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体、野体、鄙体、俗体”新释——唐诗文术论札记

殷璠《河岳英灵集叙》提出的“雅体、野体、鄙体、俗体”不仅指语言使用上不同而产生的文体区别,而应指整体风貌的优劣区别。所谓野体,应指过于艺术粗糙,质直粗朴之体。所谓俗体,可能是多写尘世庸俗之想,声高曲下之体。所谓鄙体,是格调低下,文风浮靡之体。所谓雅体,可能是在兴象寄托,辞采清秀雅润的基础上表现淳朴淡泊的高雅感情。这可能包含对齐梁文风的认识和当时文学状况的忧虑,对文学发展走向的一种思考。

《河岳英灵集》诗体观念探源

盛唐殷璠在其《河岳英灵集》这部当代诗歌选集的"叙"中提到了"雅体、野体、鄙体、俗体",并将辨体当作是编者的首要责任,论诗时也常提及"体";此集在编选体例上倾向于选古体诗,古体占全集的四分之三;他又强调"雅体",将之当作艺术水平最高的一种诗体。这些都表明《河岳英灵集》有其独特的诗体观念。殷?的诗体观念从何而来?本文透过整个初盛唐诗歌发展的脉络,着重分析了初唐诗歌理论、盛唐诗歌不断深化的创作实践复古潮流以及题材审美、抒情范式上的探索,对殷?诗体观念形成的重要影响。

基于核心素养的校本课程建设实践探索——安徽省安庆市舒巷小学“六雅”课程建设实践探索

本文基于“五育并举”课程理念,围绕志雅、文雅、思雅、博雅、艺雅、体雅六个方面,探索构建“六雅”课程体系,根据课程活动化拓展与活动课程化实施策略,通过丰富课程载体,创新学习形式,营造课程式校园文化氛围,引导学生在多元化校本课程体系中,满足多样化学习需求,获得个性化发展机会,促进每一个学生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

新体诗的突围——景龙之际宫廷诗人的复古实践与诗体革新

新体诗自诞生起就广受争议,在龙朔前后更是达到高潮。但上官仪、"四杰"或者陈子昂等人,在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时,常陷入新的困境。最终带领新体诗走出发展之障碍重围的,却是景龙之际理论呼声并不高的宫廷诗人。他们的现存作品体现了积极的复古实践和具体、细致的诗体革新,包括:真正挥别新体诗律的"嬖积细微",完成了诗律的定型和普及;廓清了上官体过大的语量,利用从生活、文本习语中获取双音节词、双音复合词入诗,去除辞藻的壅塞;而最为重要的是在诗歌主题与审美趣味上作了有益探索,发展出盛唐"雅体"的雏形。

强震崩塌岩体冲击桥墩动力响应研究

雅(安)—泸(沽)高速公路YK136+097西冲特大桥16#桥墩岩质边坡发育的陡倾坡外结构面与风化卸荷裂隙构成倒悬危岩体。该区属高地震烈度区(VIII度),运用非连续变形数值分析(DDA)方法,对危岩体在强震作用下的失稳模式、破坏规模、运动轨迹及对桥墩冲击的动力响应进行模拟研究。演进过程如下:强地震力作用产生放大效应,使突出山梁部位岩体首先震裂、抛掷,接续为中下部岩体沿卸荷拉裂面溃崩解体,滑体进而沿主控结构面整体滑塌、冲击桥墩。统计分析坡体及桥墩监测点位移大小和变化特征,表明桥墩上各监测点位移与地震节律呈正相关,在失稳岩块撞击及堆积岩体推挤作用下,系梁与桥墩顶端变形及永久位移较墩身其他位置大,这一过程与"5·12"汶川地震滚石冲击桥梁破坏现象吻合。在对坡体及桥墩变形量化分析基础上,依据强震触发崩塌特征提出了桥梁边坡危岩防治方案。

汉代文体观念论略

除个别著作外,汉人对文体的认识和观念相对缺乏集中、系统的阐述,而在创作实践中却往往流露出不自觉的文体意识。四言雅颂体正体地位的确立及其在诸种文体中的渗透、摹拟文风的盛行以及汉人在辞赋创作中对"丽"的追求,均是考察汉代文体观念的重要侧面。在汉代,文体规范的总体标准为"雅正"。魏晋以后的文体论者,正是在汉人的基础上肯定和发展了"丽"的概念,并逐渐将"雅丽"树为理想文体的审美标准。

