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雅俗流变与中唐乐人诗的新开拓

中唐雅乐建制整体处于停滞状态,俗乐却因为君王喜好及朝廷鼓励与政策支持、宦官集团的高度重视及藩镇的着力追求而走向全面活跃,这种发展格局带来了中唐宴乐之风的全面兴盛。由于诗歌的创作与表演是中国古代社会宴会的传统内容,宴乐之风的全面兴盛对中唐诗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受此风气的影响,作为中唐音乐诗重要类别的乐人诗有了新开拓:就内容而言,淡化了乐人的容貌描写,重视刻画他们的表演神态,并以容貌来反衬精湛的技术;注重乐人的技艺描写,详及表演的过程、曲目和歌辞等;全方面描绘乐人的生活,包括拜师学艺、受雇表演、日常生活和人生归宿等;深入乐人的精神世界,涉及其对音乐的热爱精通、丰富情思、文学才华及对友谊爱情的珍视等。就情思而言,不但表达对宴会主人或乐人雇主的感谢,而且涉及诗人的自我人生感怀、对社会弊端的批判以及对过往历史的反思等。全面考查音乐雅俗流变、宴乐之风及中唐乐人诗三者的关联,对于了解唐代诗歌发展历程的丰富及审美风尚的变迁等有重要的价值。

从符号双轴看杂技雅俗的当代阐释

杂技在当代的发展一直没有厘清的一个问题是“就雅”还是“就俗”。双轴关系是任何符号文本所固有的品质,杂技作为身体表意的符号美学,其聚合轴与组合轴的选择与组合造就了其在不同时期的雅俗品质。当代杂技艺术在聚合轴的丰富性上不断做出各种尝试,从身体表意、服装、化妆、道具的配合到叙事内容的意义阐释,有了多样聚合,才有多元文本,聚合轴上的多样选择使得当代杂技呈现出“双轴共现”文本增生现象。解释的力量决定了符号发出者和符号文本的结构方向,解释意义在符号过程中的重要性决定了群众“聚合参与”的可能性,杂技艺术产业是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表现之一,时代主旋律因素赋能为其提供了新的发展可能。

雅俗共融:红山文化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现代转化

本文深入探究了红山文化在现代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特别是造型提取、纹样提取和色彩提取这3个关键设计方法。通过分析红山陶器和玉器的独特风格与文化内涵,强调了其现代转化的重要性,旨在保留原始韵味的同时赋予新的生命力。在现代转化过程中涉及的根本问题是如何让大众深刻体验红山文化魅力并树立文化自信,设计需忠实于红山文化精神,符合其个性,使文创产品成为有效的文化传播媒介。红山文化与现代设计结合,不仅是传统文化的致敬,也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途径,红山文化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是连接历史与现代、传统与创新的桥梁,展现了红山文化在当代社会的活力和可能性。

雅俗之辩:晚清媒介转型与文人书写体式选择研究

晚清之际,从书籍到报刊的媒介转型开启了文人书写语言的雅俗转型,并对后世的文人书写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漫长的典籍媒介时代,中国文人在书写实践中形成了“趋雅避俗”的价值观念,且一直规范指导着文人群体的日常书写行为,然而报章媒介的崛起催生了“去文返质”的通俗白话书写。为了改变典雅书写的惯习,坚持通俗化书写的文人群体以“信息传递观”为文人的典雅化书写祛魅,同时将通俗化白话语言与民众启蒙、开启文明等理念相勾连,为通俗化书写正名,推动了书写观念的转型和价值信仰的革命。本文采用文化心理学方法,剖析晚清文人在媒介转型和雅俗之辩中的书写选择、身心阵痛,并尝试对人类历史中媒介、语言与文人之关系作出诠释性理解。

五四时期中国诗歌新旧论争中的雅俗之辩

雅与俗这一对美学范畴是五四时期中国诗歌新旧论争的一个重要议题。新旧诗人围绕诗歌的风格取向、诗人的写作姿态以及读者的接受效应进行了深入的对话与抗辩。当新诗人群体以平民代言人的姿态,高举以白话代替文言、以自由体代替格律体的大旗,对中国诗歌的崇雅传统进行批判和解构时,旧诗人群体则以抗辩的立场不断对其进行反拨和纠偏。与此同时,新诗人群体内部也在不断调适和修正自身的新诗立场与写作姿态。五四时期新旧诗人围绕中国诗歌的雅俗问题进行的论争,不仅成为中国新诗品格建构与重构的动力之源,同时也推进了旧体诗词的现代转型,为当下中国诗歌创作在新旧雅俗之间寻求艺术平衡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传承与异质:宋代诗论与词论雅俗观辨析

