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隐喻”母题到“隐逸”主题——以《二十四史·隐逸列传》为分析路径

《二十四史·隐逸列传》是分析中国传统山水画“隐逸”主题的重要文献。尽管山水画的形态、风格固然众多,但图像的母题却是解读和阐释山水画主题的重要依据。如渔父、樵夫、蓧杖人等核心母题,具有隐喻性的文化特征,指向了隐逸主题。不同的母题(母题意象)组合,可能显现不一样的隐逸主题。母题的在场以及主题的出场,在不同时空的认知场域中有不同的结构与方式。有些母题可能是原隐喻的转喻,既是隐逸叙事的主题表达的依据,也是认定隐士身份的辅助性母题,如渔船、岩穴、茅舍、枯松、童子等母题。因而,核心母题与辅助性母题的配置与逻辑结构,构成山水画的隐逸主题。

寄迹山水:中古时代的会稽隐逸

汉晋之间的会稽隐逸,如龙丘苌隐居会稽龙丘山、严光耕于富春山等,已呈现出寄迹山水、诗书自娱的特点,也为后来的会稽隐逸所继承。永嘉之乱后,衣冠南渡,伴随着南方经济文化的繁荣,东晋南朝时期会稽地区出现了大批隐逸之士,成为南方隐逸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会稽地区的秀丽山水不仅为士大夫提供了舒适的生活环境,也为他们的诗文创作和艺术想象提供了无限的驰骋空间,会稽隐逸所代表的南方隐逸之士以诗文艺术摹画山水、重塑自然,赋予山水以精神价值,再加上后世文人的追踪和寻访,使得东南山水逐步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人文传统。

何为隐逸:论陈继儒形象的转变及《明史·隐逸传》的编纂

《明史》纂修中曾产生了数种过程稿,考察这些过程稿可以发现,《隐逸传》在《明史》的纂修中曾出现多次改动,其中《陈继儒传》的叙述更出现了明显的转折。这一系列变动与转折表明,纂修官们对于《明史》的认知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一是以万斯同、严绳孙等为代表的老辈学者,以护惜故国之史为旨趣;二是以王鸿绪、汪由敦等为代表的清朝新一代史官,疏离前明的文化氛围,站在自身的学术立场上评判明朝史事。两种评判标准折射了《明史》纂修过程的流动性和历时性特征。

论宋初隐逸之风时兴的社会背景

宋初社会在较为稳定太平的背景下,隐逸之风非但没有式微,反而成为一时之兴,这是中国隐逸史上一个特殊的存在。考察其社会背景,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影响了这种社会思潮:第一,晚唐五代的隐逸遗风使得避世、遁世的思想广为流行,文人们的生命意识与生存态度并没有随着朝代的更替而更替;第二,释、道思想得到认同和鼓励,文人与隐士用释、道思想修养心性,以闲适平淡的心态在山林间寻找寄托,享受自由逍遥的人生境界;第三,朝廷优渥隐士,肯定了隐士们的遁世行为与人生价值,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声誉与社会地位。这些使得隐逸的风气得到了激扬与尊崇。

《琵琶记》主旨“失吾故”说献疑——兼论高明的隐逸观

《琵琶记》主旨历来存有争议。张勇风《〈琵琶记〉主旨“隐喻说”探微》一文根据作者高明去职后曾言“不失吾故”,认为《琵琶记》主旨为后悔入仕。然而,这一观点却是值得商榷的。高明从未真正地与官场诀别,一般认为的他晚年厌倦仕途也不符合事实。高明所谓“不失吾故”,是指其未经建功立业的过程而直接实现了谈诗论道、恣情山水的理想生活,背后隐藏的是功成身退的隐逸观。功成身退的观念在当时社会非常流行,是儒家进取传统与元末隐逸精神相结合的产物。

缥缃掩映——《萝轩变古笺谱》隐逸主题探析

《萝轩变古笺谱》利用典故围绕尚古与变古来展开话题,其用典多与隐逸存在关联。从类目到画题,皆营造了与隐逸相关的主题与语境,表现隐居生活的不同层面与内容。笺谱的趣味、格调及其中的隐逸内涵,受晚明社会风气及编撰者吴发祥的特质与思想影响,反映了晚明特定时期的文化特征。

