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公约中的排除条款

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一条在规定难民定义的同时,也规定了公约所不适用的对象。公约第一条第六款将三种特定的人群排除在自己的保护范围之外,但在实践中,公约的这些规定非常容易引起争议,这就需要我们对公约排除条款中提到的三种特定的人群进行谨慎的分析。公约第一条第六款和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而是兼容的。避难寻求者大规模涌入东道国的时候,东道国有权首先消除威胁再进行难民身份的甄别。公约第一条第六款的证明标准表明,"有重大理由认为"申请者已实施一个罪行或因为第一条第六款中的一个行为有罪,必须至少是达到具有对其进行刑事审判所必需的证据这个层次。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我们有必要加强对难民公约中排除条款的研究。

难民公约排除条款适用于恐怖主义行为研究

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1条第6款规定在有重大理由认为寻求庇护者犯有该款所列举的罪行时,难民署和公约缔约国不对其承担难民公约下的保护义务。然而,难民公约排除条款的用语不具精确性,亦无权威机构的解释,迄今的国家实践也很不一致。排除条款的三项内容在适用中都存在标准、依据和实践方面的问题。'9·11'事件后各国的反恐措施对排除条款的解释和适用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得本就不具有确定性的排除条款易被过度适用。难民公约缔约国在相关国内立法中将公约排除条款适用于恐怖主义行为时应注意用语严谨,把握适度。我国在未来移民法和难民法的制定中以及自行进行难民甄别的工作中应精确地适用排除条款,以平衡好国家安全需求与国际义务的履行。

论日本的难民甄别制度

日本难民甄别制度的建立始于1981年《出入境管理与难民认定法》的制定。虽然该制度明确了法务大臣在难民甄别事务上的权限,规定了难民甄别的标准和程序,但同时也因存在一系列问题而导致国会于2004年对《出入境管理与难民认定法》进行了修订。此次修订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既存的难民甄别制度,但是,与国际标准及先进国家的实践相比,日本现行的难民甄别制度中仍存在一系列需要改进的问题。

论恐怖分子滥用难民地位跨境流动的法律规制

对恐怖主义分子滥用难民地位跨境流动的法律规制,应当尽可能地平衡兼顾国际反恐和对难民的国际保护。联合国安理会做出的要求不得将难民地位给予恐怖分子的反恐决议,应当被视为对《难民公约》中有关不符合难民定义的规定的扩大解释,构成了否定恐怖分子取得难民地位的国际法依据。对于提出难民申请的个人实施的具有恐怖性质的行为,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就其是否构成将导致难民地位丧失的恐怖主义行为进行认定。而为了防范和应对恐怖分子或者真正的难民在取得难民地位后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同样应当基于不同的对象和实际情况,分别采取进行追诉并予以刑事处罚,予以驱逐出境的行政处罚,或者在从事特殊活动方面予以必要的限制,进行反恐怖主义的教育、宣传等具体措施。

环境难民及其法律保护

环境难民是因为环境遭到破坏,被迫离开居住地的人,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项目开发都可能导致环境难民的产生。1951年难民公约及其他国际难民公约的难民定义并没有将环境难民包含在内,这一问题也已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与关注。我国也有尽快制定有关环境难民保护预设性法律制度的必要性,旨在在重构环境政策的前提下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促进环境难民权利的保障。

国际难民法视角下的《美加安全第三国协定》

《美加安全第三国协定》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构建和运用规范化的责任分担机制,明确两国在审查第三国公民于陆地边境提出的难民地位申请方面的责任所在,从而解决长年以来由于上述申请给各自的国内政治造成的难题。因为《难民公约》缔约国并不根据公约承担审查难民地位申请的义务,而且由于个人在国际法上并不享有被给予庇护的权利,所以《美加安全第三国协定》的缔结并不被国际难民法所禁止。《美加安全第三国协定》的实施不仅影响了难民地位申请者选择庇护国的自由,减少了其获得国际保护的机会,而且增加了加拿大违反"不推回原则"的风险。

