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制与国际关系——论色诺芬的《雅典政制》

《雅典政制》是否为色诺芬所作,学界虽然持有很大的争议,但无可争议的是,这部作品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部为民主政制辩护的作品。《雅典政制》为民主制度的辩护,其核心在于民主政制最能够维护雅典民众的利益。就雅典城邦内部而言,民主制度最能够维护城邦中民众这部分群体的利益、自由和平等,为了达到目的,他们甚至在政治制度上采取了某种贵族政制的原则;就城邦(或者国际间)关系而言,当时的提洛同盟令所有其他城邦成为民主雅典的"奴隶"。从本质上来说,以利益为旨归的民主政制间的国际关系必然导致剧烈的冲突或者某个城邦对其他城邦的奴役。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汉译举误

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是研究古希腊政治史的重要史料。主要的汉译本有两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本在学术界影响较大。两个译本都存在多处翻译问题。本文以商务印务馆出版的译本为对象,摘其要者36处从古希腊文原文出发一一辨析,并引后者加以对照。本文的举误以指出字句上的误译为主,间或考证史实说明文意,这方面主要建立在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些地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艰辛的民主之路——读《雅典政制》有感

《雅典政制》是亚里士多德唯一一部存世的古希腊城邦研究著作,讲述了雅典城邦制度的发展情况,细致梳理了雅典民主的诞生和发展历程,对我们认识和研究雅典民主有重要帮助。研读这本书我们可以得知雅典民主制度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一波又一波螺旋上升的演变过程,并且每一波都是有所反复,但进而推向更高的民主程度。

读《雅典政制》,评梭伦改革

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对雅典的梭伦改革有较为详尽的论述,对后人研究梭伦改革有相当大的价值。作者结合《雅典政制》,对梭伦改革的阶级立场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

雅典政制的现实思考

本文通过对雅典政制的理论渊源和政治现实分析，提出雅典民主和社会阶层论的现实意义。

“老寡头”的民主观——论伪色诺芬《雅典政制》的写作意图

在现代学界,伪色诺芬《雅典政制》被普遍认为是《老寡头》,概因学者并未深入分析这篇长文的内容和主旨。尽管作者“老寡头”在文中最醒目之处反复表明了自己的反民主观点,并且用很长的篇幅来批判雅典民主;但是,在批判之余,他又立即为雅典民主辩护,并且承认雅典人已成功维护了他们的民主政体,不存在推翻的可能性。同时,民主政体仍然允许贵族在政治上崭露头角,雅典帝国又能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所以贵族普遍选择适应民主政体。面对这些现实,作者暗示寡头派们应该放弃原有政治立场并且适应当下的民主政体,这或许是它的写作意图。

伪色诺芬《雅典政制》史料价值初探

伪色诺芬《雅典政制》作为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的历史文献,对于研究雅典政治状况、原提洛同盟"盟邦"与雅典的关系以及探析民主政治的实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作者主要从平民的权利、海上霸权两个方面论述雅典民主制保持完好的原因,评述"盟邦"主权遭到雅典侵夺的历史事实,从而证明雅典民主制乃是建立在全体雅典人对非雅典人剥削、奴役基础之上的。当政者所采取种种强化民主的措施,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雅典人的根本利益。

《雅典政制》所载克里斯提尼的部落制改革再思考

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改革是雅典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次影响深远的标志性事件。本文以《雅典政制》为基础史料,结合其他古代作家的记载,详细考辨《雅典政制》的相关记载,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克里斯提尼的部落制改革。基于文本分析,本文认为,克里斯提尼改革中重新划分部落的直接意义有两点,一是将全部居民混合起来。扩大了公民的政治参与度;二是将部落作为五百人议事会和十将军的选举基础。另外,德莫作为最小单位的公民集体,在国家形态的组织体系层面为城邦政治共同体奠定了基础。

略论伯里克利与雅典知识分子

伯里克利在实现奴隶制国家民主化过程中,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为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把雅典创建为“全希腊的学校,”变成“世界文化的中心”,做出杰出的贡献。古雅典知识分子队伍是由多个来源形成的,他们的才能得以发挥,雅典文明得以建树,与伯里克利执政时期为他们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伯里克利为知识分子创造的发挥才智的社会条件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还有文化事业方面的奖励政策。正是由于伯里克利的支持与鼓励,雅典知识分子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古雅典文明。

试论雅典宪法民主化的演进

一般说来,宪法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宪法是一批规则,用以管理一个有组织的团体的事务。这个团体可以有其他的细则,但是所有其他的细则都必须符合基本规则即宪法的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讲,早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宪法即已出现。事实上,在古希腊城邦时代,国家的法律就已分为根本性的法规和非根本性的法规。在雅典设有专门保护根本法的不法申诉制度。

试论苏格拉底政治思想中的极权倾向

苏格拉底看到了当时雅典民主政制与它具体表现形式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雅典公民的政治与法律素养难以保障真正民意的产生,要确保雅典政制的顺利运行,需要把政治决策权集中在极少数有专业治国知识并通晓统治之道的人手中,因此苏格拉底主张建立一种“精英治国”或“专家治国”模式。如果把他的政治思想落实到政治实践中来,可以看出他政治思想中的极权倾向,他理想中的统治者可以说就是一个极权的君主。

梭伦改革划分公民等级的标准问题考论

在梭伦改革划分公民等级的标准问题上,学者们的意见众说纷纭,令人莫衷一是。具体来看,分歧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四个等级的名称及划分是否自梭伦改革始;梭伦改革之前雅典社会分工和经济成分有无多元化;德拉科立法时"自由财产"是否已成为高级官职的任职资格;以及如何看待古典作家的记载。立足于古代文献资料,作出令人信服的考证,具有重要意义。

希罗多德与古希腊诗术的起源

在今天人们能够看到的古希腊文献中,poiētēs[诗人]和poiēsis[诗]用法首次见于希罗多德的《原史》,绝非偶然。《原史》并未讨论"诗学"问题,但为我们展现了古希腊诗术诞生的历史语境。如果要探究poiētikē[诗术]这个语词的语义问题,需要考察为何作诗与其他制作技艺在性质上的差异恰恰在雅典民主时期会成为一个问题。要恰切理解古希腊诗术面对的源初问题,我们必须深入理解雅典民主政治所面临的问题。希罗多德究竟是如今所谓的实证史学家抑或善于"制作"的诗人,古典学家虽然迄今没有定论,但希罗多德的《原史》是因应雅典民主政治时代及其问题的纪事体制作[作诗],却是不争的文本事实。

协商民主的边界

20世纪90年代,政治学界出现了一场重要的研究议题转向,即"协商转向",协商民主逐步成为理论界研究显学。该理论的出现无疑是一场重要的民主问题认知革命。它修改了代议制民主一统天下局面下人们对民主本质的认识:民主的合法性基石不是公意本身而是公意的形成过程,以投票为基础的聚合式公意表达过滤扭曲了太多的真实民意,以协商为基础的说理式公意表达更能促进公共福祉和社会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