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中国经济风险识别

为了揭示不确定性冲击下中国经济风险的确定性规律,本文基于预期经济增速分布,将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纳入“在险增长”的统一框架,以刻画经济不确定性与金融不确定性对经济风险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不确定性冲击下的经济风险具有明显的确定性特征,伴随着不确定性升高,经济下行风险显著增加,经济上行风险较为稳定;当不确定性较低时,经济增速的潜在波动空间相对狭小,当不确定性较高时,经济增速具有较大的波动空间;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反馈”的溢出循环机制,能够加剧不确定性的实际冲击效应;经济不确定性与金融不确定性对经济风险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影响,无论是就冲击强度还是持续周期而言,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均更为显著。

中国金融稳定保障基金最优规模度量和配置研究--基于宏观经济部门非预期损失的分析

金融稳定保障基金是建设金融强国战略背景下维护和实现金融稳定的重要工具。通过编制2008—2020年中国31个省(区、市)金融部门、政府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家庭部门宏观或有权益资产负债表,运用宏观在险价值方法度量各地区、各部门资产和负债市场价值的非预期损失,估算能充分覆盖重大风险敞口的金融稳定保障基金最优规模和配置比例。研究发现,中国金融稳定保障基金的最优相对规模从大到小依次是:政府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家庭部门和金融部门。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和家庭部门地区间规模差异显著,东部地区相对规模水平较低,西部地区较高。政府部门作为公共部门具有对其他经济主体的隐性担保责任,最终承担其他部门产生但未抵补的金融风险,是金融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了更好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应当确定风险适配的目标规模,并实现多层级分部门的有效配置,最终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稳定保障基金配置体系。

我国养老产业发展“拐点”研判——基于多案例研究的典型事实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我国的养老需求结构正在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这将为养老产业的发展带来广阔的市场空间,但当前我国养老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仍面临严重的发展困境。我国养老产业发展的“拐点”何时到来?为回答好这个问题,本文以案例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框架,首先,以法、德、日、美四国为例,系统梳理其养老产业发展历程,总结归纳出养老产业发展“拐点”出现的共性特征;其次,聚焦日本养老产业发展轨迹,重点关注其介护险实施前后养老产业相关重要指标变化;最后,选取九个养老产业相关指标,基于指数平滑、灰色模型等方法对中国养老产业未来情况进行预测,并与日本可比时期指标情况进行比较,判断中国养老产业“拐点”出现的可能时间。研究发现:养老产业发展“拐点”的出现具有四个共性特征,分别是三支柱养老金体系改革、长护险制度全面实施、多元化服务助推医养结合、代际转换背后的产业增量机会,而中国养老产业发展“拐点”可能出现的窗口期将在2026—2030年间。

数字经济时代区域经济下行风险防范与应对:基于GaR模型的实证分析

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是保障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数字经济发展为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快速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统筹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提供了新的契机。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和“在险增长”(GaR)实证研究框架,演绎了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机理,使用我国2011-2022年期间226个地级市的季度数据测度了区域经济下行风险,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下行风险的作用效果。结论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力防范区域经济下行风险;通过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挖掘城市市场潜力、激活乡村消费活力以及增强大众创业动力,数字经济能够发挥资本渗透与技术溢出的间接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在缺乏区位优势、经济基础较弱的城市作用效果并不显著,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调节风险防范效应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结果对研判宏观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失能老人长期照护体系的构建与公共健康治理创新

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不仅对医学提出了难题,更对当前的社会治理和公共政策形成了严峻挑战。需要从公共健康治理的视角重新审视,基于价值、结构、工具维度建构分析框架,识别公共健康治理的价值共识、协同共治结构和政策工具。以青岛和上海试点的长护险制度为例,探索其背后呈现的公共健康治理的逻辑可以发现,健康议题的价值回归驱动了公共健康治理创新,治理权向多元化主体的扩散形成了健康问题协同共治的基础,长护险制度及其所包含的多元化政策工具使用共同促进了健康服务的共同生产。

