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耶秦簡7-304簡文解析——兼及秦遷陵縣徒隸人數問題

里耶秦簡7-304是秦始皇二十八年遷陵縣隸臣妾及黔首居貲贖債作官府課,正面簡文中的死亡率數值有誤,背面簡文中的重文符又疑爲勾識符之誤。結合7-304簡和里耶秦簡"作徒簿"可以考察出秦時遷陵縣徒隸規模大概在340人左右,與遷陵縣編户人口數相比遠未達到"赭衣半道"的誇張程度。

严修与清末直隶师范教育

严修作为清末锐意新学的教育思想家和教育实践家,较早地致力于新式教育的变革。他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敏锐地认识到师范教育的重要性与迫切性,由此,以直隶为中心主持建立了师范教育层级体制,并亲自参与了师范教育的实践,不仅使清末直隶师范教育取得了显著成就,也对近代师范教育乃至新式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直隶图书馆旧址巡礼

直隶图书馆旧址现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古莲花池院内。卢木斋先生为直隶图书馆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他一生钟情图书馆事业并屡建丰碑,堪为中国的卡内基。直隶图书馆既是晚清末年赓续莲池书院藏书楼的产物,也是借鉴西方图书馆制度开启民智的产物,它表征着古代藏书楼向现代图书馆的转型。

金农写经体楷书、楷隶及相关问题

清代金农写经体楷书和楷隶是金农书法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清代碑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内容。金农在四十七岁至七十岁之间形成的写经体楷书和楷隶书风,取法无名氏的宋代写经体楷书,与其隶书取法《华山碑》一样,注重“非经典”书风的汲取,这正是清代碑学发展的鲜明特征。金农写经体楷书有“写意”和“工稳”之分,楷隶有“肥笔”和“瘦笔”之分,厘清了金农楷书书风的基本形态。中国书法史上的楷书分类问题可从金农楷书书风之变进行讨论,除晋楷、魏楷、唐楷之外,写经体是碑学兴起后书家楷书取法的重要来源,有着独特的审美价值。

论直隶省商品陈列所早期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影响(1913—1922)——兼谈民初商品陈列所与博物馆之别

1913—1922年间,直隶省商品陈列所作为我国早期商品陈列所之典范,开展了实业调查、出洋考察赴赛、打造民族主义“展览综合体”,以及联结省内官、商、民阶层等多重实践活动。这些实践活动一面极其依仗个别“技术官僚”的推动,一面却也由特殊化转向常态化,同时也使直隶省商品陈列所的职能属性日渐丰富。因此,直隶省商品陈列所不仅有力促进了民初直隶省实业的繁荣,还推动了直隶地区国货运动的开展,更为近代中国会展事业的发展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诚然,商品陈列所可视为中国现代博物馆之滥觞,但二者却也在职能、理念与定位等方面存在明显区别。

清代直隶地区社仓与义仓关系之考辨——兼论两仓衰败的原因

在清代推行设立社仓与义仓的过程中,直隶均作为试点地区。康雍时期清廷数次在直隶地区推行设立社仓,社仓的官仓化是乾隆时期推行设立义仓的主要原因。至道光年间,直隶地区的义仓已基本取代了社仓,因此两者并非一直并存于直隶地区。社仓和义仓的储粮主要源于士绅富户的捐输,官府皆希冀通过有偿赈贷实现储粮的收支平衡或增加。实际上,在经营中兼具有偿赈贷与无偿赈济的双重职能。此外,两仓在经营中都不曾避免非制度化的支出,储粮遭到侵蚀和挪用。社仓储粮多寄存于常平仓或寺庙公所之中,而义仓则有专属固定的仓厫,且两者在城乡皆有分布。因此,就清代直隶地区而言,两者还是表现出了更多的相似性。在两仓的经营运作过程中,无法避免大多数人“白搭车”是其出现周期性衰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论隶书的发展演变及其重要历史地位和传承价值