论葛洪的隐逸思想

葛洪亦道亦儒的人格在《抱朴子》一书中格外凸显,但纵观其一生,仍是道家全身避害的隐逸思想在他的精神领域居于主导地位。葛洪系统探讨了隐逸和政治的相关问题,以“出处同归”“立言助教”“隐显任时”和“修仙求道”来消解隐逸和政治之间的沟壑。但仕隐矛盾一直都未真正解决,它来源于时世多艰和身心挣扎的困惑,葛洪以安时处顺、遁世无闷进行的身心消解也是无奈之举。

泰山辞赋的隐逸情怀与审美书写

文学是传统士人安放心灵的最佳精神场域,隐逸则是其理想的身心栖居之境。通览历代泰山辞赋,隐逸虽非士人的主流思想意识,然其中所蕴含的幽微而细腻的隐逸情怀却映照出辞赋作者所思所想的另一向度。泰山辞赋的隐逸表达启自六朝;至唐宋,泰山已然成为赋家疏解穷愁烦酷的理想之地,“登泰山”“履崔嵬”“荫白云”“听石溜”系士人“心隐”之外化;元明清三代,隐逸情怀于王朝政治的宏大书写中时隐时显。赋家体物咏怀以传达对隐逸人格的持守与向慕,松柏系其敷陈贞固不渝、气清不淫、宏远逍遥等隐逸情志的主要物象与审美客体,泰山秦松在蒲松龄笔下形塑出忘怀仕隐的审美形象。

晚明世家子弟型隐逸茶人的茶文化活动——以江西铅山费元禄为例

在晚明茶人群体中,世家子弟以其家资优厚、生活有闲、交游广泛、文化素养较高、社会资源丰富而尤其活跃。江西铅山费元禄出身科举世家,一生不仕,优游林下,终身嗜茶,堪称晚明世家子弟型隐逸茶人的代表。他坐拥名园,构建起饮茶生活的空间;品茶鉴水,作为茶文化活动的日常;在此基础上,体物写志,创作了大量诗文,使其茶文化实践得到艺术和理论的升华。

才气、逸气、和气:沈周的书画人生

吴门画派是明代中期以后以苏州为中心形成的一个绘画流派。沈周作为吴门画派的开创者,以诗、书、画造诣精深名扬艺林。他的书画上追宋元,下启明清,建构起吴门一派典雅隐逸的美学理念,反映出同时代文人的精神气质与人生理想。艺术修养离不开成长环境的影响。沈周出身文人世家,自幼潜心于书画和诗文创作,书法始于家传,绘画以古为师、博采众长。

陈献章诗文中的“隐逸”审美观及其美育价值探析

陈献章将“心”与“道”放置在同等地位,从而建立了“心与道合”的心学体系,并由此展开了他的诗文创作,其中传达出浓厚的“隐逸”审美观。通过对陈献章的诗文进行分析并结合个人经历,可以挖掘出其诗文中以“淡泊名利、隐于自然、一醉千秋、推崇隐士”四个层次逐级搭建所组成的“隐逸”审美观,体现出其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与追求生命解放、回归本真的独特精神。陈献章凭借与家风教育密切关联的“隐逸”审美观,为后世学人所继承宣扬,并赋予其提高精神境界与丰富人格修养的美育价值意义。

《庄子》隐逸思想新解

庄子隐逸思想受到诸多关注,通过对《庄子》文本分析,发现隐逸思想是在“是”“非”对举层面提出来,它并不偏重于“隐”这一具体行为,而是强调“心”的作用,超脱“是”与“非”的对立,达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逍遥理境。

元末隐逸书风及其对当代书家的影响

元末隐逸书风根植于古代文人对自由、宁静生活的向往,反映了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文人墨客寻求心灵寄托的强烈渴望。元朝末期,战乱频发,文人仕途坎坷,这种时代背景为隐逸书风的兴起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元末隐逸书风以自然流畅、情感真挚为特色,充分展现了文人墨客超脱世俗、追求自然与和谐的精神风貌。此外,隐逸美学对当代书法家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积极汲取隐逸美学的精髓,将其巧妙地融入创作实践中,通过书法这一艺术形式表达内心的情感与追求。全面探讨元末隐逸书风的美学溯源、形成原因及时代背景、具体表现以及其对当代书法家的深远影响,旨在引导学书者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与思考,推动书法艺术不断创新与发展。

