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委会社会资本影响难办案件决策的运行机制

要了解不同改革模式在建立合理审判权运行机制上的制度作为,必须先掌握影响审判权运行的制度性因素。司法实践中,审委会制度运行的不确定性是导致审判权运行秩序失范的制度性因素,若不能深刻掌握审委会制度影响审判权运行的内在制度逻辑,将制约改革决策的实施效果及改革方案的后续施行。只有正视现今审委会制度的结构功能,通过合理化改造,才能建立责权明晰的审判权运行机制。审委会的组织社会资本是影响难办案件决策的重要因素。行动的成功与社会资本正相关,处于较高初始位置或桥梁位置的中间人能获得更好的社会资本。难办案件中审委会及法院院长是沟通组织外部社会资本与内部社会资本的桥梁。审委会及院长从地方党政机关处获得维持组织运作、实现组织目标的社会资本;并在“合议庭—审委会—上级法院”的审判网络中充当连接外部社会资本、连接更高层次资源以及协调结构幅度的桥梁,抵御外部压力、分散内部责任;审委会的社会资本也影响了合议庭法官的决策行为及当事人的行动策略。地位强度因素比网络位置强度因素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更大,受法院在当地政治网络中所处边缘位置的影响,法院外部社会资本通过审委会对裁判结果产生重大影响。为了抵御司法裁判中法院外部社会资本的重大影响,应当完善审委会制度、健全审判权力运行机制。转型趋势在于赋予等级制中的更低位置者(法院、法官)履职保障,弱化审判权运行机制中的行政化因素,加强相关制度的司法化改造。实现审委会职能的合理配置,减少对主审法官审判权独立行使的干预;优化法官会议的职能及议事规则,强化主审法官的实质性参与;完善法官责任制,平衡惩戒与激励之间的关系。

法官如何处理家事领域的难办案件——以“5·15冷冻胚胎权属纠纷案”审理为例

法官在审理“5·15冷冻胚胎权属纠纷案”这一难办案件时,运用一定的审理技巧,审慎地处理了案件,对以后家事司法审判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文章以此案为例,探究法官在审理这一个案时所运用的技巧方法以及此案对家事审判领域后续发展产生的影响。

难办案件中立法过时的认定主体

三鹿破产案、泸州遗赠案、许霆案、孙伟铭案等难办案件中存在一个普遍的也是十分重要的立法问题,即立法过时问题。然而,立法过时究竟应当由谁来判定是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认定立法过时的可能主体包括立法机关、法院和民众,但三者都存在相应的缺陷。我们应当建立立法机关、法院、民众相协调的认定立法过时的有效机制。在难办案件中的公法领域,认定立法过时的权力应当由立法机关来承担,但同时应当建立法院提起重新审议的制度机制,在难办案件中的私法领域,法院可以行使立法过时的认定权力,但必须严格说明理由。

制度、法官与难办案件——从唐慧上访案等切入

在当下中国司法语境中,司法信任危机越来越凸显。从宏观上来看,是因为改革开放的深入,外来权利观念的冲击,同时社会结构变革加速,社会同质性降低。但是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我国的一些诉求机制却存在不尽合理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司法诉求机制与行政诉求机制并存,使得机构设置冗杂、行政权司法化,使得本该由司法机构来定纷止争的难办案件,更多的却由行政机关来审判或者干涉。这不仅导致了审判效率的低下和权力与其行使主体的不对称,而且促使行政权在逐渐侵蚀司法权。这固然是制度本身的结果,但是最为重要的是法官在审判难办案件时处理不当的结果。以实用主义的审判思维为导向,重塑司法权威,进而促使行政诉求机制慢慢走向消亡。

刑事难办案件中的利益衡量

对刑事难办案件中的利益衡量进行必要的限制,适用案件要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利益衡量要具有针对性;不能在法律之外进行解释,法官应考虑法律的安定性;限制和规避司法的抑制社会效果的消极作用,注重其客观性。

难办案件的类型化及其应对——能动司法的进路

难办案件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只有通过对难办案件的概念与类型作进一步的分析,厘清难办案件的不同类型,才能采取能动司法的进路以化解难办案件。难办案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内在难办案件,一类是外在难办案件,后者按其产生的原因又可分为事实型难办案件、民意型难办案件、道德型难办案件和政治型难办案件。对于这两类难办案件,能动司法都有其"能"与"不能"的边界与相应的能动方式。