隶书,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巨大成就,是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宝库中璀璨夺目的瑰宝。它的形成发展过程历史悠久,蕴含了我国古代底层劳动人民的智慧,同时也包含了我国古代士人、文人广博精深的精神文化。隶书是我国古代文字演化过程中的重要书体,在中国书法文化传承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本文旨在通过对隶书的起源、形成与发展进行研究,阐明其在我国书法传承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而使隶书被更为广泛地认可、学习,获得更好的传承。

从隶定字看两种清刻本《说文》中的底本问题

隶定字是楷书基于部件对古文字的转写,在以说解小篆形体为目的的《说文解字》中大量出现,并与隶变后的通行楷书混杂使用,在各个版本中均形成了复杂的用字面貌。通过对比《说文》各个版本间隶定字与通行楷书的混用情况,可知藤花榭本、平津馆本基本沿袭了早修本的用字情况,而与晚修本差异较大,这为二本源自额勒布藏本说提供了证据。

《隶续》“魏文帝下豫州刺史修老子庙诏”考

将洪适《隶续》所载魏文帝曹丕黄初间所颁关于老子庙诏书,与严可均《全三国文》据僧勔《难道论》及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所引相比勘,校订恢复诏书原文。并从写作年代、主旨、格式等方面对碑文作了考订,对洪适的观点作出修正。

清末民初直隶中部的“市镇交易圈”——以晋商的多地赶会为视角的考察

清末民初时期,包括二三月份举行庙会的位伯镇、三四月份举行庙会的鄚州镇、五六月份举行庙会的辛集镇在内,直隶中部的同层次、同类型的若干市镇之间存在着商业联系。本文以晋商万聚恒等夏布庄为代表的专业商人,多地赶会的销售方式进行考察,发现其间的商业联系影响到了直隶若干市镇之间“交易圈”的形成。这种横向的联系表现为市镇庙会的交易时间相继、交易空间相近、交易主体相似,以及在大宗商品的流通、购销资金的调拨、商业信用的结算等方面的整体性。这种协同性和整体性反映出直隶商业的地方特色——“市镇交易圈”。并且在政治因素的干扰下,“市镇交易圈”及其庙会市场的交易习惯也凸显了其自身的稳定性。

乘时建树:北方桐城派与清末直隶新政

后期桐城派领袖吴汝纶在直隶为官为教三十年,门下弟子数千人,直隶地区由此形成北方桐城派。直隶一批年轻辈的桐城派人士既有科举功名又有海外留学经历,视野开阔,思想开放。他们在清末新政运动中,主导直隶教育近代化的改革,推动直隶立宪运动的发展,参与直隶警政的建设,还通过倡导不缠足、禁烟、官话简字等引导直隶地区社会风俗的改良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清末直隶的桐城派不以文章为务,而是讲求读书致用、经世济民,为新政改革做出了一定贡献。

里耶秦简中的“隶变”现象探微

里耶秦简在汉字演变中充当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秦隶的典型代表。重要意义在于,其逆锋起笔的用笔特征是“隶变”轨迹的清晰呈现,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本文以里耶秦简笔法、笔画、结构相较篆书的变化等“隶变”现象为基础,探讨了里耶秦简对汉字结构的影响。从根本上进一步分析其内在原因,探索书体风格变化的根源。

试析吴昌硕“以篆入隶”——以临习《张迁碑》为例

吴昌硕是清末著名书画家、篆刻家,被誉为“石鼓篆书第一人”,临写石鼓,数十年如一日,“一日有一日之境界”。或许因为篆书成就太高,吴昌硕的隶书相对较少被关注,事实上,其隶书成就在清代书法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吴昌硕晚年所书隶书,结体已变长,取纵势,用笔雄强、老辣、劲健,从线条上看,有很浓厚的篆书意味。可以说,这时期的吴昌硕已将篆、隶融为一体了,用篆书的线条结构写隶书,别开生面自创一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书风,具有极强的个性。

