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想到暴政——古典时代希腊人的雅典民主观

古典时代希腊人有关雅典民主的看法是矛盾的。部分政治家和雅典的普通公民如伯里克利、德莫斯提尼等认为,正是因为有了民主制度,雅典才强大和美丽,因此它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制度。但从公元前5世纪末起,由于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民主制度缺点的暴露,哲学家、历史学家如柏拉图、修昔底德、色诺芬等开始从各个角度批评雅典的民主制度。雅典民主因此被看成是不断衰败、政治混乱、无法无天的暴民政治。

雅典民主政治发端之论争

古典时代以来,有关雅典民主政治的起源学术界有几种看法。早先有学者指出,在希腊人那里已经出现了梭伦改革说、克里斯提尼改革说和提修斯说等不同观点。格罗特首次系统论述了克里斯提尼改革奠定雅典民主政治基础的理论。希格内特和拉夫劳勃强调,埃菲亚尔泰斯改革才是雅典民主政治真正的起点,并把民主政治作为独特的雅典现象。最近的研究提出了更多不同看法。莫里斯和华莱士分别从考古和文献史料出发,呼吁重视城邦制度中固有的民主因素;奥伯从人民革命的重要性出发,强调雅典人民的政治觉醒对创立民主政治的决定性作用;拉夫劳勃重申了民主乃海军和帝国政策产物的看法;埃德甚至认为,公元前403年之后,雅典民主政治才走向稳定和成熟。纷繁的观点之中,透露的是学者个人的政治观念与时代变迁,但也体现了史料基础的扩大与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重要影响。在现代与古代的对话中,学界对雅典民主政治的理解在不断深入。

从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看雅典民主的诞生与发展

雅典在公元前8—6世纪的二三百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的地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结构的改变而迅速提高．从而出现了让后世艳羡不已的“民主时代”（当然，即便如此．也未必就真正是“人民当家作主”，后世的美誉已变成一种放大了的光环）。在这个过程中，两场改革．即梭伦的改革和克菜斯特涅的改革起到了至天重要的作用．真可谓“天翻地褴”。从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这一文本中，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这两场改革的政治含义。

传统政治哲学对雅典民主的批判

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存在着一条贯穿古代希腊、罗马、中世纪的批判民主的政治思想主线,强调从事实与价值两个方面入手,突出对雅典民主制度下的公民品格、领袖选举、利益分配以及平等、自由等多个方面的批判,从而展示了西方民主文化传统的另一个侧面。

苏格拉底之死:雅典民主的反思

公元前339年,雅典先贤苏格拉底死于民主制,引发了持续至今的诸多争论。应该说,苏格拉底之死是走向激进民主的雅典公民对于自身的极度自信与苏格拉底自负式地对于公民的不信任的矛盾冲突的结果,既是苏格拉底个人的悲剧,也是雅典民主政治的悲剧。在他死后,城邦走向没落,民主趋于衰落。苏格拉底的死亡让痴迷于政治生活的雅典公民从中吸取了教训,也启迪了后人,代议制与分权制衡、思想自由理念的形成、重视法律,可能就是沉重代价的回馈。

“蛊惑家”与雅典民主

“蛊惑家”在雅典民主政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是雅典公众舆论的制造者,公民大会政策的建议者。作为民众的代言人,“蛊惑家”对于雅典民主的发展是十分有益的。但是,伯里克利之后的雅典“蛊惑家”逐渐失去了伯里克利制约公民的能力和个人魅力,并逐渐偏离了他们原本的职能。

让学生动起来 让课堂活起来——模拟雅典民主政治生活案例纪实

古希腊文化是世界古典文明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古希腊在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科学技术等方面创造了辉煌成就,民主制度也发展到一定高度。在小民经济体制下。

雅典民主政治的特征及对西方民主的影响

西方近现代民主政治的古典形式———雅典民主政治具有四个主要特征：实行直接民主制；主权在民，轮番为治；崇尚法治，绝禁人治；权限交叉的制约机制。雅典民主政治对西方近现代民主政治的影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原则；国家机构“三权分立”的组织形式；“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原则；

雅典民主制与西方法律传统

古希腊各城邦为后世提供的政治经验是极其丰富的,这不仅包括雅典的民主政治模式,也包括另一个极端的斯巴达寡头政治模式。古希腊城邦不同政治模式的尝试,使雅典民主政治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产生巨大的影响,并对后世法律资源丰富与成熟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苏格拉底之死与雅典民主政治中的自由

苏格拉底之死是西方文化史上的一桩公案,从古到今,论者甚众。近代以来,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多集中在"古代的雅典究竟有没有言论自由"和"古代的民主与现代的民主自由有无差别"等问题上,深化了对雅典民主政治的研究。本文针对近代以来西方学者的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述。