在东道国非法存在的难民

原则上,避难申请者为了在东道国获得难民资格应向东道国主管当局提出申请,但也会出现避难申请者非法越过边界进入东道国境内的情况。在处理难民非法入境问题时,东道国和国际社会需要在保障人权和维护国家安全之间进行平衡。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中的难民一词应作扩大解释,应包括难民身份的申请者。公约中"刑罚"一词不仅指刑事制裁,而应包括一切法律制裁。对于非法入境的人员,东道国有权采取包括拘留在内的临时措施,但这种临时措施应符合国际人权标准。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国需要加强对非法入境难民的研究和处理。

朝鲜“脱北者”的难民身份认定浅析

朝鲜"脱北者"是国际社会上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其成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是朝鲜国内极为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被逐渐国际化的"脱北者"问题不但持续激化了朝韩矛盾,而且其所引发的外交纠纷也影响着东北亚乃至亚太地区大国关系的发展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构建。因此,"脱北者"问题的产生、现状和国际化过程,以及"脱北者"难民地位是否确立这一问题涉及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北亚各国切身利益。

西方国家环境难民的争议与弥合路径解读

在环境变化与人口迁移的研究中,环境难民这一概念饱受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迁移动因的识别、是否存在环境难民、环境难民能否纳入难民的范畴三个方面。导致环境难民概念分歧的原因在于移民跨学科研究进展缓慢和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从自身的角度对环境难民进行建构。为了弥合环境难民存在的争议,学者采取了将环境变化引起的跨国被迫迁移人口视为环境难民;根据移民动机和救援紧迫性识别环境难民;采取"自愿—强制"二分法将环境难民纳入非自愿移民的范畴;维持现状与加强合作等四条路径。本文结合我国环境相关移民实践认为:扩大环境难民的范畴不利于问题的解决。环境难民不能囊括那些既定类型和约定俗成的移民类型;不能将非自愿移民等同于难民;概念界定本身无法解决身份识别。在实践中,需要从环境变化的影响识别需要救援的迁移人口;以集体身份划定环境难民范畴;履行政府的职责,最大程度上较少跨国环境难民;对不同环境变化影响的人口采取不同的迁移手段;整合资源进行合作以更好地安置移民。

韩国《难民法》述评——兼论对我国难民立法的启示

韩国《难民法》在形式上属独立于《出入境管理法》的专门法,其内容体现了正当程序和人权保护的价值理念。韩国《难民法》为我国正在进行的难民立法活动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鉴于一般的出入境管理事务与难民事务在目的和性质上的不同,我国应借鉴韩国《难民法》的立法经验,制定一部以难民的人权保护为主要目的、在内容设计上注重体现正当程序要求的独立的难民法。

加拿大的难民地位甄别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加拿大难民地位甄别制度的主要法律基础是2001年的《移民与难民保护法》。与其他国家相比,加拿大的难民地位甄别制度因其甄别机关的高度独立性而广受赞誉。实践中,处理难民地位申请的效率低下以及缺少对难民保护庭决定进行审查的上诉程序成为困扰加拿大难民地位甄别实践的难题。研究加拿大的难民地位甄别制度可为我国难民立法提供借鉴。

“气候难民”和诉诸国际人权法的困境——以图卢瓦岛国为例

在人类不断发展的同时,也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损害。随着全球变暖和气候不断恶化,导致了海平面正逐渐的上升,使得许多岛屿可能将被淹没。图卢瓦很可能成为第一个被海洋淹没的人口密集岛屿,岛上的居民也会被迫成为"气候变化难民"。笔者通过对图卢瓦居民当前所处的困境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现有的国际难民制度对确认"气候变化难民"的难民身份,并为其提供必要的救济存在的困境以及像图卢瓦人一样小岛国人民,正在遭受气候变化侵害的各项普世人权的分析。进而建议利用国际人权法作为推进当前难民体制扩大的有效催化剂,将气候变化难民包括在难民定义范围之内。