宋代诗论和词论中的雅俗观之异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就发展趋势而言,偏重于“会通雅俗”与“重构雅俗”之别。二是就内在结构而言,是“文”“质”之异。三是就情感倾向而言,侧重于“褒扬”与“贬抑”之不同。四是就审美理想而言,主要是“枯澹”与“清空”之异。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在传承中呈现出不同的特质。辨析宋代诗论与词论雅俗观,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厘清宋代诗论与词论雅俗观中的复杂内涵和其内在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还有助于重构雅词词统。对“永依声”和“声依永”的探讨有利于我们恢复传统的歌诗传统,为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

中唐诗歌研究的新开拓--读柏红秀《音乐雅俗流变与中唐诗歌创作研究》

唐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唐诗研究,也是学术界长期以来的热点。如何将成熟的唐诗研究再往前推进,是当下唐诗研究者所要面对的一个难题。有人通过唐代重大历史事件来读唐诗;有人将唐诗与地域文化相结合;有人将目光转向域外,追寻唐诗的海外传播之路;柏红秀则将唐诗创作置于唐代音乐雅俗流变的背景下来进行考察,撰成《音乐雅俗流变与中唐诗歌创作研究》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下文简称“柏著”),不由令人眼前一亮。其实,从音乐的角度来探讨唐诗的创作,任中敏先生已开先河,他称之为“唐代音乐文艺”研究。现在柏红秀又引入“雅俗”的视角,将“唐代音乐文艺”研究推向纵深。

从《园冶》铺地篇看明末园林雅俗之辨

计成是明代著名的造园家,《园冶》是他根据自己一生的造园实践创作的一部作品。尝试从美学、历史学角度切入晚明社会,以《园冶》铺地篇作为研究对象,剖析《园冶》中的造园艺术与美学思想,并从3个维度上进行研究。一是介绍《园冶》铺地篇,强调晚明时期是铺地重要的转折时期;二是从铺地自身的角度进行解析,总结铺地脱俗之法;最后,以铺地雅俗为前提,探析明末造园家的雅俗观。

论时代文艺雅俗并荣的审美理想形态及其价值诉求——兼论《闯关东》的文艺典范之力

优秀的文艺作品应是雅俗并荣、现实性与理想性并举,既触及现实人间的此岸,又指向理想世界的彼岸,能够以精湛的艺术技巧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春风化雨般地浸润接受者的心灵世界,带给主体跃迁式的人格高扬。电视剧《闯关东》作为一部立足民间立场的平民史诗,既扎根百姓生活,又向着审美理想不断进取,在雅俗兼备的审美创造中寄托了深邃的精神意旨和浓厚的人文关怀,充分实现了文艺的精神导引之力、人格提升之力以及润泽心灵之力。

平遥纱阁戏人遗产的“雅俗困境”与超越

纱阁戏人是明清时期流行于平遥地区的一项独特的民间艺术。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其功能经历了消解与重构,呈现出由“俗”艺术向“遗产化”再到“雅化”的功能转向。民间艺术的“雅化”是在其审美性基础上进行的艺术创新,为其存续发展带来一线生机。但需要注意的是,“雅化”背后也面临着民间艺术失其本真性、难以被艺术世界认同以及有悖于非遗传承保护宗旨的“雅俗困境”。因此,非遗保护需要建立超越“雅俗”的突围之路,一方面是构建本土民间艺术美学话语体系,另一方面是为民间艺术营造适合其生存发展的文化生态壁龛,使其自身保持蓬勃发展的生命力,以实现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和可持续发展。

雅俗视域下的宋人贬杜论平议

在“以俗为雅”观念的影响下,宋人对杜甫诗中善用俚语、即俗为雅者推尊颇多。然而,杨亿、欧阳修、苏轼、吕本中等人尝有杜诗“不免村夫子”“有俗气”“真村陋”“颇近质野”之论,洪迈、严有翼等亦尝围绕着“友于”一词的使用,斥杜“未能免俗”“徇俗太过”。诸家贬杜由单纯指摘杜诗之俚俗,到客观评价其“俗不害雅”,再到针对具体俗词,与尊杜者观点相击撞,充分挖掘杜诗中的“俗中之雅”,这些对杜诗用俗不同程度的认识与批判,体现着宋人“俗”概念的不断深化,也折射出时人雅俗观的渐次演变与成熟。