引常识理性入司法之法——从许霆案看法院如何处理难办案件

在转型期中国背景下,"难办案件"表现为司法之法与人之常情相悖甚至激烈冲突的案件。本文将从广受关注的许霆案入手,探讨法院面对难办案件时遭遇的尴尬困境,就此提出将常识理性引入司法之法这一观点,在阐释理性常识的内涵、界限及其前世今生的同时,还借鉴了许霆案可取的过程模式,最后从环境构建的侧面,试析常识理性要在司法裁判中起到良好作用所必不可少的要素。

引常识理性入司法之法——从许霆案看法院如何处理难办案件

在转型期中国背景下,"难办案件"表现为司法之法与人之常情相悖甚至激烈冲突的案件。本文将从广受关注的许霆案入手,探讨法院面对难办案件时遭遇的尴尬困境,就此提出将常识理性引入司法之法这一观点,在阐释理性常识的内涵、界限及其前世今生的同时,还借鉴了许霆案可取的过程模式,最后从环境构建的侧面,试析常识理性要在司法裁判中起到良好作用所必不可少的要素。

引常识理性入司法——从许霆案看法院如何处理难办案件

在当下中国,"难办案件"表现为法律与人之常情相悖甚至激烈冲突的案件。从广受关注的许霆案入手,探讨法院面对难办案件时遭遇的尴尬困境,就此提出将常识理性引入司法这一观点。在阐释常识理性的内涵、界限及其理论沿革的同时,借鉴了许霆案可取的过程模式,最后从环境构建的角度,分析常识理性在司法裁判中起到良好作用所必不可少的要素。

难办案件中量刑失衡是如何发生的——论量刑失衡发生的制度原因及克服构想

以难办案件为视角切入，具体从“许霆案”、“吴英案”等案件的量刑失衡展开分析量刑失衡发生的原因。量刑失衡发生的原因包括宏观和微观原因，立法和司法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最高司法机关通过制定两个意见作了初步的努力，各地也积极试验，但效果有待实践检验。仅有量刑指南是不够的。量刑应适时对政治、政策和民意进行回应。合理的裁判结论必须通过法律解释和裁判说理来支撑。从制度上克服量刑失衡的具体构想，具体包括理论先行，完善立法，改进司法和培养高素质法官队伍。

从难办案件透视当下中国司法权的运行逻辑

在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难办案件是由于现代技术型司法权威遭遇到了诸多的困境所造成。为克服这些困境,情理型司法作为一种现实的司法策略,往往被法院和法官普遍性地加以运用。由此,在难办案件当中,面对当事人强烈的权利诉求,"秋菊的困惑"似乎已经戏剧性地转移到了中国法官们身上了。这一现象所折射出的则是,当下中国技术性司法权的运行逻辑,正处于被情理性司法权运行逻辑和政法思维司法权运行逻辑所支配的现状。

司法知识及其形态变迁的社会逻辑——从“难办案件”的处理切入

与传统中国社会难办案件的处理更多依赖于法官个人的伦理实践不同,当下中国司法场域里的难办案件处理术,则更多表现为一种知识的公共实践。这种知识的公共实践不仅会强化国家对于基层社会的治理与控制,而且也有利于公民社会与公共生活的整体建构。因此,当下中国的司法改革,就不仅要留意社会转型对司法知识及其形态变迁所起的作用,更要注意司法知识对于社会的型塑,以便能够在司法发展的过程中形成司法知识与社会结构和文化情境系统全面而良性互动的机制,最终推动中国司法与社会全面而优质地发展。

法院调解、难办案件与纠纷解决的基层运作--基于中国西南地区的案例研究

本文基于笔者在西南中国基层法院全程参与的两个个案,以田野"深描"的方法,旨在细腻刻画基层法院适用调解时的微观过程与法官的实践技艺。基于此两则案例分析,文章梳理了司法调解在西南基层社会运作过程中的优点与缺陷,并对如何在制度层面克服这些缺漏提出了政策建议。同时,本文也在结论部分对一个法律经验研究中涉及的方法问题,即"失败个案"问题作出了归纳与讨论,以试图拓展田野工作的效率与人文关怀。

