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五代北宋词的“雅化”进程

"去俗复雅"是歌词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标准,是词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纵观唐五代北宋词发展的基本走向,词的"雅化"演变进程,似一条红线贯穿于词史发展之始终.从词风大的转移角度着手,唐五代北宋词的"雅化"进程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敦煌民间词至"花间"代言词;从"花间"代言词至文人抒情词;从文人抒情词至大晟典雅词.大晟词人以四个方面的作为昭示了"雅化"的业绩.同时,大晟词人也将北宋词人创作以自然感发为主,转变为"以思索安排为写作之推动力",为南宋雅词作家确立"家法".

汉语新诗的“雅化”及其前景

从古代汉诗的发展路径来看,一种样式能不能最终达到高峰水平,取决于能否走出初创时期的相对粗糙,逐步实现自身"升级"。诗歌不管涉及何种题材,往往都不停留于原生状态或世俗水平的逼真表现,从内涵到形式都是最为倾向于"雅化"的文学样式,"雅化"因而成为汉诗"升级"的必然选择。抒情为主的艺术与叙事为主的艺术是一种互补关系,而非互相排斥、互相替代的关系,这种非"同质"关系,决定了所谓工业化时代、信息化时代由小说、影视艺术等取代诗歌为不可能的假想,信息化时代为诗歌艺术创造了重要机遇。

文人画的“雅化”发展趋势

中国文人画在发展过程中存在“雅化”的趋势。为了探讨文人画的“雅化”发展趋势,分析了文人画在发展过程中自觉地追求“雅化”以及与“雅化”相关的书法、传统文化、文人审美情趣和用印等审美特征,从而对文人画的本质特征有明晰的认知,并对绘画艺术创作起到推动作用。

忠实与雅化——从翻译伦理角度看英汉翻译中的“雅化”现象

"雅化"是传统翻译理论"忠实"观的体现和发展,是翻译伦理约束下的必然选择。其中,居于规范的伦理模式要求译者"忠实"于读者的期待,而服务的伦理规范要求译者忠实于翻译的发起者。

历史时期中国汉语地名“雅化”类型研究

“雅化”被认为是历史时期中国地名演变的一种突出价值取向,但既有研究对其内涵与范畴缺乏明确的认知与界定。针对历史时期“不雅”地名更易叙事进行分析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历史时期中国汉语地名的“雅化”,主体上是以汉民族的三大阶层性文化心理价值取向为衡定,以不同类型的雅化对象、取向、路径与方式为体现的广义“雅化”;雅化对象可划分为“不善”“不正”“不美”三大类地名,雅化取向可分为大众吉化、儒家教化、文辞美化三大类;雅化路径与方式相应分为“依本雅化”和“换新雅化”两大路径及其主导下的11种方式。地名雅化反映了历史时期广义的“不雅”认知,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地理空间上的渗透与扩散;同时也必然有其历史局限。地名雅化应与地名的地域识别、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三大主体功能相适应。

禁忌文化与翻译中的“雅化”

译者受文化差异的影响必然在翻译过程中对源语文本加以变通,从而产生符合目的语文化的文本。由于中西文化在道德伦理价值观上的差异,在英汉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采用"雅化"的方式对源语文本中不符合目的语文化的禁忌文化进行淡化。本文以文学翻译实例为佐证,从中西文化差异的角度对文学作品翻译中的"雅化"进行解读。

明末湖州戏曲插图的“雅化”风格

惯常以为,明末市民文化盛行,正处于古代戏曲的繁盛期,戏曲书籍插图应该迎合市民阶层的口味,以获得更多市民的青睐。事实上,明末湖州戏曲插图流行"雅化"风格,而不是"民间化"风格。如明末苏州、武林、徽州、湖州的戏曲插图都倾向"雅化"风格,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在分析明末湖州戏曲插图独特风格的基础上,从经济文化、审美风尚变化等多维视角阐释形成这种风格的深层次原因。

从用典看宋词的“雅化”

宋词的“雅化”指的是宋词的“诗化”和“散文化”。用典,使词进一步“雅化”,更使得词成为与诗、文并列的“雅文学”,但同时也使词进一步弱化了俗文学的体性。

当代说唱文学的归属与“雅化”

本文阐明说唱文学是曲艺形式的文学脚本,是语言艺术的一特殊领地。本文仅就文学研究中的习惯性偏向——当代说唱文学的“雅化”嬗变——“雅化”前景忧乐谈。

试论张可久散曲的“雅化”特征

张可久是元散曲的集大成者,其散曲一直以“雅化”著称,但学界对此特征的功过评价应一分为二地看待。张可久“雅化”特征主要表现在典雅的语言、雅正的意象两个方面。其中,典雅的语言又反映在曲作中广泛运用了比喻、用典、对偶、叠字等修辞。

文学格局新变:通俗文学的“升格”与“雅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格局发生了变化,通俗文学呈现"升格"与"雅化",主要表现在武侠、言情、史传三类文学作品中。读者对通俗文学新的更高品位的需求与作家对通俗文学创作的自觉追求,是通俗文学升格和雅化的"催化剂",而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以及社会的进步,构成了通俗文学升格和雅化的内在契机。考察中外文学史,发现文学由"通俗"向"高雅"变迁是一个规律。通俗文学"升格"和"雅化"的最终结果是雅俗共赏。

