年收窄的趋势;空间分布上,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态势;自然断点分组中,高水平和较高水平城市数量少,较低水平和低水平城市数量较多,但随着时间发展较高水平、较低水平城市数量逐渐增加,结构趋近于“橄榄型”;分项指标中,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个子维度呈现不同的分布形态和演进趋势,主要准则层障碍因子为创新、开放和共享。

基于熵值法——修正耦合协调度模型下广西农旅融合协调发展研究

为系统分析广西农旅融合协调发展情况,文中采用熵值法、修正耦合协调度模型、障碍度模型,对2012~2021年广西农旅融合协调发展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广西农旅融合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农旅融合综合发展水平的增长速度较快,并呈现出高耦合高协调的良好发展趋势;现阶段阻碍广西农旅融合中旅游业和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为国际旅游收入、国外游客人数、星级饭店、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和化肥施用量。提出夯实产业基础,发展精品农旅产业;数字赋能产业,打造农旅融合新业态;坚持生态理念,推动农旅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以促进广西农旅融合的进一步发展。

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与障碍因素分析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是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路径,也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选择。从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协调效应、创新效应与开放效应5个维度构建了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测度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域文化产业综合效应指数与各子维度效应指数,分析其不同层级、不同区域的空间分布规律,并采用障碍度模型分析不同省份、不同层级与3大区域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发展障碍及制约因素。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区域间差异明显,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效应指数呈现“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空间格局;经济效应指数、社会效应指数、开放效应指数分布均呈现“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空间特征,协调效应指数呈现“中游地区>下游地区>上游地区”的区域分布格局,创新效应指数呈现“下游地区>上游地区>中游地区”的分布特征;不同区域的发展障碍因素各不相同,经济效应、创新效应与协调效应是制约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地区差异与障碍度分析

本文从数字基础建设、数字技术创新、数字产业发展和数字融合应用等四个维度构建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描述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水平以及差异情况,并利用核密度估计对整体水平和各维度水平演进趋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出不断上升的态势;(2)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区域上存在较大差异性,呈现“东高-西低”阶梯式分布格局,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区域间差异在逐步扩大;(3)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日趋分散;(4)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最主要的障碍度是数字技术创新。

香港地区经济-旅游-文化耦合协调及障碍度研究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经济-旅游-文化系统协调发展成为当前学术界和政府关注的热点话题。为探究香港地区经济-旅游-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运用熵值法评价香港地区2010—2019年经济、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系统协调发展关系;运用障碍度模型诊断影响系统协调发展的障碍因子。研究结果表明:2010—2019年,香港地区经济、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指数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系统耦合度稳定在较高水平,系统间相互作用程度较高,协调度由实现轻度失调向良好协调的转变,协调状态趋向良好;文化子系统对协调发展的阻碍值最大,博物馆数、参观博物馆人次、图书馆藏书量、产业结构和入境过夜旅游收入等指标是主要障碍因子。基于此,提出了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文化、科技双重加持,助力系统协调发展;因时因势,精准施策等建议。

农民主体性视角下乡村发展水平测度与障碍因子分析——基于西南地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调查

基于农民主体性视角,构建乡村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西南地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村民进行问卷调查和走访调研,采用熵值法实证测度研究区域内乡村发展水平,运用障碍度模型探讨影响乡村发展水平提升的障碍因子。研究结果表明,当地在产业合作、经济发展以及民主发展方面发展水平较低;产业合作在乡村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上具有较高权重,是影响当前乡村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排名前三的障碍因子分别是参与深度、种植养殖、文化环境;农民主体性地位缺失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产业、文化四个方面。基于上述结果,当地需要充分尊重农民在产业合作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党建引领,赋能基层组织;优化乡村文化服务供给,提升农民内驱发展能力。