中国智能网联车险之现实困境与创新路径

在智慧交通新时代,智能网联车险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分析了国内外智能网联车险的发展现状和特征;从智能网联汽车衍生的新兴风险、车险市场经营管理面临的挑战、车险产品和服务的创新需求三方面,探讨了智能网联车险发展的现实困境。基于国外智能网联车险模式的经验借鉴,提出政府、监管部门、保险公司与科技公司合作共赢,进一步完善智能网联车险相关法律体系,创新监管模式,完善车险生态环境,提供优质车险产品与服务等政策建议。

消费者风险厌恶的运费险分担机制与供应链定价研究

考虑消费者的退货行为、风险厌恶态度和运费险价值敏感,建立零售商承担、消费者承担、零售商与消费者共同承担、零售商与制造商共同承担4种不同运费险承担方式的Stackelberg价格博弈模型,研究供应链的定价决策和在线零售商的最优退货运费险策略。研究表明:低退货率和高运费险敏感性有助于提高供应链的整体利润;低退货率时,在线零售商主动为消费者购买运费险优于消费者自行购买;运费险的分担机制不能实现供应链协调。

不平衡数据驱动的山区公路货车移动遮断险态跟驰行为识别模型

为识别山区双车道公路货车移动遮断下的小客车险态跟驰行为,基于无人机拍摄和视频轨迹提取技术提取车辆轨迹,利用人工少数类过采样法(Synthetic Minority Oversampling Technique,SMOTE)对不平衡轨迹数据过采样,并对驾驶行为聚类分析,将跟驰行为标定为危险和安全两种类别;依据紧迫跟驰、偏移过大和车速变化大三种险态跟驰行为诱因,确定险态跟驰行为风险测度(Measure of Driving Risk,MOR),包括碰撞时间倒数、相对横向偏移量和速度变异系数,并将MOR和聚类标定标签作为识别模型输入变量;通过轻量梯度提升机(Light 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LGBM)建立险态跟驰行为识别模型,再通过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SVM)、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RF)和自适应增强(Adaptive Boosting,AdaBoost)算法验证模型的有效性。以云南省某山区双车道公路为例进行试验,共提取543对小客车跟驰货车轨迹数据,数据预处理后筛选出467对有效跟驰数据;经过采样处理和聚类标定,结果表明:小客车跟驰货车时,超三成小客车处于险态跟驰状态;险态跟驰行为直道和弯道识别模型的精确率分别达95.49%和95.48%,其中LGBM表现最稳定,而RF和AdaBoost的稳定性较差且精确率不高。基于LGBM的险态跟驰行为识别模型具有较高的准确率和稳定性,在车路协同和自动驾驶等领域有应用前景。

考虑消费者风险规避的供应链退货运费险与定价策略

针对线上买卖双方的退货运费承担纠纷,电商平台引入退货运费险来分摊商品退货风险,但宽松的退货政策又增加了消费者的退货行为。为此,将第三方保险公司引入制造商主导和网络零售商跟随的斯坦克尔伯格博弈中,考虑风险规避型消费者的退货行为和运费险敏感性,建立多方决策主体共同参与的卖家运费险、买家运费险和运费险共同分担等3种定价退货模型,研究网络零售商的定价决策和运费险策略。结果表明:消费者的风险规避态度有助于降低商品售价和运费险价格,提高市场需求和企业利润;运费险共同分担机制能够有效缓解客户流失;退货率较低时,消费者的运费险偏好有利于供应链总利润的增长。

双寡头在线零售商的退货运费险策略研究

在线零售商提供的免费退货运费险能有效解决顾客线上购物的退货风险,提升其购买意愿,但同时也提高了退货率,增加了在线零售商的运营成本,因此退货运费险受到广泛关注。文章假设双寡头在线零售商分别向同一市场的顾客销售高、低质量的产品,同时决策是否向顾客免费提供退货运费险,在4种策略组合下分别构建以零售商各自利润最大化的数学模型,得到最优零售价格、需求及利润,求出两零售商的纳什均衡策略,并对保费等关键参数进行了灵敏度分析。

