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雅乐缘起与演变小考

韩国的文庙祭礼乐一直沿袭中国雅乐的规范,保留着“堂上登歌、堂下轩架”的形式。世宗朝根据元朝林宇《大成释奠乐谱》中收录的释奠祭礼雅乐12种宫调基本旋律创制了世宗时期144首庞大的祭礼雅乐系统,实现了文庙祭礼乐的第一次嬗变。因其对清声的运用及角、徵、羽调的错误解读,使得世宗朝雅乐形成了12宫7声16音与纯宫调系统的格局,奠定了韩国几百年来文庙祭礼乐乐律系统的坚实基础。成宗时期进一步简化文庙祭礼乐的旋律与用乐,创制15首宫调祭礼雅乐,实现了文庙祭礼乐的第二次嬗变,最终确立了朝鲜王朝文庙祭礼乐的雅乐形态。韩国雅乐千余年来的有效传承与发展背后所蕴含的知识传统、传承机制,给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论日本古代雅乐乐家的层级结构与身份认同

乐家是平安时期及其后日本雅乐的传承载体,亦是传承制度。10世纪形成的乐家,是在8世纪模仿唐代所建立的音乐机构管理制度外,又衍生出的以家族为主体的世袭传承制度。自此,拥有较高社会层级的乐人开始具备集管理者、表演者、教学者、记录者、研究者为一体的多元身份。对这些身份,乐人有着强烈的自我认同,旁观者亦对此身份下的行为表示认同。该文对日本古代雅乐诸乐家进行总体关照,以古代乐人谱系及其所记录乐书为基础,解析乐家层级结构及乐人身份认同,探索日本古代雅乐的传承规律。

新雅乐表达形式的新实践——以“哈辉新雅乐”为例的思考

2010年8月7日,“北京·孔庙国子监哈辉新雅乐启程仪典”的首演获得圆满成功,这是辟雍国子监上演的我国最近几十年第一场古典音乐会。内涵高雅,大家云集,不仅在传统礼仪上尤为考究,同时也极具创新性。这次演出的视频点击量高达500万,在海内外华人华侨及海外观众中引起极大关注,观众们称哈辉的作品为“真正的中国音乐”。哈辉对民族音乐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在哈辉为雅乐正名的这几年,使得越来越多的听众能够更深层次地了解中国的民族艺术以及值得流传的古典音乐。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对哈辉新雅乐的现状、变更和历史进行分析,讨论它的内涵,进而提出关于传统音乐出路的个人意见,以期能为学者们带来借鉴。

文化传承与教育革新:民国时期雅乐教育的探讨

本文深入研究民国时期中国政府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通过雅乐这种最高音乐形式的礼乐教化促进社会的稳定,探讨其在文化传承和教育体制变革中的作用。特别关注了重庆政府在这一时期对礼乐教化推进的措施,详细剖析了教育体制改革对雅乐教育的影响,包括学校体系的调整与设立、教育法规的规范、教材与教学方法的变革。通过对文化传承与教育互动的分析,阐述了在尊孔思潮下的雅乐教育在礼乐教化中对文化传承的影响以及启示,从而反映礼乐在当代社会中的时代价值与作用。

育才馆《雅乐讲义》的编撰及其理论倾向

《雅乐讲义》是阎锡山所办地方行政专修学院“育才馆”雅乐专修科的教材,它的产生与地方政府的文化传播、政治需求及阎锡山的“尊孔复古”思想紧密相连,亦代表了20世纪上半叶民国时期一个区域对雅乐传承的官方态度。该文以对《雅乐讲义》内容的梳理为基础,明确雅乐科所传授的构成“雅乐理论”知识系统的主体框架,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溯源和文本撰述方式的解读,探寻讲义编撰者自身学养基础与思想倾向对特定时期雅乐建构方式的影响,进而对近代雅乐传承文本的成书宗旨、内涵实质、历史境遇和学术价值加以认知。

育才馆《雅乐讲义》成书缘起及著者身份考辨

20世纪上半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雅乐在传续三千年后,因社会制度巨变而呈中断之势。1921年山西省政府在阎锡山的倡导下开展振兴雅乐运动,并在省内掀起了雅乐传承热潮。《雅乐讲义》的成书是雅乐科日常教学及雅乐文化传承、普及的现实需求。著者生平经历、学术身份及文化诉求是深入理解讲义撰写内容和全面而客观审视相关音乐史事的必要前提与基础。