难办案件中的公众质疑与基本信任——论我国刑事司法权威和公众法律信心的双重提升

当前我国刑事司法过程中,针对公众对司法裁判的质疑,司法机关不仅在司法政策的层面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而且在实践中也逐步推进而成为一项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在法律界,无论具体立场如何,都不得不承认在个案中,公众质疑正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案件的裁判。面对司法实践中为舆论广泛关注的"难办案件",当下争论的焦点与其说在于司法是否应该考量舆论中所包含的复杂的公众情感,不如说在于应该如何消弭司法与普通公众之间的对立,吸纳公众质疑中的合理成分而引导其中的非理性、情绪化的因素,实现司法与普通公众的良性互动。

法秩序统一性与犯罪认定

【专题导引】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发展、完善的大背景下,各部门法的立法都极为活跃,如何厘清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准确把握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对于刑法解释方法的运用、“难办案件”的妥当处理都具有重大影响。这一点在《民法典》颁布之后更加凸显出来。关于法秩序统一性和犯罪认定的关系,有很多问题值得刑法学者深入研究。首先,需要认真梳理法秩序统一性的基本内涵。

案件请示制度合理的一面——从最高人民法院角度展开的思考

现有对案件请示这一非正式制度的评价,主要是以法治原则为判断标准,围绕上下级法院关系来展开,但缺少较为细致的经验讨论。实际上,案件请示不仅包括自下而上的请示方式,还包括自上而下的调阅方式。不同类型的案件请示效果也有很大不同。案件请示制度反映出复杂的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法院内部和外部权力关系。要深刻理解这一制度,必须将其放在整个社会背景和政法体制之中加以改良。

“刑民交叉”案件的判断逻辑

慎重判断构成要件该当性、尊重常识,对于区分刑事犯罪和民事违法至关重要。实务中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分析,首先要基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考察民商法对当前案件的基本立场,确定民商法上的权利归属、民商法对于行为性质的态度。其次要按照法益保护原则检验被害人有无损失。对于损失不存在的情形,不能定罪;对于损失难以确定的,定罪必须慎重;准确把握被害人财产损失的时点;如果被告人实施的欺骗行为很容易判断,且属于就交易的"重要事项"进行欺骗的,财产损害这一要件对于定罪的重要性就下降。最后要根据程序正义的要求,审查被害人主张权利的难度。在交易规则特殊或者存在长期交易惯例的场合,被害人应当自担风险,对于纠纷应当在民事领域解决;在权利义务关系特定化、清晰化的场合,可以不定罪。按照上述递进式检验逻辑,依次对行为性质不明的"难办案件"进行检验,可以最大限度地确保司法上少出错。

法律世界观紊乱时代的司法、民意和政治——以李昌奎案为中心

李昌奎案代表了一类"简单的""难办案件",无论法官如何决策,处理结果都不能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该案反映出这是一个法律世界观缺乏整体性和融贯性的时代。民意、司法与政治之间复杂的互动,以及社会对刑事司法系统的不信任,虽非中国特有的问题,但暴露出部分中国司法人员和学者对司法公信力、合法性、稳定性的理解是单维、偏颇的,缺乏健全的司法理念。经由对该案的讨论,本文强调,司法应该弥合而不是加大法律与社会的差距,如果司法要参与社会变革,它必须满足民众对公正的基本心理需求。另一方面,新媒体的兴起,使人们得以在事件流中辨识法律的社会意义,多元的法律世界观有可能获得融贯。

量刑公正与刑法目的解释

立基于量刑公正的考量,疑难案件中定罪与量刑之间有失比例的矛盾无可避免。定罪与量刑不仅是以刑事责任为中介的因果历程,而且是以刑法解释为调适的有效对接,同时也是以刑罚目的为依循的一体运作。在立法既定的情况下,刑法目的解释能够合理化解定罪与量刑之间的矛盾,满足实现量刑公正的需要。刑法目的解释应该以刑罚目的为基准逻辑展开,并且充当法源的刑法目的解释应当被禁止,而指导法官量刑的刑法目的解释应当被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