国内学者对雅典民主政治起源的思考

雅典民主政治由于它独特的风格和其深远的历史意义,一直就是国内外史学界讨论的热门问题。我国学者对雅典民主政治的研究也广泛而深入,其中对雅典民主政治起源的研究经历了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广博,涌现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科研论文和著作。

雅典民主成败原因之新探及其启示

雅典民主的形成至少有四个因素的作用:奴隶制经济、商品经济、政治理性主义以及希波战争的推动。然而,随着这些物质条件和思想环境的改变或消失,加之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雅典民主的衰亡也成为历史的必然。雅典民主的形成和衰亡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从苏格拉底之死谈雅典民主制度的衰落

文章通过分析雅典民主制度由盛到衰的社会背景，指出苏格拉底之死并不是雅典民主制度本身的牺牲品，而是在雅典民主步入危机时期之后与保守力量相斗争的牺牲品。苏格拉底倡导新民主概念试图解决雅典民主制度的内在矛盾，但以被判处死亡而终结。

古代雅典民主公民的建构

雅典民主的发展历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公民建构的过程,因为雅典民主的主体和中心是公民,故公民素质的好坏关系到民主的成败。公民的建构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公民意识的普及而达成的民主共识奠定了雅典民主的思想基石,在此基础上,民主制度的创新使公民获得了制度的保障而名副其实,民主实践则让公民真正成熟,雅典民主由此成为社会生活生龙活虎的现实。

雅典民主国家形成、发展与衰微的政治社会学再认识

雅典民主国家的形成、发展和衰微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并非根源于商品经济生产方式,抑或由商品经济生产方式而来的独立人格,它的形成是经济基础、利益格局和阶级斗争这三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观之,雅典民主既非绝对的民主政治,又非绝对的平民政治,它仅仅是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规律而已,梭伦改革和克利斯提尼改革的直接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社会各阶级利益的平衡,只不过在客观上推动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这段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西方国家所提倡的所谓的平民政治并不等于良性的民主政治;平民政治的基础和前提是公民素质的普遍提高;平民政治或者民主政治的好坏并非取决于理论层面的主观臆断,而是取决于其对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具有的作用。

国外雅典民主起源研究综述

当代西方著名古史学家雅克托·埃连伯尔格在其《从梭伦到苏格拉底:公元前六至五世纪希腊文明概观》一书的前言中说:只要人类继续存在,希腊文明就会以其多方面的活动给人类提供各种经验和借鉴,因此,人们对希腊历史的研究也就不会终止。同样的话也适用于对雅典民主的研究。尽管古典时代以来,尤其是十九世纪末以来,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古代雅典民主的起源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但迄今为止,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争论十分热烈。八十年代初以来,我国史学界对此问题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发表了一些文章,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见解。这里介绍一下西方学者的看法,对我们深入探讨雅典民主的起源,或许会有所启发。因见闻有限,难免挂一漏万,欢迎学界前辈与同人批评指正。

从陶片放逐法到苏格拉底的审判——雅典民主制理念的历史嬗变

雅典民主制中的放逐制度即陶片放逐法,通常被看作是平民与精英之间对立关系的表现;而苏格拉底的审判更是这种对立关系在事实上的体现。然而,从陶片放逐法的内容与影响来看却并非如此,它通过象征性的作用将上述张力具象化,以此作为对政治领袖与精英的内在约束,实现了内在张力的缓解与平衡。当这种内在约束失去效力时,不仅民主制的理念产生了嬗变,而且进一步使得张力恶化为对立,在历史上造成了苏格拉底之死的事实。反过来,陶片放逐法与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实际上都是对民主制理念的维护而非破坏,平民与精英的差异理应得到尊重,这才是正义与善得以实现的基础。

雅典民主政治的文化背景

雅典民主政治是典型的国家民主制度,是“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它在古代希腊的出现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为什么会存在于两千多年前希腊的雅典?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学者多着眼于对雅典经济基础的分析,视发达的小私有商品经济是雅典民主政治存在的决定因素,这无疑是对的.但是,对其存在的另一决定性因素—文化基础,却常常有所忽略.雅典民主政冶伊始,就有充满理性的希腊文化相伴随.

论雅典民主政治

不同的社会制度的民主制度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各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在形式上也各具特色,但对民主含义的理解还是有其共同之处,即“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就这仅有的共同之处来说,它已是相当古老的观念了。这种古老的观念最先产生于古雅典,并确定体现在雅典的政治制度中。古雅典城邦的政治制度开创了人类史上民主政治之先河,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了分析和研究的历史原型。研究雅典的民主政治,对于我们理解民主政治的含义和内容会有所裨益。

古雅典民主的现代启示

目前，我国正在尝试、探索政治民主化。而在这个方面，正如西门尼底的诗中所说的：“（雅典）这一个城邦，是人之师。”“雅典模式”开创了人类史上民主政治之先河，为我国探索政治民主化提供了分析和研究的历史原型。研究雅典的民主政治，对于我们理解民主政治的含义和内容会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