汉代雅乐考论

“雅乐”一词在先秦典籍中不见经传,是由孔子最早提出和命名。追根溯源,关于“雅”字的解释,历史上众说纷纭,古代文献中更是各执一说。由于经历自春秋战国之后的战乱和秦火,礼乐制度遭到破坏,郑声乱雅,雅乐已难寻其貌。汉代统治阶级根据政治的需要,重新树立雅乐的地位,汉代乐府兴衰百余年,乐谱虽已亡佚,今可考曲调包括雅声、楚声、新声和胡声。汉代雅乐遵循古制,在雅俗并举之间,不断推陈出新。雅乐复兴虽然多有缺陷,但在汉乐府的影响下,楚声大振、胡乐入雅、新声变曲使得汉代礼乐文化走出一条行之有效、富有特色的雅乐之路。

先秦“乐教”观念与雅乐内涵的转变

乐源于“事神致福”的祭祀活动,“声教”倚重于乐,口述文献谐声押韵,比之音律便于记诵、传播。乐对政教功能的承载延伸了“乐用”范围。殷周之际,“礼乐”的价值内涵从“事神致福”转向“尊道崇德”,周人以“德音”价值导向构建了完整的雅乐体系。周朝东迁,雅声渐微,郑卫新声以世俗化、享乐化的特质逐渐崛起,乐教的“德育”作用被消解。孔子“正乐”赋予雅乐“仁”的内涵,雅乐的权威性随之转变。

明代雅乐曲辞关系考论——以李之藻《頖宫礼乐疏》为中心

作为音乐本体的雅乐和作为歌辞的乐章,共同构成了明代典礼仪式中的功能性用乐,明代的雅乐乐章因此具备音乐文学的特质。长期以来,学界将明代雅乐的曲辞关系等同于一字一音,这与明人论述雅乐有所偏差,也不尽符合明代雅乐谱所标记的音乐状况。《頖宫礼乐疏》为儒学生员等初学者而作,以明代神乐观演奏的雅乐为依据,较之律吕字谱展现了更多的音乐信息,其目的正在于将国家雅乐相对规范、细致地传承到州县一级。就其中记载所见,丁祭雅乐歌辞的单字演唱以琴瑟十三字操缦法作为节奏方法,乐句之中也有相对稳定的曲辞配合关系,单字和乐句均呈现出音乐本身的丰富性。随着礼学复兴与礼乐教学需求的增加,明代雅乐谱逐渐向标记清晰、通俗的趋势发展,探究相关乐谱,不仅有利于明清雅乐的探索与还原,也为明代文学的歌与诗、声与辞等问题提供了新的切入角度。

出土西周甬钟的时空分布与周代雅乐的精神特征

青铜乐钟是周代的代表性乐器,与周代雅乐的形成密切相关。西周甬钟作为周代雅乐的主奏乐器,与新石器时代的文明遗迹有着明确的传承关系,融合了黄河、长江两条大河流域的文明成果。在西周甬钟发展演进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时空框架、区域差异、文明演进道路差异等表现和动因,对研究周代雅乐的发展与中国古代艺术精神的形成具有基础性、启示性的作用。青铜乐钟与周代雅乐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尊重传统的连续性、善于融合的创新性、不断进步的卓越性这些突出特征。

谨遵礼制,复兴雅乐——论杜夔的音乐人生

杜夔,作为一位精通雅乐的乐官,先后辗转多个地区,曾效力于汉灵帝、刘表、曹操等人。杜夔为东汉效力之时,任雅乐郎一职,主管东汉宫廷的雅乐;荆州避乱之时,奉刘表之命,与孟曜共为汉主制雅乐;效力于曹操之时,他带领魏宫廷中的乐官,为魏雅乐创制作出重要贡献。杜夔传雅乐四曲,既保存了传统雅乐,又丰富了魏宫廷用乐。此外,杜夔在《广陵散》的传承与发展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从《七德舞》与《立部伎》看白居易的“刺雅乐之替”

白居易的《七德舞》与《立部伎》都曾遭到后人的误读和诟病。本文从宫廷乐舞《七德舞》的产生与流变契入,考察《立部伎》的乐舞组成与艺术特色,在文献、乐舞、诗歌三个层面综合梳理的基础上,审视白居易"刺雅乐之替"的真正含义及其合理性,并分析了这两首歌诗的价值与意义。

舒雅乐治疗药源性口干症

舒雅乐治疗药源性口干症吉中孚，李道，刘士成，林瑞明（北京回龙观医院，１０００８５）舒雅乐（Ｓｉａｌｏｒ）是一种催涎剂，其主要成分为茵三硫（Ａｎｅｔｈｏｌｅ－ｔｒｉｔｈｉｏｎｅ）。我们于１９９３年５月～６月应用法国利雅药厂生产的舒雅乐治疗由三环类抗抑郁...