明代吴门画派隐逸山水主题探究

隐逸思想是中国古代山水画中经久不衰的表现主题,也是吴门画派山水画流行的主旨。吴门画派画家借山水画中的自然之景抒发人生妙悟,在画作中穿插各式的人物活动和自然景致作山水点景。这些内容的出现既丰富了山水画的叙事情节,又有着深刻的传承根源。该文以明代吴门画派画家为中心,围绕耕隐、渔隐两个经典主题展开探究,考察相关图式的往代流转与在吴门画群的不同表现,解读隐逸山水画在吴门画派中的传承与新变。

班固《汉书·艺文志》未著录“隐逸类传”原因考述

“隐逸类传”是由“隐逸群体”或文人士大夫撰写的专门辑录历代隐逸群体言行或文学作品的书籍,从现有的目录文献以及传世文献来看,先秦至汉代的文人士大夫均对“隐逸”有研究。然而,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却未著录任何“隐逸类传”,其原因在于“隐逸”与班固的家学渊源及其所在文人集团的学术立场背道而驰。

论曹寅晚年诗歌中的隐逸书写

曹寅产生隐逸之心主要集中在其晚年时期,这与其晚年长期受到的政治高压和罹患的多种疾病有关。现实中扮演的政治角色让曹寅不得不将隐逸之志深藏于心,除了偶尔在诗作之中直接表现出隐逸意趣之外,其余只在其诗作中通过对“梅”“竹”“鹤”等隐逸意象的书写幽微隐约地表现出来。

《庄子》的隐逸思想及其现代价值研究

《庄子》是中国古代哲学经典之一,其中的隐逸思想至今启示着人们过上健康的生活。隐逸思想着重关注内心的自由与宁静,试图以脱离世俗繁杂和纷扰的路径实现心灵安宁与人生幸福。该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道”的本体论出发,重新梳理《庄子》的隐逸思想,将其概括为“游物”的自然心境、“游世”的处世态度、“逍遥”的存心方式这三重境界。该文通过对《庄子》的隐逸思想及其现代价值的研究,探寻一套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色,能够改善人们颇具焦虑紧张之生活体验的修养方法,这在今天对于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的和谐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读《桃花源记》,品“世外桃源”——《桃花源记》文学鉴赏中隐逸文化的解读

[目的]了解《桃花源记》在隐逸文学中的地位,认识隐逸思想的缘起与发展。[方法]通过品读和鉴赏《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了解作者陶渊明所处的历史时代的社会思潮及作者自身的人生境遇对作者人生态度和创作思想的影响,分析《桃花源记》对后世隐逸文学的影响,分析隐逸文化的特点及其价值。[结果]我国晋代著名诗人、辞赋家、散文家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文人风骨及其胸怀天下的文人关怀给后世文人树立了典范,尤其是《桃花源记(并诗)》将中华文化中的隐逸文化以简单易懂且生动精美的生活场景描述的形式留在了中华文学史上,对后世诗人有着重要的影响,陶渊明的隐逸诗词所反映的隐逸思想也是对中华隐逸文化的极大丰富。

杜甫的仁心逸志——以其涉药诗为例

杜甫一生贫困多病,医药一直是其诗中常见意象。以安史之乱为分界,前期其涉药诗中以中草药为隐喻及观赏对象,充斥着儒家实用精神与审美心态;后期将中草药视为济世之物和精神家园,表达儒家“亲亲”“仁民”“爱物”之心及道家隐逸之思;而治病养生之用则贯穿杜甫长期贫病流离的生活。

从《东庄图册》看沈周的园林逸趣与隐逸情怀

明清时期,大多画家坚守传统,山水画多有摹古之风,强调笔墨意趣。而沈周的《东庄图册》有独到之处。沈周巧妙地以挚友吴宽的庄园为蓝本,不仅利用写实的手法精准地捕捉了东庄的自然风貌,而且在画作中营造了一种独特、宁静的艺术氛围,彰显出悠闲且高雅的艺术品位,成功地将东庄的景致与文人雅士的审美情趣相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