厉鹗的文体观念

厉鹗的诗词理论有重文轻道的倾向,他对诗词的艺术分析有明显的辨体色彩。传统的文体分析注重文体的共性,厉鹗的诗词文体注重的是文体的个性,他认为诗词文体的共性是建立在个性差异基础之上,没有个性便不会有共性。诗词是文人雅趣的表达方式,作为传统的文人,厉鹗认为雅是诗词的本性,反对粗豪和低俗的语体,诗文的话语方式要能体现文人的审美趣味。厉鹗还认为作家应该创造富于个性的诗体或词体,这是一个作家在创作上成熟的表现,创体要从学识的积累和品性的修炼入手。

从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看“毖”诗的两种范式及其演变轨迹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和《芮良夫毖》所出现的"毖"诗名称,不见于传世文献,是新的研究材料。这两篇诗都以儆戒为主要内容,带有深切的忧患意识,使用相同的套语,有共同的文体特征,但在创作对象、适用场合、篇制、风格等方面也明显不同,代表了"毖"诗的两种范式,即颂体范式和雅体范式。两诗分别创制于西周初年和西周晚期,在时间上有先后,这使我们有可能把它们放在历史进程中讨论,并对"毖"诗的发展演变轨迹做一些思考。总体上看,先秦儆戒诗经历了由仪式儆语发展为仪式儆戒诗,由仪式儆戒诗发展为献诗陈志儆戒诗两个阶段。

略论隋诗对唐宋诗词的影响

隋诗转变了齐梁以来的淫靡诗风，推动了诗歌的格律化进展。隋诗的而辞雅体及其优美的语言风格，对唐宋诗词的兴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初唐诗人深受虽未入唐、成就却很高的隋代诗人的影响，他们化用隋诗词句的情况时时可见。盛唐受隋诗影响最大，如边塞诗、田园诗等。连大诗人李、杜也不例外，尤其是杜甫，受隋诗影响更大。中唐也没有忘记在隋诗中吸取养分。晚唐受隋诗影响较小，但在温庭筠、李商隐等重要作家作品中，也是有迹可寻。宋代诗词受情诗影响要小得多，但隋诗中一些高度凝炼的语句，仍是宋人乐于吸取的。归结上述种种，以“起衰中立”四字来归纳隋诗在文学史上的作用则是公允的。

仪式的“绾合”与“漂荡”——《诗经》农祭诗文本结构溯源蠡测

祭祀仪式推动主导着《诗经》农祭诗的文本结构形态产生变化,使之呈现多样丰富的景致。分析各叙事质素所占权重及叙事逻辑编排方式,其文本结构形态可分为:线性时间贯穿的圆形循环结构;祭祀仪式统摄的程序化封闭性结构;外部叙事质素介入祭祀仪式的混合型结构(半开放性结构);外部叙事因素占主导,祭祀仪式退却的开放性结构。文本结构不同则是由周王室社会时代的变迁,雅颂之体对于籍田礼仪进展程序的捕捉与表达,农祭乐歌诉诸的农业之神、祖先崇拜在神格属性、等级上的差异等因素造成的。然农祭诗文本结构的相似性特征,是与周王朝始祖神话的记忆孑遗,农业立国之本的重视,国人对于丰穰之年的诉求期盼、民间信仰绾合在一起的。

西汉韦氏家学诗义考

汉人传《诗》重家学,有鲁、齐、韩、毛四家说,然亦有"家族"与"家数"之分,古人所言"《鲁诗》起于申公,而盛于韦贤",实为"家数",而西汉韦氏自韦孟到韦贤、韦玄成、韦赏等治《鲁诗》,又彰显其"家族"的特征。由于《鲁诗韦君章句》不传,故《汉书·韦贤传》所载韦孟《讽谏》、韦玄成《自劾》诸四言诗,以及韦氏家族中人奏议文引《诗》之现象,既可印证韦氏治《鲁诗》之特色,亦可于中探寻韦氏《鲁诗》学的家族风徽与诗学义理。而韦氏以"诗"传《诗》在西汉诗歌创作中的特殊地位,又昭示诗史之线索,即对宣扬"邦家之光"与"德音是茂"之《雅》体诗传统的继承。

元代后期诗风的变异

元代中期的诗风，以“雅正”为主要的审美倾向，平正温厚，是一时诗坛之旨归，有盛唐之形貌，而无盛唐之内质。而在“延佑”之后，元代诗坛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改变了以“雅正”观念为“一统天下”的格局，产生了更加多样化的风格。萨都剌、马祖常、乃贤、丁鹤年、泰不华等色目和蒙古族诗人的绚烂多姿的创作，使元代诗史更加丰富厚重。

花间鸟隐 风月无边 黑色瞳仁中的司马之陶

两年前,奥地利人Thomas Bohle在家乡偶遇被称为“雅体”的中国古代文字,深深地爱上了这件曾经辉煌一度消失殆尽重又复生的艺术瑰宝。2004年夏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