柏拉图–伽马模型下尾在险价值度量的贝叶斯估计的渐近行为及其应用

针对柏拉图–伽马风险模型的尾在险价值度量的贝叶斯估计量的渐近行为进行研究有助于对风险度量进行统计推断,以便于风险投资者及时采取相应措施规避风险。首先,通过构造柏拉图–伽马模型的贝叶斯假设,给出了尾在险价值度量的贝叶斯估计量,并利用经典的大偏差和中偏差理论,以及Delta方法得到了尾在险价值度量的贝叶斯估计量的渐近行为,包括渐近正态性、大偏差原理和中偏差原理;其次,给出了尾在险价值度量的贝叶斯估计量的中偏差原理在统计假设检验方面的具体应用,得到了第一类错误和势函数的渐近行为;最后,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计算并模拟了尾在险价值的置信区间及其区间覆盖率,并在不同样本容量下画出了尾在险价值度量的贝叶斯估计量标准化后的直方图和核密度估计曲线,这与标准正态分布密度函数曲线基本重合,从而验证了估计量的渐近正态性,同时还模拟了尾在险价值度量的贝叶斯估计量相关的尾概率,模拟结果表明样本容量充分大时,尾概率以一定的速度趋近于零,由此验证了估计量的中偏差原理。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社会责任:监督激励抑或机会主义

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6—2020年的数据,考察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引入董责险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和水平;董责险引入的时间越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和水平越高;投保董责险的责任限额越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和水平也越高;上述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之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董责险通过吸引具有海外经历背景的优秀人才加盟董事会而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承担。鉴于董责险已经成为当前资本市场的重要市场化治理工具,建议监管机构积极推广董责险,以此完善公司治理,督促上市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GaR视角下海洋产业结构升级、科技创新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海洋产业结构升级是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其能否促进海洋经济增长是海洋产业结构高质量转型的着力点。文章从在险增长视角,以我国沿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样本,通过构建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海洋产业结构升级对GOP分布的影响,着重分析海洋经济下行风险和上升潜力的变化趋势。实证结果显示:海洋产业结构升级与短、中、长期海洋经济增长正相关,显著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且不同经济增长水平下,该促进作用具有异质性。而科技创新能够正向调节海洋产业结构升级与海洋经济增长的关系,助力海洋产业结构升级,降低中、短期海洋经济下行风险,并提高中、长期海洋经济上升潜力,发挥出海洋产业升级对海洋GaR的正向促进作用。因此,有关部门应完善海洋科技创新体系,加快推进海洋产业结构升级,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新政的实施现状与未来展望

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是推动商业健康保险发展、促进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创新力量,但自2016年试点以来却一直“叫好不叫座”。为激发市场需求,我国于2023年8月出台了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新政。尽管新政在多方面进行了扩容,并适当放宽了保险企业的经营条件,但从当前实践来看,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在产品定位、信息公开、既往症人群参保等方面仍存在不足。为推动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建议:政府应探索医保个人账户购买模式;保险公司应明确自身战略定位,丰富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税优产品供给,并积极宣传推广,以提升其社会效益;同时,还应该提升服务质量,切实守护老保单持有人的相关权益。

信用收益视角下购买工程质量安全险的演化博弈研究

从信用收益视角研究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之间购买工程质量安全险的策略选择问题。构建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双方稳定策略的博弈过程。采用系统动力学仿真实验对该模型进行多情景模拟分析,从而长期探讨有利于建筑信用市场发展的稳定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购买工程质量安全险与其投入产出比有关系。在长期演化过程中,由于信用收益的驱动,建设单位趋向于购买工程质量安全险。

如何理性看待保险公司分红险红利实现率

在当前市场环境下,保险公司正通过产品结构优化调整,来应对负债端的刚性兑付压力,分红险凭借“固定回报+波动分红”的模式跻身多家人身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前五大产品。同时,随着保单预定利率下降,传统增额终身寿险的吸引力逐渐减弱,分红险的优势凸显。自分红险进入中国市场至今,保单持有人对分红险红利回报的期待与实际分红存在差距所导致的分红险投诉和退保问题时有发生。随着人身险公司对红利实现率的披露,各保险公司、各保险产品红利实现率的差异再次引起广泛关注,这不仅关系到保单持有人的切身利益,也对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因此,消费者如何看待分红实现率,并据此作出明智的分红险选择,成为一个亟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新股发行机制改革是关键 建议监管者啃下这块“硬骨头”