刘几与花日新的郊游——兼论北宋中期教坊乐和雅乐之改革

雅乐主要负责宫廷祭祠音乐,教坊乐主要负责朝廷宴饮音乐,从北宋初期至中期,二者乐律不同,乐器有别,歌词体制相异,泾渭分明。这一情况至神宗时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花日新和刘几,一为教坊副使改造教坊乐,一为太乐修定官改制雅乐。二人一前一后的改乐,体现着雅俗的互动互补。花日新主张教坊乐去噍杀之声,“导中和之气”,俗中求雅,更将新乐施之于雅乐殿堂,另一方面,刘几等人在太乐的改造中也自觉地吸收了当代教坊俗乐成分,将教坊乐主动的“拿来”,以至雅乐中出现“郑卫”之声。而刘几的改乐显然于花日新改乐有着很强的承传关系,其“律主人声”的制乐观与花日新要求的歌者之声与乐律之和协配合前后非常一致,体现着共同的音乐主张。从刘几等人和花日新的交游中,宋代乐工与词人的合作情况亦可略见一般。

舒雅乐治疗精神药物引起口干的双盲对照研究

舒雅乐治疗精神药物引起口干的双盲对照研究刘连启，刘贤臣，郭传琴，翟静，李菊生，张淑芹，包锡卿，张成华，王送成，唐济生精神药物引起的口干在临床上颇为多见，且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舒雅乐是法国利雅大药厂生产的一种催涎剂，为评价该药对精神药物源性口干的治疗效...

以《太常续考》为个案的吉礼雅乐解读

本文以明代《太常续考》为研究个案,结合多种文献对吉礼大中小祀用乐之不同进行辨析,重在对大祀所用雅乐从多层面进行解读,以把握雅乐本体的深层内涵。

周代礼制的嬗变与雅乐内涵的变化

周代礼乐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成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一过程正好与雅乐体系的发展与成熟相一致,与《诗》文本的结集和形成相一致。雅乐作为周代典礼制度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典礼的内容与形式直接决定了雅乐的艺术构成,而典礼制度的发展变化,带来了雅乐内涵的变化。典礼、雅乐和《诗》三者同源同构,三位一体,共同构筑起周代礼乐文化的整体框架。三者关系的解构,同时也意味着周代文化的转型。

唐代雅乐简论

雅乐泛指宫廷祭祀活动和朝会礼仪中所用的音乐,起源于周代礼乐制度,政治严肃性、儒家思想正统性是其制作之着眼点。然至唐代,历朝君王重燕轻雅,雅乐制作较之他代尤简;朝廷喜尚享乐,祭祀大乐援引芜杂,民间小调、西域民族音乐、佛道曲调掺杂其中,使雅乐的娱乐性得以凸显,政治功用弱化,形成了大唐雅乐独具之特点。

论先秦俗乐、雅乐的音声特征

先秦俗乐,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感观审美欲望的需要,因而其音声中便包含“淫”、“过”、“凶”、“慢”四种特征;先秦雅乐,主要适用于宗庙、朝堂等仪式需要,因而表现为缓慢、平稳,肃穆、庄严,广大且曲直得当等音声特征。中国古代诗歌史或音乐史的研究,往往只是关注于俗乐向雅乐的转化,忽略了雅乐向俗乐的转化规律。雅乐受“礼”的约束,在音声上不能恣意变化,因而不如俗乐音声丰富。在人类精神生产与消费规律支配下,雅乐必然会突破礼仪约束,寻求自身的丰富,进而转化为俗乐。

古乐新韵——近代赤峰雅乐探析

本文对赤峰雅乐的产生形成,演变传承情况,赤峰雅乐形成的文化渊源和研究意义做了初步的研究探讨,旨在通过对赤峰雅乐的系统研究,使人们了解、认识赤峰雅乐,欣赏其独特的艺术风格、韵味,促使赤峰雅乐在丰富草原各民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陶冶人们的高尚情操,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大区、文化强区而发挥应有的作用。赤峰雅乐的研究、整理、发掘,推陈出新,对于传承中华民族的艺术精华,凝聚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弘扬草原音乐历史文化、促进内蒙古东部草原音乐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