雅俗的流动:沈周和文徵明应酬绘画比较研究

沈周和文徵明的应酬绘画是能够体现其雅俗观念和艺术旨趣的重要绘画类型。沈周善以观众导向的创作思路和一象多意的意象铺陈,表达对受画人的颂赞与祝福,其绘画中自我隐退和抒情对象前移的特征十分明显。文徵明则积极改造图式,来使绘画成为“隐然有祝颂之意”的不俗礼物,以此标定和强化画家自身文化精英的身份。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元代雅俗文学的发展

元代多族共居,多元文化并存且共同发展,北方草原文化、西域商业文化与中原传统农耕文化交汇融合,蒙古、色目等民族的儒士文人认同并向往中原文化,接受华夏正统意识,在认可认同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文化的基础上,有了共同的生态领域,形成了新的国家文化观念。元代文人同属于这一文化领域,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多民族多元文化的融会,发生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的元代文学所体现的社会审美意识、文学观念及其创作的内容、形式和风格等都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尤其是雅俗文学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时期鲜明而独有的特点。

北宋乐论中的雅俗之辨

雅与俗是中国音乐美学史上的重要范畴之一,在历代乐论中表现为关于雅郑、古今、华夷的三种讨论。北宋时期,由于儒家思想的复兴与雅乐制度的改革,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乐论资料,其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就是雅俗之辨。为了修正雅乐、厘清雅俗,宋人分别从“崇雅斥郑”“是古非今”“尊华攘夷”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讨论,既是对先秦以来儒家传统思想的继承,也带有宋代儒学复兴的发展特点。

雅俗之辨对办刊的启示

《特别关注》杂志的“书中事”栏目极富特色,为杂志的品位和格调,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特别关注》确立了独特的叙事模式,即“雅事俗说,俗事雅说”。一、编辑智慧的结晶“雅事俗说,俗事雅说”,这八个字的率先提出,并运用于办刊实践取得成功的人,是作家韩少功先生。20世纪90年代,韩少功创办《海南纪实》,定位“雅事俗说,俗事雅说”,要让“初中以上的人,都能读懂、感兴趣”。后来,韩少功改造《天涯》杂志,设“特别报道”栏目,也沿用这一说法。

中国画的“雅俗之辨”

在中国画的审美范畴中,雅与俗是一对历史性的概念。它们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审美观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雅俗之间的对立关系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二者由对立逐渐走向融合。本文通过雅俗之划分和雅俗之融合两部分来论述“雅俗之辨”,纵观历史绘画风格之演变,尽可能系统地对中国画的“雅俗之辨”做个分析。

新时代电影艺术与传统文化的雅俗共赏——以《哪吒之魔童降世》为例

自古以来,“雅”“俗”文化在形式上就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无论是社会风俗层面还是对文化的批判,总喜爱以雅俗来加以区分。在最早的西方艺术史中,“雅”“俗”是对立存在的关系,“雅”精致而具有典型性,“俗”较为粗放而具有广泛性。往往用雅俗共赏的眼光看待事物,视为最佳。文章着重以优秀动漫影片《哪吒之魔童降世》为例,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取材的故事背景、角色、场景设计等,探究雅俗文化如何以电影语言的形式体现及其发挥的重要性。

自有風味:淺談散曲雅俗有致的本質

本文提出一種新的散曲分類法,横截面式地討論分析了散曲一方面是如何處理不同的語域,另一方面又是如何將現有的主題和媒介再語境化。具體地説,文章聚焦三類散曲:重點呈現日常生活片段的歌曲,爲朝廷節日慶典助興的歌曲,以及回顧中國歷史上包括文學史、宗教史上的模範人物的歌曲。本文表明:日常歌曲和朝廷主導的歌曲尊奉即時性美學,而某些雅俗有致的歌曲則更爲清晰地呈現出具有不同導向的超媒介特徵。

潮汕游神:雅俗共赏文武并重

潮汕人的祖先大部分来自中原的河洛和河东地区,先民在千里的迁移过程中,为对抗恶劣环境,逐步形成了冒险开拓、强悍进取的族群秉性,这体现在情感流露最为原始与自然的游神活动中。潮人勤俭节约,但在游神方面的支出却相当大方。好多村民在游神这几天,遍请亲朋。

兼收并蓄 雅俗共赏——中国美术馆藏任率英作品赏析

任率英(1911—1989)是中国工笔画家、连环画家、年画家。他的早年艺术生涯充满艰辛,幼时曾在镇上老画工冯老智的画室观摩,并广泛地接触各类传统艺术,包括多种民间艺术和传统文人画作品。20世纪30年代初,任率英通过各种函授课程开始学习西方绘画技法。1934年,他参加了北京国画函授班,学习中国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