隶变视域下的艺术共性规则与哲学思想溯源探究

隶变是在实用性的推动下,汉字从古文字向今文字、小篆向隶书转变的过程。篆隶之变后,隶书“破圆为方”“打破整饬均分”,并增加蚕头燕尾,增强了汉字的易读性和易写性。该文提出“用反”思维是汉隶的结字意图和规则,成为今文字结字的字法之源,并进一步挖掘“用反”思维中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

从书写性简化看楚简书迹的隶化

楚简书迹是文字应用从铭文铸制转向书于竹帛的产物,最能反映和体现这一书写方式变化的,除了书手、工具、材料、场域等因素外,笔形是最为直观和直接的因素。楚简书迹对古文篆书的书写性简化都可以通过笔形去追溯。楚简书迹的书写性简化主要体现在化曲为直、简化转折,顺应笔势、斜置笔形,顺应笔顺、改逆为顺等方面。楚简书迹的笔形之变潜伏着文字趋方的趋势,是孕育隶变的母机。

胡适判断《直隶河渠书》案观点献疑

胡适对于嘉庆年间发起的《直隶河渠书》案用力甚勤,撰文论述了公案的核心问题——《畿辅安澜志》与《直隶河渠书》的关系问题.他提供了两组论据证明《畿辅安澜志》与赵一清、戴震二人以及《直隶河渠书》观点之不同,进而得出两书并无关系的结论.但由于撰文时未能见到《直隶河渠书》,一方面,他不能发现两书虽观点不同却存在一定联系的现象,即《畿辅安澜志》的某些观点实际上是针对《直隶河渠书》而发,可谓"见其异而不见其所以异";另一方面,也不能发现《畿辅安澜志》直接承袭《直隶河渠书》的内容,可谓"只见其异而不见其同".此外,他也没有认识到《畿辅安澜志》的主要作者王锟对于直隶河道事宜会有其自身见解的可能性.通过比勘可知,两书存在直接关系,这也足以反证胡适的观点不能成立.

清顺治时期直隶督抚演变考

顺治早期为了镇守边关,在沿袭明朝地方建制的基础上,对直隶地区推行多个行政长官共同管理的模式:先后设立了顺天巡抚、保定巡抚、天津总督(巡抚)、宣府巡抚、宣大总督和直隶河南山东三省总督。随着清代实力的逐渐增强,为提高行政办事效率,加强中央集权;削减地方开支,以裕国家经费;并伴随着直隶督抚长官的裁撤,对直隶地方的各行政长官实行整合,于顺治晚期形成“一督一抚”的政治局面。

王森然:播火者、学问家、画家——兼谈其与“直隶六师”之关系

“直隶六师”是直隶省立第六师范学校的简称。清末民初“开民智”的时代大势、水陆通衢与兼顾四方的地理位置、久远丰厚的文化底蕴与崇儒尚学的浓厚氛围三大因素,促成了1923年直隶六师于冀州的创建。本着边建校舍、边行教学的原则,在选定冀州南关外地势较高的一地块(约4万平方米)建设校舍的同时,暂借县师范讲习所作为直隶六师校舍使用。

直隶永平府地方民众闯关东缘由探究——兼论乐亭呔商的形成过程

后金政权崛起后,为解决自身人力不足的问题,多次入关劫掠大批粮食、人口,以供劳役、驱使。清军大举入关后,关外空虚,人手奇缺。迫不得已,统治者实行了时禁时弛的弹性政策,招民垦荒。由于受自然灾害以及口粮不足等影响,直隶关内百姓成帮结队,闯关谋生,其中永平府昌、滦、乐地区的部分乡民,抓住商机,学作生意,市场买卖,获利颇丰。

明代南直隶徐州设“州”不设“府”原因探析

明代地方的高层政区为两京和十三布政使司,又被通称为省,其下为府,再其下为县,在区划等级上为三级模式。其中直隶州包含在府中,由布政使司直接统辖,地位上视府,但官阶品秩却又和属州一样为从五品,低于知府的正四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