“环境难民”国际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以小岛国家面临全球气候变暖的威胁为视角

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是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尤其是小岛屿国家面临着领土被淹没的威胁,例如图瓦卢的大部分领土已被海水淹没。科学家预计,在未来的30年会涌现出大批因气候变暖而流离失所的"环境难民"。然而,"环境难民"并未纳入难民地位公约的保护范围,这些难民将何去何从?谁该为环境难民的现状和未来承担责任?因此,探析环境难民的国际法保护问题刻不容缓。

对1933年《关于难民国际地位的公约》的历史考察

20世纪20年代国际难民法的发展已经初露端倪,主张由国际联盟主持缔结国际难民公约的思想发轫于这个时期。30年代初欧洲局势的紧张导致难民处境恶化,使得公约的缔结更为迫切。从制定过程来看,1933年难民公约最终缔结是多方参与的结果,其中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道德与现实冲突下的公约难民定义——缘由视角探赜

难民定义是难民伦理的基础性概念。基于公约难民定义的基础性地位,以公约难民定义而非章程难民定义或区域性难民定义为中心,在道德与现实的冲突层面从缘由视角探究难民定义的底层学理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公约难民定义应该承载的道德期待与难民群体的现实境遇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冲突。此冲突的重要根源之一即公约难民定义在缘由视角上对难民身份的狭窄限定,体现为单一化的政治性缘由、“非人道的”人道性缘由和片面化的契约性缘由。因此,缘由视角的公约难民定义问题应被追溯为由上述三者相互交织而成的底层学理问题。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其议定书:难民权利保障的法律框架

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1967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是国际难民法的基础性文件。从其制定的背景来看,这两个文件是多方妥协的产物,带有冷战时期的一些痕迹。公约中规定的难民定义、难民享有的经济、文化权利,以及难民在边境不被推回的权利等内容保障了难民基本的人权与基本自由,构成了国际难民制度的基石。联合国难民署履行为难民提供国际保护并监督公约执行的职能。中国作为缔约国始终积极参与难民救助、履行国际人道主义责任。难民危机的解决不仅需要加强国际合作,更要各国秉持和平、发展与人权的理念,从根源上避免难民的产生。

论否定恐怖分子取得难民地位的国际法依据

明确否定恐怖分子取得难民地位的国际法依据,据此将恐怖分子从难民中排除,以防止其滥用难民地位跨境流动实施恐怖主义活动,对于国际法平衡兼顾国际反恐与对难民的国际保护而言意义重大。作为规范难民问题的一般国际法规则,《难民公约》并未将恐怖主义因素与难民地位的取得或者丧失相联系;而在联合国安理会作出的旨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反恐决议中,却有不得将难民地位给予曾经从事过恐怖主义行为的人的规定。对此,应当认识到,上述安理会反恐决议并非国际反恐领域的'国际立法',而是对《难民公约》有关不符合难民的定义的规定的扩大解释,并且,正是经安理会反恐决议扩大解释的上述《难民公约》中的相关规定构成了否定恐怖分子取得难民地位的国际法依据。

难民的原在国转移保护问题

原在国转移保护是国际难民法晚近发展出的概念,即通过认定寻求庇护者可以在原在国境内某一区域获得有效保护,从而合法地将他排除在难民地位之外。尽管《难民公约》和《难民议定书》对此并无明文规定,原在国转移保护已经通过国际实践牢固确立,被绝大多数《难民公约》与《难民议定书》的缔约国视为难民甄别的必要组成部分。由于缺少《难民公约》和《难民议定书》的明确规定,围绕原在国转移保护的解释和适用仍然存在许多分歧和不确定性。本文从原在国转移保护概念的公约基础入手,指出其概念基础和正当性来源并非难民地位取得条款或丧失条款中的某一具体要件,而是国际难民保护之于原在国保护的后备性质这一统摄性的根本原则。在原在国转移保护的解释和适用上,关键问题是建构"原在国有效保护"的法律标准,这要求寻求庇护者在原在国转移区域不面临迫害、严重伤害以及过分严苛的困难。笔者认为,原在国转移保护在今天已经成为一项独立的原则,构成对《难民公约》和《难民议定书》允许性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