论民间艺术“雅化”转向及其文化逻辑

民间艺术是在农耕社会语境中发展起来的一种"俗"艺术,随着生存土壤的消失,逐渐变成"遗产"存在于现代社会中。目前关于民间艺术保护的途径都存在一定缺陷,难以真正保证其传承发展。为激活其生命力,许多民间艺人纷纷转向审美"雅化",对民间艺术进行艺术创新,使之进入现代艺术体制。事实证明,审美"雅化"可以成为民间艺术现代重生的重要手段。但是,"雅化"既是一种艺术性提升的追求,更是一种被迫选择。此转向逻辑背后实则蕴含着传统美学话语对民间艺术的偏见,反映出民间艺术的深层美学困境,即因缺乏民艺美学话语权导致在艺术市场的被边缘化,不得不以精英艺术的标准自我规训。因此,为避免"雅化"的畸形化,促进民间艺术自由健康发展,需要通过构建民间艺术审美话语营造良好的民艺美学生态。

论张先词的“雅化”

张先和柳永是北宋中叶齐名的词人,然而当时士大夫阶层时他们的评价却是不相同的。柳永的词虽传唱四方,拥有为数众多的受好者,连仁宗皇帝也“颇好其词,每对宴,必使侍从歌之再三”(《后山诗话》),却为士大夫所鄙薄。他的“彩线慵拈拌伊坐”曾被晏殊嘲诋(《画墁录》)。晏殊仕途坦荡,词风雍容典雅,以“珠玉”名词集。作为宋初词坛的代表人物,对流连狭邪的柳永及风格俚俗的柳词,自然不屑一顾。他对柳词的态度,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

关于碑版、民间墨迹书法实践中“雅化”的相关问题

清季以来,碑版、民间墨迹书法等帖学体系之外的书法资源被引入书法实践中,而如何将这些无作者身份且带有民间性质的书作资源"雅化"于书法艺术的笔墨表现之中,数百年来,书家皆在多角度、多方式地实践和研究。本文意在探讨书家"雅化"碑版、民间墨迹书法的历程及其方法,以及如何将具有民间性、模糊性的非名家笔下的作品纳入中国文化审美体系之中的问题。

汉语新诗的“雅化”及前景

古代汉诗具有“雅”的特征。“雅”在指代古代共同语的同时，往往也指代了这种共同语所记载的文献与文化成果。这些文献是当时生产力与文明程度最高，且最发达、最强大的夏、商、周部族及其建立的国家的思想文化成果，代表当时的主流文化和最高水平，“雅”由此成为领先和水平的标志。超越原始或原生状态的世俗水平，达到更高水准文化艺术形态的过程，就是通常所说的“雅化”。

网络文艺处在“雅化”关键期

截至2017年6月，我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到3．53亿，根据网络小说改编的电影、电视剧、网络游戏铺天盖地。据清华大学课题组发布的《2016中国IP产业报告》，中国IP影响力排名前100位，网络小说就占了61部。

文体学视野下周邦彦词的雅化路径探析

在文体学视野下,对周邦彦词的雅化路径进行考察。之后发现,“众体兼备”的周词,其雅化的重要路径有:“以诗为词”“以赋为词”“以小说为词”等等。在集众体之大成的同时,坚守“本色当行”,吸取各体“雅”的成分,实现了词的雅化,达到“情”与“事”的巧妙结合,抒情“不为情役”,“用事不为事用”,展示了周词奇妙的雅化过程,体现了文体内在的交融和互动。这种雅化路径开启了南宋姜夔等人的雅词创作范式,对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的雅词创作也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论欧阳修词雅化的审美倾向

欧阳修的词风格多样,具有雅化特点,体现了士大夫的学识修养与情怀。欧阳修遵循花间词所具备的柔婉音乐旋律,摒弃了词过于俗艳的特点,在词中注入士大夫的雅正情怀,呈现出魏晋士人高逸闲雅的精神特质。欧阳修使用以理节情、以诗为词等艺术方法对词进行雅化,使得词的发展迈上新台阶。虽然欧阳修的词风格多样,但大多数文人更加倾向于接受欧阳修词“雅正”的审美倾向,这与欧阳修儒雅高洁的人格魅力密不可分,也与文人本身崇尚雅正风流的传统文化心理息息相关。

民间音乐中的雅俗关系及其“雅化”问题

“雅”与“俗”(郑)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化范畴和审美范畴。著名音乐美学家蔡仲德先生在其所著《中国音乐美学史》一书的绪论中指出:“中国音乐美学史始终在讨论情与德(礼)的关系、声与度的关系、悲与美的关系、乐与政的关系、古与今(雅与郑)的关系。”[1]可见,雅俗关系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审美的重要问题之一。

清末民初北碑接受过程中的“雅化”转向——以赵熙为例

清代碑学的理论建构极大拓展了书法的经典范畴,以往被称为“穷乡儿女造像”的民间书法材料逐渐进入书学视野,北碑成为继篆隶书体之后清末民国书法创新与审美表现的重要领域。在碑学内在尚新求变与自我反思精神的指引下,清末民初的北碑书写与审美呈现几个不同的阶段,出现了以邓石如、赵之谦、张裕钊、于右任等为代表的几次重大转变。其中,以赵熙、梁启超等人为代表,追求对北碑予以“雅化”,此类书风虽与碑学崇尚“雄强”“质朴”的审美风尚有所差异,但仍然符合碑学开放性及自我革新的特点,是碑学发展过程中书家主观探索精神的体现。