不同地形梯度下秦巴山区乡村振兴潜力及发展路径

我国山地丘陵地区在空间上相对孤立,乡村发展受到阻碍。开展不同地形梯度下乡村振兴潜力及发展路径研究,旨在为山区因地制宜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理论与科学依据。基于陕南秦巴山区地形差异开展典型村域调研,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乡村振兴潜力,结合相关性与障碍度模型,辨识不同地形梯度下乡村振兴的障碍因素,提出差异化发展建议。结果表明:①各地形梯度下乡村振兴综合潜力由大到小依次为低地形梯度、中低地形梯度、高地形梯度、中高地形梯度,地形梯度与秦巴山区乡村振兴综合潜力及区位条件、基础设施潜力成显著负相关关系;②随着地形梯度的上升,秦巴山区乡村主体、产业发展、人居环境、区位条件、基础设施潜力整体上呈减小趋势,资源禀赋潜力先减小后增大;③不同地形梯度下秦巴山区乡村振兴各维度潜力大小及其障碍因子皆存在明显差异。为优化山区乡村发展模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议低地形梯度村庄重点防止人口、耕地等农业生产要素流失,中低地形梯度村庄优化基层组织、提升引领能力,中高梯度村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人居环境,高地形梯度村庄充分保护并合理利用林地资源,发展特色产业。

基于DPSIR模型的陕西省水安全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

水资源安全评价是水资源保护和规划的基础,为了提高区域水安全,迫切需要定量评估水安全情况并对其障碍因子进行诊断。该文基于DPSIR模型建立了水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单指标量化-多指标综合-多准则综合(SMI-P)的量化方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陕西省水安全健康状态做出评估,并运用障碍度模型分析了影响水安全的主要因子。结果表明:2000—2018年陕西省水安全状态经历了从“较不安全”状态向“基本安全”状态发展,但驱动力和影响子系统的安全度有所下降,应加强对水资源有限性以及城市社会发展的重视。水安全子系统耦合协调度逐年提高,实现由中级协调到良好协调的转变,2018年系统耦合度高达0.815,系统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程度较高。人均GDP、恩格尔系数、人均日生活用水量以及人均水资源量是制约陕西省水安全状态提升的主要障碍因子,可以更好地为制定和采取相关措施来提高水安全状态提供科学依据。综上,陕西省水安全状态整体趋势向好,经济与水资源情况为主要制约因素。

丘陵山区不同种植型乡村产业融合水平测度及障碍因子诊断

为探明乡村产业融合水平的差距及障碍因子,该研究基于重庆市(江津)现代农业园区6镇15个样点村的调研数据,从产业融合行为、融合效益2个维度构建指标评价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测算不同种植型乡村产业融合水平,并诊断其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样区乡村产业融合水平整体偏低,均值仅0.210。分产业类型来看,花椒型(0.399)>粮油型(0.254)>花木型(0.134)=蔬菜型(0.134)>水果型(0.127)。从同类产业乡村差距来看,花木型、蔬菜型和水果型乡村之间融合水平差值均低于0.110,但花椒型和粮油型乡村差距较大,分别为0.732和0.361。2)乡村产业融合耦合协调水平不高,14个样点村处于不同程度的失调状态,占比近93.33%。耦合协调度最大的是花椒型乡村(0.436),其次是粮油型乡村(0.369),最后依次是蔬菜型(0.291)、花木型(0.285)和水果型(0.274)乡村。同类乡村内部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差距也较大,花椒型(0.372)>粮油型(0.201)>水果型(0.157)>蔬菜型(0.098)>花木型(0.051)。3)在障碍度≥0.08水平上,村镇邻近度、产业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比例、融合主体人均受教育年限、有无产业融合配套设施等因子对各类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乡村应立足自身特色资源,持续加大资源要素投入,夯实产业融合基础,差异化制定融合提升方案,拓展农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