股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两线作战”。第一条线是资本流动性供给。它至少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资本市场中的“可投资资本”供给,这要求适宜股票投资的资金(包括社保、险资以及居民储蓄等)更多配置到资本市场;第二,央行供给长期甚至超长期基础货币,向市场注入大量长期资本流动性,这不仅是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资本市场的需求。

从寺观到山城:宋蒙战争时期成都金堂云顶城营建研究

聚焦南宋末年抗蒙“八柱”之一的云顶城,结合营城史与军事史两种视角,根据战时南宋四川战区兼顾“卫民”与“养兵”的军事防御思想,阐释了平城-山城双城结构对云顶城创建的影响,梳理了云顶城从战前寺观到战时山城的营建历程,剖析了其“踞山”“据寺”的选址策略与依山就势营城的规划特色,总结了云顶城在石砌城防设施、给排水系统与道路等方面的营建经验。本文将为研究南宋四川抗蒙山城营建史和理解其遗产价值提供新的认识。

农业生产托管与金融支农惠农强农机制创新

锚定建设农业强国战略目标,聚焦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的金融需求,创新金融支农惠农强农机制,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重要内容。严格意义和规范发展的农业生产托管通过内生的服务规模经营机制,克服了小农户分散化经营、随意性生产、零碎化作业的农业生产方式弊端,为现代金融服务嵌入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过程创造了基本条件。其机理是综合发挥降险增效、信息集成、过程监督作用,形成现代金融服务导入的中介载体、平台支撑和渠道机制,精准匹配契约结构转换激发的农业生产经营全过程金融服务需求,解决了抵押缺失、担保不灵、信用不足对小农户获取金融服务的限制,也实现了信贷资金在农业生产环节的封闭运行。实践中,农业生产托管已经催生了“托管险”“托管贷”及组合式金融服务机制创新,推动了赋能小农户的农业产业链金融发展,为构建金融驱动农业强国机制提供了可行路径。深化农业金融服务体制改革,要继续聚焦小农户农业生产经营环节,围绕推广和优化“托管险”“托管贷”及组合式创新形式,探索现代农业产业链金融发展机制,开创现代金融服务业与现代农业深度融合的新格局。

内观认知疗法对医学生焦虑水平、自我效能感和应对方式的干预及机制

目的:探究内观认知疗法对医学生焦虑水平、自我效能感和应对方式的影响,并考察医学生内观认知疗法干预、自我效能感、应对方式和焦虑水平间的关系,以期为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和NCT疗法的作用机制研究提供理论支持。方法: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70名符合筛选标准的研究对象随机分配到内观认知疗法组和心理健康教育组,每组35人。内观认知疗法组接受为期7天的内观认知疗法干预,心理健康教育组接受相同时间的常规心理健康教育,最终共68人完成试验(内观认知疗法组34人,心理健康教育组34人)。干预前后使用SAS、GSES、SCSQ量表对两组研究对象进行测评。结果:①干预前,内观认知疗法组与心理健康教育组在焦虑,自我效能感,积极和消极应对方式得分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②干预后,内观认知疗法组焦虑得分显著降低(t=5.835;P<0.01),自我效能感和积极应对方式得分均显著升高(t=2.289,4.668;P<0.05),消极应对方式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干预前后心理健康教育组在上述所有量表得分中均不存在显著差异。③干预后,内观认知疗法组自我效能感和积极应对方式得分显著高于心理健康教育组(t=2.653,3.122;P<0.01),焦虑得分显著低于心理健康组(t=2.562;P<0.05)。④中介效应检验方面,内观认知疗法既可以直接影响医学生焦虑水平(β=-0.293,95%CI=-3.755~0.008),也可以通过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β=-0.307,95%CI=-0.612~-0.028)、积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β=0.140,95%CI=-0.293~-0.004)及自我效能感和积极应对方式的链式中介作用(β=0.222,95%CI=-0.553~-0.022)间接影响医学生焦虑水平。结论:内观认知疗法是一种能够有效降低医学生焦虑水平的干预手段,既能直接缓解焦虑,也能通过提高医学生自我效能感水平,改善积极应对方式间接降低医学生焦虑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