黑龙江省国有林区生态产业化发展水平测度及障碍因子分析

基于2001—2021年黑龙江省国有林区的统计数据,从生态环境质量、区域经济水平、支柱产业水平、政府资金投入4个维度构建了生态产业化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模型测度黑龙江省国有林区生态产业化发展水平,并通过障碍度模型识别阻碍生态产业化发展的障碍因子。结果表明:2001—2021年黑龙江省国有林区的生态产业化发展指数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系统层的发展水平变化趋势具有差异性;影响黑龙江省国有林区生态产业化发展的障碍因素在各系统层中的分布并不均匀,森林资源、污染管理、产业结构、支柱产业产值4个指标是主要的障碍因子。为了提升黑龙江省国有林区的生态产业化水平,应该坚持生态优先、优化产业布局、延长产业链和拓宽融资渠道。

省域区域经济-生态环境-旅游产业协调发展态势分析及障碍度研究

基于系统科学的视角,通过构建区域经济-生态环境-旅游产业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冷热点分析、障碍度模型,对中国31省(市)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空间集聚和障碍因子进行探究。结果表明,中国区域经济、生态环境和旅游产业评价值呈不断上升态势,旅游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快且具有较高的关联性。从时间上看,各省域协调发展水平均波动上升,协调等级逐渐向好,但各省发展速度具有较大差异;从空间上看,协调发展水平大致自东向西呈阶梯式降低,除东部沿海少数省份优势类型为区域经济外,其余省份均为生态环境,而滞后类型大致表现为旅游滞后。协调发展的热点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省份,冷点主要集中在西北,且呈现冷点、次冷点区域不断减少,次热点区域在中部省份不断增多的局面。区域经济、旅游产业障碍度小幅持续下降,生态环境障碍度逐渐上升,入境旅游收入、入境旅游人数、地区一般预算收入、城市绿地面积、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是最重要的5个障碍因子。

基于DPSIR-TOPSIS模型的乌鲁木齐市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及其影响因素

城市绿色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科学评价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准确识别绿色发展影响因素是促进城市绿色转型与“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性命题。从社会经济发展、资源禀赋与消耗、环境压力与治理、公众生活与社会状态、技术创新与政策等方面综合构建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结合DPSIR-TOPSIS模型与障碍度模型分析测算乌鲁木齐市2007~2021年绿色发展水平动态变化,识别影响城市绿色发展的限制性因素。结果表明:①乌鲁木齐市2007~2021年绿色发展状况不断改善,发展水平呈显著上升态势,绿色发展已见成效;②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驱动力、状态、影响、响应指数均呈上升趋势,增幅差异显著,压力指数则呈小幅下降趋势;绿色发展政策措施响应积极,但资源环境压力制约仍然存在;③2007~2013年影响乌鲁木齐市绿色发展的主要因素为人均城市道路面积、恩格尔系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2014~2021年主要因素为GDP增长率、单位GDP电耗、人口自然增长率、全年供水总量。综上所述,针对乌鲁木齐市“资源富集、产业聚集、生态脆弱”的特点,建议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倡导绿色消费、实时调整绿色发展思路等。

山东省宏观经济效益的统计测度及障碍因子诊断

基于宏观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对2018—2022年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宏观经济效益进行评价,采用障碍度模型对山东宏观经济效益的障碍因子进行诊断。结果表明,能源利用效率、实体经济、对外开放、居民收入等为影响山东宏观经济效益提升的主要障碍因子。在此基础上,提出山东宏观经济效益提升的对策建议,以期更好推动山东经济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中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障碍因子诊断

为了给中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及相关研究提供参考,构建包括经济增长、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等6个维度的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对中原城市群30个城市2010—2019年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采用障碍度模型对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进行了诊断。结果表明:从中原城市群整体上看,2010—2019年高质量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态势,高质量发展指数由2010年的0.198提高到2019年的0.282,其中协调发展、共享发展、经济增长3个维度的贡献相对较大;从各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看,呈现中等水平城市居多、高水平城市显著增加的良好态势,高水平发展的城市由2010年的3个增加到2019年的15个,高水平发展城市在空间上呈现以郑州为核心不断向周围扩张的格局;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共享发展3个维度是多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各市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因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